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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王淦昌、钱学森、王大珩、马大猷、陈芳允、王绶琯、邹承鲁、朱光亚、方守贤、林群、王选、赵忠贤……这一个个新中国科技事业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之所以绑在一起，竟是和一个中学生科技俱乐部有关。
那是1999年，包括他们在内的61位院士专家，在一份倡议书上签下名字，联名发出“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学（后改为科技——记者注）俱乐部活动”的倡议。此后，这个一手拉着科学家，一手牵着中学生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正式成立，并在属于中国的科学教育舞台上，足足活跃了20年。
在前不久举行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20周年大会上，俱乐部秘书长周琳列举一组数据：过去20年，俱乐部进进出出的科学家达721人，参与其中的中学生累计超过5万人，约2300人体验科研实践，一批诸如丛欢、臧充之、洪暐哲在内30岁左右的往届学生会员，已在国际科学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那61位倡议者的最初判断。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最早发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曾说：“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
20年，他们所做的，就是寻找这2%-3%的可能性。
“30岁前的高峰”
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
今年，王绶琯迈入了人生的第96个年头，身卧病榻，已很难再下床，但他的脑子里还在惦记着两件事：一件是科学前沿的最新进展；另一件，就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未来发展。
20年前的他76岁，已经卸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等职务，被称作我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
就是在那一年，这样一位誉满学界的大科学家，将眼睛瞄向了青少年。
“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这是1997年，王绶琯写给时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信中的一段话。他说，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无声无息了。
次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科普领导小组组长的郭传杰接到王绶琯的电话。电话里王绶琯说出了他的想法，即以科学家大手拉中学生小手，办个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这并非王绶琯头脑一热。
他曾系统地研究过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发现杰出科学家的首次创造高峰，一般出现在30岁之前：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波尔28岁提出原子模型……20世纪的100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计159人次，他们取得代表性成就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9.9%，40岁以下的占67%。
如今很多学者都在引用类似的数据，来说明培育青年科学家的重要性。但鲜为人知的是，王绶琯是最早研究这一“年龄规律”的人之一。
在王绶琯看来，这个“年龄规律”是科技人才早期发现并为其创造成才机遇的客观依据。他说，青少年十六七岁时，正是其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这个时候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
“在青少年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这个问题，对政府，应属谋国方略；对科学界，是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王绶琯说。
那通电话过后的第三天，郭传杰便收到了王绶琯的倡议书，他签名后，送给王大珩、路甬祥、白春礼。他们签过名，又请中科院学部联系更多的人……
如今，当年签名的纸张已经泛黄，但61个的名字清晰可见，其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人。
签名落款的那一年是1999年。同年6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正式成立。
“去功利”
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
郭传杰说起这个年满20岁的俱乐部，用了两个“不易”：一个是好的倡议坚持了20年，没有像一阵风一样说说就过去，实属不易；另一个是在中国目前过分重视应试的大环境下，俱乐部始终保持着与“功利化”“应试教育”的距离，更属难得。
“现在社会上，以科学教育之名来做事情的很多，但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让青少年提高成绩获大奖，之后更容易考上北大、清华，这种功利目标占很大因素！”郭传杰说。
但对于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伊始，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清晰地记得，1999年6月12日，这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正式启动的日子，地点就在北京四中礼堂，一间不大的多功能厅里挤满100多名学生。那时担任副校长的刘长铭，和有意向参加的学生“约法三章”——
“参加这个活动，你们可能会接触到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但任何一个同学都不能为了自己上大学，请这些科学家给你写推荐信，你们能做到吗？”
“你们要做的事，是要拿出大量的时间，而且跟考试无关，对高考和升学很可能没有帮助，你们如果不愿意，可以退出。”
所有报名的学生都留下了。
刘长铭很欣慰，“一个青少年，要想成为一个杰出科技人才，必须带有非常纯真的目的，而不应该有任何功利的色彩——这是一个杰出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黄力最初被这个俱乐部吸引，也和“去功利化”有关，“它不追求功利，只关注实效”。
他最早迎来的会员，是来自北京八中少年班的两位同学，当时他们年纪还很小，其中一位刚满11岁。第一次见面后，看着两个孩子拿着一篇英文论文转身离开，黄力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那么小，能看明白我给的那篇文章吗，能做好我给他们的课题吗？”
出乎意料的是，几周后，两位孩子借助字典，居然大体理解了论文的内容。实验开始后，他们则又回到了自己的年纪：手忙脚乱、忘这忘那。不过，在经历了十几次失败后，他们还是完成了课题。
“这种不为功利的无心插柳，却往往能‘柳成荫’。”黄力回忆道，做出成果的第二年，两个孩子带着自己的成果去参加英特尔比赛，获得团队三等奖。那个11岁的孩子后来还迎来一个高光时刻：刚考进清华大学，就应英特尔邀请参加了深圳高交会并作大会报告。
不过在公开场合，这些科学家很少谈起孩子们的“获奖”“成绩”，因为他们相信，在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如果激活的是孩子们的功利心，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科学家的大手”
人生路很长，常常要有人拉一把
外界很难想象，这个俱乐部对科研导师的聘任要求，竟比一些研究所评选职称还要严格。
韩金林是王绶琯的博士生，2001年就被德国马普学会会长任命为中德马普射电天文合作伙伴小组组长，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但他一直无缘俱乐部科研导师的身份。直到2007年，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王绶琯才让他参加俱乐部活动，试着做俱乐部指导教师。
“导师必须是非常优秀的科研专家，有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实验室或研究团队。想当初，王绶琯先生联系的导师，都是院士或准院士级别……真的不是一般科技人员就能胜任的。”韩金林说。
此言不虚。在这个俱乐部科研导师团队中，有着一批院士的身影贯穿始终，他们中有王绶琯、王乃彦、郑哲敏、黎乐民、匡廷云、林群、周立伟、朱邦芬8位院士。
王乃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学家，他援引爱因斯坦的故事说，“能够促进他得到这么大的成果，很多人说是因为天赋，因为他是天才。但他说不是这样，是他执着的坚持与努力”。
包括他在内的科学家，愿意做年轻一代坚持和努力背后的推手。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郑哲敏说，“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可以比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么多大家，打造“黄金导师”？教孩子而已，“杀鸡焉用牛刀”？
王绶琯曾不止一次地被问到类似问题。他总会不紧不慢从自己的经历说起，“我就是因为年轻时遇到了几双科学领域的‘大手’，才有幸走进天文科学的殿堂。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
那么等到有一天，自己成了“大手”，要不要为当下的“小手”做些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原研究员温刚是俱乐部的一名科研导师，他曾长期跟随气候变化研究的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学习。他说，“科学思想是叶先生传授给我的，我也告诉了我在俱乐部的学生杨远，杨远后来成长起来了，带了学生，也告诉他的学生——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生动的科学方法的传承，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的传承。”
“学贵安钻迷。”
这是王绶琯时常跟韩金林说的，真的有兴趣，才有钻研精神，有孜孜不倦不断追求的动力，最后才能真的成才。
在韩金林的指导过程中，最常做的就是“问问题”：多问几个可以让孩子们思考和钻研的小问题，让他们自己探索。
“我让他们自己列出5个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问题，然后根据我们的知识面和专业条件，告诉他哪些问题已经被解释清楚了，哪些问题可以试着探索一下，帮助他发展成为一个小课题。”韩金林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孩子们对自己列出的问题进行探索，一般会做得很认真。中学生的评价大多是“从未有过如此神奇的体验”。
“这些聪明的学生一旦钻研起来，过程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不管想做的事情最后做成做不成，过程中科研实践活动的思维训练都已贯穿始终，青少年理当终身受益。”韩金林说。
“高中科研”
科学的种子那时候就埋在了心里
35岁的丛欢曾是中科院理化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早期会员。
在电脑里，丛欢找到了19年前，他高一时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心得，其中写道，“当年的俱乐部科考历历在目，那短短几天的经历，在一个少年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那是2000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丛欢跟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陈佐忠研究员和动物研究所钟文勤研究员等科研导师，进行了一场为期8天的科学考察之旅。
“短短几天，收获颇丰，不过新知识的获取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我从科学家们身上所看到的一种精神。”回忆起那段时光，丛欢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亲眼看到的”。
他看到，陈佐忠和钟文勤两位老师头顶着炎炎的烈日，和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还看到，两位老师不顾已过六旬，时时处处为孩子们展现着作为一个老科学家的本色。
“就拿挖土来说，每次陈佐忠老师总是亲自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然后站到里面，用小铲把不同深度的土铲出来，并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解。”丛欢说。
临行前，孩子们偶然从老师手里发现一本书《绿色的梦》，其中记载着老一辈科学家们在茫茫草原上克服困难、创建定位站的故事，令人肃然起敬。那次带队的两位老师的经历也颇为传奇：陈佐忠曾在定位站当了20多年的站长，钟文勤更是在草原工作了近40年。
“40年啊！正如书中所说的，他把青春献给了科学，献给了草原！”丛欢说，那一次草原之行，他见到了宽广无边的草原，领略了宽广无边科学天地，但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和勇于献身的品格。
那一年，丛欢16岁。
在少年时代就被种下科学梦想的，还有王思远。
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回忆起当年的俱乐部科研实践，他说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双“放光的眼睛”。
“当年我问黄老师为什么要研究古菌，他两眼放光，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说，古菌生活在那么极端的环境，能把我的想象力带到非常‘极端’的方向去。”王思远说。
俱乐部成立20周年之际，王绶琯专门发来一段话，其中提到，“坚持志愿初衷，守诚不渝”。
他说，十年树木。这10年，20年，一批又一批科学家“树”了一个实验，在科学家与青少年中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20年过去，61位最初倡议俱乐部的科学家，已有23人先后故去。最先给予俱乐部基金支持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也已故去。
今天的科学家渐渐老去，明天的科学家正在成长。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