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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1161期

活在表格里的牛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11月13日   05 版)

    一头用于骗补的牛和它的耳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级抽验花名册上签字。

    一张用于骗补的“牛票”。

    按满了红手印的验收花名册。

    贫困户签字的保证书。

    编者按

    这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的怪事,令我们有“如鲠在喉”之感。

    村里少数人家,虚报冒领了扶贫款项——国家投资扶持养牛的“好经”被念歪了。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我们的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按照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无数人不舍昼夜的拼搏奋斗。

    脱贫攻坚以来,根据通报,一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违纪违规使用等问题。中央开展过专项巡视,国务院扶贫办也曾专门委托媒体暗访,以了解相关问题。

    就在同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这样的人家:原本家境贫困,在扶贫资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来越满,家底越来越厚。

    同一个起跑线,跑向不同的终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心: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容易、挣钱比“套钱”麻烦,也有人相信这一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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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吴月梅养着6头牛,村里那本扶贫项目花名册是这么说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头。周建国是4头牛的主人,尽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净得只能找到破旧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风干的陈年牛粪。

    在宁夏固原市的同一个村庄,这两个贫困户都因为表格里的牛获得了扶贫补贴款:截至目前,周建国凭借如今不存在的4头牛拿到了1.2万元,吴月梅已经领到1.2万元,还在等待下一笔补贴。

    此地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今天,跟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起,这里正在竭力减贫。减贫的一个举措是补贴养殖业。

    然而,获得补贴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用周建国的话来说,有的人家虽领了补贴,“连个牛毛、牛槽都没有”。

    村支书则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随着项目验收不断收紧,如今已不再出现。

    但2019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发现了此类情况。

    根据这个村庄的《2019年扶持壮大产业到户项目村级验收花名册》,村民艾玉莲申报养了30只羊,村级验收认定她养了23只。9月的一天,验收结束后,记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净得连羊粪都找不到——当地要求牲口必须圈养。

    艾玉莲支支吾吾告诉记者,羊都是她从别家借来的,她与真正的养羊户商量,将来拿到补贴,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册上,她通过村级验收的养殖项目还包括10只鸡、5只兔。她承认,自己就养了“3只兔子3只鸡”。

    借牛

    按照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享受补贴。2014年,每头牛补贴2000元,后来力度加大,提高到每头3000元。养羊则每只补贴200元。

    但政策限定,补贴只面向新增的牲口,这叫补栏。补贴政策还要求,补栏牛必须是“县外购进”,从县外的地区购入喂养,自家牛下的牛犊就不算“补栏牛”。贫困户经过验收的存栏数,其中基础母牛养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时出栏即时补栏。此举是为了鼓励贫困户“滚动”发展养殖业。

    据这个镇的扶贫办介绍,产业扶贫在该镇效果显著,全镇2017年至今,共补栏8000多头牛。其中一位贫困户,家里从一两头牛因此发展到60多头。

    但也有像吴月梅家这样的情形:她迄今凭借4头牛拿到补贴,其中1头系七八年前买来,其余3头均为该牛繁殖而来,不属于“县外购进”,严格来说,不符合政策。

    周建国采取的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做法。他先卖掉自家的羊,用卖羊的钱在验收前买入牛,验收过后再把牛卖掉。他说:“哪怕咱没养,买着来再倒着出去,套了国家钱,总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连个牛毛也没有、牛槽也没有。”

    有一种在当地见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据不少村民介绍,有的贫困户会在验收前从别人家借来牛,算作自家补栏的牛,以此骗取补贴。

    从古至今,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种,土炕靠烧牛粪煨热,孩子靠卖牛上学,病人靠卖牛吃药。现在,它们被出租、出借,功能发生了变化。

    9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县级抽验过程中,一个贫困户将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被派来负责抽验的工作人员,领到邻居家的牛棚旁。县级抽验顺利通过。此前,该户已经通过了村级与镇级验收。

    “直接把检查的人领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过牛的村民对记者比着手势演示,“就说这是你的牛。”

    他因为借牛给亲戚得到400元报酬。他说,因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亲戚直接把验收组领到他家牛圈。验收通过了。验收表上签了名,按了红手印。

    根据花名册,2017年是宁夏的这个村庄补栏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个贫困户的300多头牛享受扶贫补贴。

    2017年,也是记者走访的村民们口中骗补“最疯狂”的一年。

    当地干部介绍,这也是扩大补贴规模的一年。

    记者走访中遇到这样一户村民:她家在政府补贴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从未养过牛,也未借过牛。但2017年,她家同样享受了3000元的养牛补贴。户主称:3000元是“向村上要来的”。

    据村民们反映,最疯狂的时候,镇上验收组下乡验收,村民们拉着那些借来的牛,在村上到处跑。

    由于封山禁牧,当地牛羊养殖必须圈养,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验收组问那些拉着牛到处跑的人:“你们这是干啥呢?”

    村民会假称:“寻犊呢。”

    镇验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他见过村里拉着牛到处跑的热闹场景。

    多位村民估计,2017年享受补贴的贫困户中,有相当的比例涉及借牛骗补。不同人估计的比例相差甚远。不过,这些说法无从核实。有村镇干部、扶贫队员认为,借牛只是“极个别行为”,“每个村有三五个就了不得了”。

    当地一个从业20多年的牛贩子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2017年是他出租牛数量最多的一年,30头牛租给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户拉两三头,一般都是(租)3天时间。”

    村里一位养牛大户,过去两年多借出过8头牛。他向记者解释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亲戚)能帮上就帮上,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

    另一位养殖户说:“他还给我钱呢,我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处,最终以烟酒、租金的方式表现出来。

    租金每头牛1000元,这是当地贫困户、养牛户、牛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价码。

    2017年,村里一个贫困户,从亲戚家借来一头黄牛拴在自家牛棚。双方约定,费用1000元。

    “就是穷着什么没有,(家里)就一头牛。再拉一头牛,两头牛可以套6000元。”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边给牛铡草,一边向记者解释当初借牛的想法。这6000元相当于她家种10亩大麦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这家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借来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着这家人尚未套得补贴,反而要先赔偿损失。王春桂事后觉得“真是倒了霉了”,当时气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册显示,虽然牛死了,验收还是通过了。2017年,这家人获得了养牛补贴,虽然数额还不够赔偿损失的。

    因为此类意外的发生,养牛户在出借时怀有顾虑。一位把牛借给过亲戚的养牛户说,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钱、有关系、有牛棚,还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着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为了借到牛,有的贫困户借牛时,会承诺把套取的扶贫资金与养牛户均分——比约定俗成的1000元诱惑更大。

    牛票

    通过自家养的牛顶替“县外牛”,也是常有的计谋。一位贫困户笑着说,自己每年都能够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补贴。前提是,要去购买“牛票”与“耳标”,以便通过验收。

    牛票指的是动物检疫部门发放的合格证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与检疫信息。耳标则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黄牌子,上面有二维码和牛的编号,原则上一头牛对应一个耳标。

    当地政府有一套养牛项目的验收标准:存栏牛、牛票、耳标缺一不可,且编号一致。

    记者走访中发现,牛票与耳标,都可从牛贩子、票贩子手中购得。

    理论上,牛票与耳标均由附近县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或乡镇畜牧站出具,并盖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有兽医签字。但骗补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当地一位牛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更大的票贩子手中以一头100元或150元的价格购入牛票、耳标,转手以一头两三百元或两头500元的价格卖出。如果是从他这里租一头牛,带一张牛票、一个耳标,总价是1000元。

    当着记者的面,这位牛贩子联系了他的一个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内搞到50头牛的牛票。代价“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两条香烟。

    源头是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给人买两条‘芙蓉王(香烟)’,不掏钱给你不弄。”牛贩子说,每年验收前,是这种“生意”最好的时候。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检疫合格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动物在市场上是流动的,“报的时候是这些,装车的时候是那些,你怎么确定?”因此,受检疫的牛可能并非养殖户的牛,往往存在许多牛贩子钻空子,借机倒卖牛票与耳标,而政府部门对他们“防不胜防”。

    “光根据检疫合格证,确实也有弊端。”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合格证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界定。”

    至于耳标,购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来的牛本身就带有耳标,原耳标则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贫困户告诉记者,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牛票。记者在附近几个村子走访时,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骗补现象。

    前述牛贩子向记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该镇的4个村子。

    2019年夏季,当地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况的督察通报称:“个别农户在实施产业到户项目过程中,存在以自养牛抵冲项目牛,从购进牛变为购买票证和耳标现象;个别村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对产业到户项目把关不严,对乡镇存在欺瞒行为。”

    镇验收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范骗补,镇政府曾要求贫困户提供买牛的现场交易照片,但后来验收组发现,交易现场照片也可以伪造。

    镇里有时会接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举报,比如虚报农作物种植面积、虚报养殖规模等。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些举报,镇政府会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就会处理。

    “针对这个情况,咱们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动(养牛),还要限制(补贴)。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国家项目嘛。”这位工作人员说,2018年开始,项目补贴有所缩减,2018年限额6000元,2019年限额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镇验收组组长表示,要求县外购牛,是养殖补贴政策不合理之处。那些真正从本地买了牛来养的贫困户,也发展了养殖业,但不得不去购买牛票,否则享受不到补贴。

    另外据村民介绍,也有的贫困户在借牛骗补后,担心东窗事发,真正养起牛来,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贩子称,验收日益严格,租牛卖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卖出去五六十张牛票。他自称卖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当年共卖出100多张牛票,顾客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验收

    白纸上,红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证书,还有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补贴发放之前,很多东西都在证明资金发放的严肃性。

    每个补贴项目要经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同时还要接受不定期“回头看”的核查。验收组需要挨家挨户实地检查存栏数、牛票、耳标等。户主除了按手印,还要签下补栏饲养保证书。

    镇里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保证存栏量是为了促使贫困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管存栏,你把补栏(补贴)一享受,把牛一卖,产业扶贫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2019年9月,记者见到了镇里组织的一次项目验收。验收组发现一户的存栏数比花名册上缺少两头牛。而户主的解释是:“一头卖了给娃娃看病了,一头死了。”验收组告诫他:“存栏是必须要有的,存栏没有的话,你有套国家项目的嫌疑。严格来讲,还要追究你责任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有拿到过补贴的贫困户,家中连牛棚都没有。也有贫困户在验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栏牛的数量,明显不足。

    对于存栏量与补贴数明显不符的几个贫困户,关于牛的去向,他们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赶着牛价高,卖了”,或者“给孩子看病,卖了”,牛消失的原因还包括“牛病了卖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没人养卖掉了”。

    多数人不愿多谈。套取了补贴的周建国向记者表示:“这些事少说,还要靠政府救济呢,把这些人一惹,把这个小鞋给咱一穿,咱就没办法了。”

    镇里一位验收组组长说,如果验收卡得过严,会挨老百姓的骂;如果真出了问题,又要挨领导的骂。他们的一个顾虑是,对扶贫干部的追责,比追查隐蔽的骗补行为容易得多。

    “那个东西很隐性,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干部谈及借牛时说,“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视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们家的牛。”

    村支书则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说谁谁借的牛,你啥证据?你验收时候,耳标在呢,检疫证开下了。你问牛咋不在了,他说牛有病呢,或者用钱呢,卖了。”

    在一位村民看来:“他(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农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进羊圈”的验收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谁家借了牛,但时常碍于人情面子,或者担心得罪人而装不知道。而验收组完成验收后就离开了,又没办法一直在村里盯着,“闹得跟打游击战一样”。

    据介绍,镇验收组会碰到一种情况:圈里有牛,检疫证和耳标都在,但牛圈旁边没牛粪,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牛,但是你为啥不验?你又没有监控。”一位干部说,这种情况,只好先进行验收,“回头看”时“拿下”。

    “回头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举报,或者下乡验收时,发现有明显临时借牛的痕迹的家庭。关键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数,“如果你不养着,说明你可能钻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头看”,确实给一些试图骗补的人带来了麻烦。有时临时得知要验收,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门借牛。

    在那位验收组组长看来,“回头看”确实是遏制骗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是由于扶贫任务重、工作紧,验收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弱”。

    “有时候还没核查或核查不彻底,钱就兑付了。”这位组长说,“钱拨到扶贫办的账上,你要按期给老百姓兑现呢。”不按期兑现,上级会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资金兑付,政府很难追回。

    2019年,吴月梅计划再拿到两头牛的补贴。她已经准备了5个月,4月份就从牛贩子手里买了牛票。

    她的办法是,从儿子家拉来4头牛充数。

    她经历了两次验收,都没通过。验收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多次前往吴月梅家,见她家往常只能圈4头牛的牛棚,却塞了7头,不合常理。他怀疑吴月梅有借牛行为,因此未予通过。

    第三次验收时记者在场,见到7头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员数了存栏牛数,检查了牛票与耳标,让这家人当着验收组和村干部的面签下保证书。验收通过。

    保证书上,吴月梅一家承诺,他们会至少养殖3年以上,如果倒买倒卖检疫证明和耳标,冒充顶替,套取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收回扶贫资金,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两天后,记者再去采访,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头牛。吴月梅最初的解释是,“拉着打犊(配种)去了,将(刚)拉去。”但牛圈门口和院门外被雨淋湿的土地上,连一个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认,是借来儿子家的牛凑数。验收通过的两头牛,“都是我们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从当地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督察通报来看,已经发现了“产业扶贫到户项目涉嫌倒卖假检疫证问题”,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另一份督察通报显示,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存在“验收标准执行不严,补栏的牛羊无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导致项目流失严重”等问题。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报指出,存在“个别村民补栏牛的过程中有无证、套证、购证等现象”。

    督察中还发现,2017年,某个村子存在“按照鸡的标准”对几百只鸽子养殖户进行补贴的情况,而鸽子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把国家亏了”

    在解释原因时,骗补者总会提到一个字——“穷”。

    王春桂说:“都借着套着呢。我想着套两个钱,穷汉人家嘛,挣两个是两个嘛。”

    “穷着老两口,没钱嘛。老两口种下10亩地。老头子心脏病,年年住院,都在药罐罐里头呢。也没有个啥收入。”吴月梅说着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拎出5袋装满药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国不好意思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想着是国家的便宜嘛,错误的认识嘛。”

    他还说,这种做法,“把国家亏了,把领导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村里一位共产党员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遇到邻居前来借牛,他都拒绝,或劝他们别这么做。另一位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最终没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钱使唤了,牛木(方言——即没有)牛,钱木钱,到第二年还是贫困户嘛。”

    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以1000元的价钱租给贫困户,一套牛票和耳标按200元计算,3000元的政府补贴,贫困户实际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对记者感慨,贫困户和牛贩子都落钱,只有政府是吃亏的。

    为了支持贫困户养牛,当地会给予每户数万元的贴息贷款。此外,按2018年的项目补助标准,贫困户修建牛棚、青贮池,种植优质牧草,购进铡草机,都会取得相应的补贴,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为防止“牛死伤农”,政府还愿意承担94%的养殖保险费。

    有养牛户说,正常情况下每头牛能够增收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政府为降低养牛成本补贴的3000元,养下的母牛产的犊,便是自己净赚下的牛。

    据村委会介绍,近3年来,该村到户项目资金补贴涉及牛、羊、猪、驴、兔、鸡、蜜蜂、马铃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贫困户牛永富家只有两头牛,由于养牛成本高,家中还欠有外债,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每年就两头牛在那儿转”。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购进4头牛,如今每年仅靠养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说,看到养牛能够养家糊口,参与者越来越多。他统计过一个村庄的养牛户数量,发现近3年来养牛户至少翻了一番,户均养牛数量也不断增加。玉米播种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产饲料。

    2019年,牛永富又购入一头牛,3000元养牛补贴已经到账。他想不通骗补者的做法:“政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骗?”

    (文中吴月梅、周建国、王春桂、艾玉莲、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11月13日 05 版

活在表格里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