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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去年，我交了一个新朋友，他的名字叫Gavin。Gavin不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朋友，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却算得上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朋友中最“独特”的一个。
和Gavin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交道”，是在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会上做报告的，是五位分别来自美、加两国，从事中国研究的社科学者，作为助教的我则是讲台上唯一的中国面孔。从基调上看，几位主讲学者都是对中国态度友好的“Panda Hugger”（熊猫拥抱者，在美国意指对华友好人士），因此，在提问环节开始前，整场会议都是在一种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直到Gavin的出现。
当时，我看到Gavin举手示意准备提问，没想太多便把麦克风交给了他。但是，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倏然让会场的氛围紧张了起来。对于其中两位与会学者的研究，Gavin仿佛早有准备一般，提出了不少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反驳论据，进而对两名研究者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而在质疑的基础上，Gavin更是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连串的批评——其中有些可称中肯，也有些有失偏颇，一时间，会场的空气几乎凝固，而我望向台下，更是在不少中国留学生的眼神中看到了熊熊燃起的怒火。
或许是因为在学术领域“久经沙场”的缘故，两名受到质疑的学者似乎并未为气氛所困，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澄清了Gavin的部分误解，而对于Gavin在其研究之外提出的其他批评，他们则表示这些话题更适合放到会场之外讨论与交流。
但是，就在我从学者手中接回话筒，准备照例叫起下一个提问者的时候，一种使命感在我的心中浮现了出来——在Gavin的提问中，我既听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误解与偏见，也听出了他对中国问题真诚而热忱的关怀，而我当年不远万里来到大洋彼岸，为的不正是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架起一座小小的桥梁吗？
我知道，在我的不少留学生朋友心中，Gavin在会上的提问已经足以将他打入“坏外国人”的名册，以至于让他变成留学生圈子里的“公敌”，但我却始终相信沟通的力量，相信只要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和落落大方的自信从容，能融化偏见与敌意的坚冰。
于是，我在获得与会学者的同意后，对Gavin提出的每一项批评分别做出了回应。回应时，我的身份既是一名对相关领域有所关切的学术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有着切身体会的普通中国人。
一方面，我以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资料为工具，为Gavin详细解释了他批评的部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情况，以及他对这些情况可能的误解来源；另一方面，我也以普通中国人的身份和立场，表达了愿意与他进一步深入交流，消除误解，为解决我们共同关切的中国社会问题一道努力的意愿。
放下话筒的时候，我听到了鼓励的掌声——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掌声不仅来自台下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在场的其他听众，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之前一直板着脸，显得充满戒备的Gavin，也露出了友善而真诚的笑容，为我鼓起了掌。就在那一刻，我确认自己相信的东西没错——真诚大方的沟通，自有其无可取代的力量。
会后，Gavin主动找到我，与我互留了联系方式，于是我们就成了常常在网上交流，不时还会见面喝上两杯的朋友。他极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给了我不少创见性的启发，而我也让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认识。Gavin的出现让我头一次发现，即便是看似立场与自己针锋相对的人，也同样可以通过交流与沟通成为好友。
多年前，我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远房表哥，他每次回国，都会感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求学得不易。那时的中国，虽然体量巨大，但在国际舞台上还难有影响。当我来到美国之时，一切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快速发展，在海外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留学生队伍也更加浩浩荡荡。
然而，不同的人对“大国范儿”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人会认为，强大了，就根本不需要在意外界的误解与批评，可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大国范儿”，既有傲立于世的大国风采，也有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更有积极开放的大国视野。为此，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我们理应成为这种“大国范儿”的代表，去以平和稳健的心态和外国人进行积极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言者，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可能就是那些具体而微小的言行。
周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