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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9日夜晚，昆明文庙街“大喊祥”钟表店门窗紧闭。屋内灯光昏暗，所有人都认真收听着收音机，25岁的崔英凤坐立不安，不时偷偷朝窗外张望；其他几名年轻人也都显得紧张而兴奋。
夜里12点，收音机传来消息：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将李弥、沈醉等在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军高级军官全部扣押；卢汉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出《云南起义通电》。云南和平解放。
钟表店店员胡平旭激动不已，他抓起崔英凤和同事在几天前缝制好的五星红旗，与两名工友一起爬上钟表店的3楼，在夜色中挂出了昆明市市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二天清晨，即1949年12月10日，距离“大喊祥”钟表店不远的昆明市区的最高点、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上的瞭望台，升起了一面长十二尺、宽八尺的五星红旗。当天，昆明市的主要街道正义路、南屏街、金碧路、武成路等，都插上了事先秘密做好的五星红旗。尽管当时还处于迎接解放的枪林弹雨中，但人们喜悦的心情难以掩饰。
缝制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崔英凤和悬挂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胡平旭，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一生都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现更名为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3年，时年89岁的崔英凤在回忆文章中说，当天的经历让她“永世难忘”。
70年后的2019年9月16日，胡平旭、崔英凤的儿子胡嘉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说：“父母一生低调，直到我们上初中时，才对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这面深藏在崔英凤心中的红旗，以及昆明市迎接解放的第一批五星红旗，连接着一所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以下简称“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创办、并从创办之初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影响和直接领导的学校——昆明中华小学。
为失学儿童创办小学
1942年夏天，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的孙起孟，受委派到昆明担任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联合教育界、经济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办的，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的团体。
孙起孟临行前，周恩来叮嘱他，要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灵活机动地开展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在教育阵地上取得成绩。
孙起孟到昆明履职以后，不仅积极开展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业务，还大力推动民主运动、团结进步人士、掩护革命同志、掩护党的地下电台、秘密刻印《新华社电讯》等。每次回重庆总社，总要设法与周恩来、董必武见面，汇报工作，听取意见。
他领导下的职教社云南办事处，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昆明的孩子。
1942年秋天，昆明市区内的小学因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敌机轰炸不得不疏散到乡下，市区内大量儿童失学，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甚至流落街头。
为解决这些失学儿童的学习问题，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开办了两个小学升学预备班，大量收容失学儿童。
为使更多的孩子获得上学机会，1943年8月，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将预备班改为“昆明私立中华小学”，孙起孟担任首任校长。
自1943年5月以后，昆明兴隆街109号就是中华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中华小学、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共用的办公办学场所，此后多年，它成为抗日民主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方阵地，是中共地下省委、市委在昆明的一个重要工作据点，被称为“小解放区”“红色堡垒”。
如今，每当提及这段历史，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光总是心潮澎湃。他说：“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华小学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和熏陶，参加过昆明地区一系列革命斗争和民主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起孟离开了云南。资料记载，中华小学从1942年创办至1949年，曾先后有9人担任校长，他们和历任教导主任、辅（训）导主任，都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7年，地下党组织开始在中华小学的教职员工中发展地下党员，1948年底，云南办事处建立党支部，1949年4月，建立党总支。在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及其所属的补习学校和中华小学的27名专职教职工中，有共产党员12人，地下党组织联系的革命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成员10人。其他5人为进步青年教师。
“民青”是1945年1月10日，由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进步社团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宣告成立的，“民青”自成立起宗旨和任务就很清晰：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尽管随着全国解放，国民党逃离大陆，“民青”组织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但却在中国现当代的青年运动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些地下党员分别参加了地下市委“市民工作组”和“妇女工作组”领导工作，通过建立歌咏队、职工联谊会等方式，发展积极分子约2000人。“市民工作组”有党员40多人、“民青”成员700多人；“妇女工作组”在短时间内发展40余名“民青”和“妇协”成员，建立了5个“民青”小组，4个“妇协”小组，并建立了50多个“家庭解放区”。
解放战争期间，以这批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为骨干，中华小学组织和参与了昆明地区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
学校在南屏大剧院公开演出《兄妺开荒》《乐园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等庆祝抗战胜利、反对内战为主题的进步歌舞节目；到其他小学表演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儿童歌舞剧；1945年年底，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声援“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学校师生参加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害追悼会的筹备及活动，参加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和保障人权运动。
1949年9月9日，“九九整肃”期间，国民党反动军警在一周之内，两次武装包围并搜查职教社云南办事处，捕去中华小学教师、地下党员杨国秀等3人；中华小学和补校教职工、学生30多人紧急疏散到乡下，继续参加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昆明有50多种期刊，但没有一份报刊适合儿童阅读。1946年3月，中华小学创办的《少年报》公开发行。《少年报》是四开小报，每半月出版一次，设置了时事评论、社会自然、文学艺术、少年创作等版面。校长兼社长，教职员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每期对外公开售报，中华小学的同学也积极上街卖报，青少年都喜欢读，每期能卖出4000余份。由于《少年报》站在人民一边，替青少年说话，3个月后，即1946年6月，仅仅出版了7期的《少年报》，就被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
1949年初夏，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中华小学学生中成立地下少先队，即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地下党员、教师梁凡生负责少先队工作，他参考解放区少先队的章程，结合昆明的实际情况，草拟了地下少先队的章程，规定了少先队的性质、任务、队员条件和活动方式等，秘密在高年级和“自动小学”的学生中发展少先队员30多人。
校园里秘密缝制五星红旗
70年前，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余斌的家就在中华小学旁，“小时候天天都要从校门口过”。但是，当年才12岁的少年余斌却“对那道门里的事一无所知”。
直到40年后，中年余斌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华小学的文章，“既惊讶又惭愧”，急忙找了一些书来看，“才知道中华小学不是一般的小学”。“那里可以唱《山那边有好地方》和《金凤子》一类的革命歌曲，可以阅读进步书刊，关起门来，它就是小解放区。”
曾担任中华小学校长的司徒怀，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丈夫杨夫戎交给她一本从香港秘密带来昆明的画报。画报中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新闻，并登载了五星红旗的样式。杨夫戎是地下党市委委员，他代表组织给地下党员司徒怀下达任务，秘密缝制五星红旗以迎接云南解放。
“当时我喜悦的心情难以表达，我们盼望的这一天就要来到了。”司徒怀说。
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毕业后留在职教社云南办事处工作的崔英凤也记得，“卢汉起义前几天，校长司徒怀抱来一大包红绸料，还有五星红旗的标准尺寸。”崔英凤和地下党员丁毅坚、时任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饶博生妻子丁宜君，中华小学学生饶滌生、左富一起，用缝纫机把红旗缝制好。这面红旗就是胡平旭悬挂上钟表店楼顶的、昆明市市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时，司徒怀还组织了中华小学教师中的“民青”“妇协”成员30多人分头制作红旗。没有钱就大家凑，一叠一叠的半开银币堆集在桌上；红布黄布不够，就向布店赊，缝纫机也是借的。大家照着画报上五星红旗的样式，对五颗五角星的摆放反复推敲琢磨，秘密赶制了第一批国旗近百面。这些国旗在卢汉起义后的第二天就悬挂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上。
司徒怀在回忆录中说：五星红旗后来供不应求，便又发动更多的干部和妇女群众近百人参加制旗工作，有的分散在各自的地方做，但主要地点就在中华小学。同时进行义卖，短时间内，昆明的街道、学校、机关、铺面等都挂上了五星红旗。
让司徒怀最难忘的，是她在地下党员冒汉章家里，与冒汉章的妻子周文焕一起缝制的悬挂在五华山上的那面长十二尺、宽八尺的五星红旗。当时，地下党市委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杨夫戎在现场进行了指导。
“这面五星红旗使全市人民感到兴奋和信赖，它和人民一起迎接着解放大军的到来。” 司徒怀说。
如今，回忆起司徒怀，已是耄耋之年的余斌总是心怀遗憾。
1995年9月的一天，余斌在报上看到司徒怀的讣告。他心里一紧，“是那位校长吗？”带着疑问，他参加了遗体告别，“冒昧地加入鞠躬者的行列，仔细地瞻仰老人的遗容”。
这是余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兴隆街的老街坊”。
小先生任教的“自动小学”
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中为失学儿童而兴办的中华小学，一直没有忘记那些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
解放前，昆明西郊城墙外的臭水河边，高高低低排列着用破砖烂瓦草席垒起的低矮房屋，住着挑担的搬运工、拉人力车的车夫等生活贫困的人。因为没有钱供孩子上学，这些家庭的孩子，有的当报童、有的擦皮鞋、有的捡煤渣。
1946年2月，中华小学决定成立“自动小学”，为这些失学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由小先生给这些儿童上课。
中华小学其实很早就实行了小先生制。
“先生是学生，学生是先生”是中华小学的一项革新运动。小先生们由中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担任，他们课上帮助老师教学，课后帮助同学解答疑问。后来，这些小先生们便成为“自动小学”的骨干教师。他们到贫民窟逐户动员家长送孩子来读书，短短几天，便有120多名儿童前来报名，最大的15岁，最小的8岁。
这些孩子被分成两个班上课。学习国文、算术、唱歌、舞蹈、体育，教材由中华小学的老师编写并用蜡纸刻印出来。上课时间是中午1小时两节课。许多学生背着擦皮鞋的箱子和卖剩的报纸到学校上学，放学后又去卖报纸和擦皮鞋。
“自动小学”的办学经费全部由中华小学的师生们捐赠，穷孩子们不仅能免费得到纸、笔、墨和书本，还能得到师生捐献的衣服和鞋。
“自动小学”的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和各科老师，全部由中华小学的小先生团担任。他们在大先生的指导下，认真备课上课，不懂的就问大先生。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小先生们还想出了许多办法。如小先生张万年教学生识字时，先在黑板上写一个“擦”字，然后立即把它擦掉，问学生：“这是什么字？”学生不解地说：“你把它擦了呀。”张万年笑了：“对，这就是‘擦’字。”
临近解放前一年，昆明白色恐怖加剧，1948年7月，“自动小学”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从1946年至1948年，“自动小学”办了五届，招收学生770人次。
在如今的云南中华职教社社志的英名录里，记录了16位为革命献身的年轻生命。其中，左贵和孟镇芳就曾在“自动小学”就读。
到“自动小学”上学时，左贵18岁，孟镇芳16岁。职教社将他们两人收为校工，他们不仅成为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歌咏队队员，还加入了“民青”组织，协助中华小学教师梁凡生秘密在高小学生和“自动小学”中发展少先队员。1950年4月29日，两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当时，左贵22岁，孟镇芳20岁。
有理想有办法有成绩的小学
2019年9月26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的记者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到西南联大教授李广田以“黎地”笔名发表于《云南日报》1946年1月4日、5日第三版的文章《中华小学——一个有理想、有办法、有成绩的小学校》。因年代久远，图书馆已将报纸制成了胶片。
当年，李广田的儿子便就读于中华小学。1946年元旦，李广田作为学生家长几次到学校参观成绩展览会，对学校的教学十分满意，他对展览中的一副对联产生了兴趣，并引用到了他的文章中。对联写道：“先生是学生，学生是先生，这学校为什么师友弟子都不分？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此地方怎么大孩小孩混在一起？”
这副对联将中华小学当年的教学特色写得活灵活现。
“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家”是当时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中华小学受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陕甘宁边区进步教育事业的影响，不愿墨守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教、学、做”上进行大胆改革，并做出了成绩。
比如，学校的教学思想是：解放儿童的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和时间；培养儿童“自尊、自治、诚实、认真、为人服务”等做人做事的精神。
为此，学校自编的教材都是根据儿童的生活与社会实际编写的，课文中的插图由老师来绘画；学校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民主作风；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和文学艺术的修养；常常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工厂、学校、机关，增长他们的社会知识。学校还实行男女同坐，剪长发，禁装饰。
最有趣的是学校开展的各种“运动”：
国语运动。师生一律不许说方言，请北方人教普通话，教职工和学生都参加了学习；在学校进行国语演讲比赛，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当时校长是云南人，不会说普通话。一位学生质问校长：“个个都说国语，您为什么不说呀？”在孩子们的督促之下，校长也讲起了一口蹩脚的普通话。
铁木儿运动。学校不仅把苏联作家盖达尔的《铁木儿及其伙伴》作为国语课的补充教材，读书组的老师还让学生组成铁木儿团，在学校悄悄做好事：修理破桌椅、打扫教室卫生、帮老师洗脏衣服，做完后只留下“铁木儿”的署名。“铁木儿”们在学校家里做好事，还到昆明南城角污水河边矮小的草棚里，为贫民窟里被外出劳动的父母留在家里的幼儿送去玩具。铁木儿运动培养了孩子为人民服务而不邀功的美德。
不挨骂运动。废除打骂制度，甚至包括一切变相的体罚，如揪耳朵、烤太阳、向儿童发脾气等，代之以奖励与鼓励。老师和学生共定公约，督促遵守。每骂一次就登记在表格上，周末哪个班数量最少哪个班就胜出。这一方法十分有效，课堂上每当学生吵闹不休的时候，老师只要说一句“担心挨骂呀！”吵闹声很快就消失了。老师们都报告，各班挨骂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岁月流逝、时代前进，中华小学‘办孩子喜欢、人民满意的学校’的初心始终未改。”回顾历史传承下来的优秀理念和做法，如今的中华小学校长朱跃利总是心怀感恩。
“中华小学的创办者们，遵照周恩来‘在教育阵地上取得成绩’的指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博大的爱心，不仅是革命办教育，也是教育家办教育，因材施教，大胆创新，教育、教学取得显著成绩，使得中华小学78年来，一直是昆明卓有声誉的优秀学校。”她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