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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北京每天的苏醒和入睡是有节奏有次序的。以早高峰为例，最先活泛起来的地方是神经末梢——那些地铁线路的终点。比如地铁4号线最南端的天宫院站，早高峰来得很早。早晨6点30分左右，站台上已经排起长队。晚高峰又结束得特别晚，以至于在通往这里的末班车上，仍然难以找到座位。
天宫院确实是一个敏感的末梢——它客流量的潮汐，直接反映了住在这里的人群早出晚归的作息。
从这里出发，24岁的赵倩要见到地铁列车的29次“吞吐”，才会到达目的地。她的工作地点是中关村，互联网巨头和新兴经济组织密集之地，被视为中国的硅谷。
她和一只猫住在天宫院。与4号线上的“北宫门”或“圆明园”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并非因为拥有一座皇家建筑而得名。它是北京南端的大兴区北臧村镇23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但是，赵倩给她的猫取了个名字叫“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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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地铁2010年年底通到这个村庄起，“天宫院站”就是承前启后的。它是北京地铁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赵倩回到天宫院站就算到了家，但对车厢里的另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一个起点：出站之后，他们乘坐一趟专线公交车，回到河北省固安县的家里。这种生活每天的通勤时间可能达到5个小时。
天宫院再往南，过了永定河，就到了固安县的地界。北京的手机用户即便身在县城中心，也未必收到移动服务运营商“河北欢迎您”的短信。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是固安离北京太近，你还用着北京的信号呢。
赵倩当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网站上寻找住处，最终锁定了一条“急！转租”的帖子，房子距天宫院地铁站321米。发帖人由房东手里租下这套两居室，赵倩则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卧。她的工作单位附近条件相当的一间卧室，租金要“贵一倍还要再拐个弯儿”。
前任租户把钥匙递到她手中，告诉她，天宫院是“荣华富贵之地”。由天宫院地铁站向西数，四条南北向大街分别叫“天荣大街”“天华大街”“天富大街”“天贵大街”，“荣华富贵”齐了。
她在地图上仔细对照，发现自己周边尽是各种村、场、庄，庞各庄、皮各庄、韩村、丁村，“有点回到老家的感觉”。
到北京前，她想过一串“竹竿胡同”“草帽胡同”这种地道的北京地名。“胡同”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蒙古语，带着元朝大都的味道。
她又很难将“天宫院村”与自己安徽老家的村庄归到一起。
通车之后，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中有3个出口，在随后的几年里盖起了住宅小区。虽然3个小区分属于不同开发商，但有一个共同点——名称里都带“春天”。
年轻人在这些“春天”里成家生子，然后将父母接来一起生活。7年后，头期开盘的商品房价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业主拿到钥匙时，方圆1公里内基本没有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除了一个报刊亭和巡逻的警车，再就是几个早点摊。
现在，同一个地方长出了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高楼的脚下，每天早高峰时段，会有8000至9000人进入城市的轨道交通。打着呵欠的人们，通过幽深的地下隧道，被输送到北京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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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租户临走时叮嘱赵倩，“早晨上地铁一定要坐到座位，不然路上会很惨”。在天宫院，这是一种共识。
“如果你在天宫院站没有坐上座，那基本不会再有座了。每一个抢着要坐下的，至少有1个小时路程。”在附近住过一年半的周迪说。
北京这座城市已铺开的22条地铁线上，有398座车站，承载着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的人口流动。跟市中心的地铁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都设有免费的自行车停放处，带有顶棚，上下两层。外面圈出来的空地上，则整齐地停着一排排电动车，车把上挂着厚厚的挡风罩。
附近的道路两边通常停满了汽车，几乎是车头挨着车尾。那些带有“黑晋鲁豫冀蒙苏”等省份简称的车牌，可以为一个正在学习国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
再往北1公里，就是北京的六环。根据2019年11月施行的办法，外地牌照车辆进入北京六环及以内区域，需要办理“进京证”，每年限办12次，每次期限最长7天。非“京牌”车违规上路和停放，都面临罚则。
以天宫院地铁站为目的地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不存在这种风险——车上都挂着“京牌”。
周迪到现在都记得，早晨看到“固安专线”公交车进站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不跑就没有座位了。
地铁站口总有人小声地拉客，“固安走吗，10元一位。”她好奇，“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
仅据固安公交公司介绍，每天通过该公司专线公交往返天宫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对“固安专线”上的人来说，天宫院拥有“进京第一站”的地位。2015年，由固安南站开往天宫院站的这条专线开通，每天早晨5点30分发车。公交车会在固安城内兜一个小圈，停靠若干站点，最快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全程票价8元。
公交车不是唯一选择，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选择由大广高速开进北京南六环，也可以从大广高速转到京开高速，直抵北京南三环。
为固安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陈聪（化名）回忆，2015年时，固安的新楼盘大约9000元左右1平方米，那时候多是自住的年轻人，一个名叫“孔雀城”的楼盘，一个月能卖100多套。转年的年初，房价涨到每平方米1.2万元，最贵的时候两万多元。购房者看重位置，离附近的大广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卖。
“那时候卖房都不用太多介绍，对标燕郊，告诉客户固安就是下一个燕郊。那时候燕郊就是买‘环京’（地产）的标杆。”陈聪感慨。
燕郊是北京正东方向的另一个小镇，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距离天安门30公里。近10年来，它被视为北京的“睡城”，房价一度涨到每平方米4万元，比河北省会还高。燕郊的很多居民过着潮汐式生活，目前每天约有40万人往返于北京与燕郊之间。
一个在北京和固安之间过了3年“双城生活”的年轻人说，像他这样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地铁4号线沿线的人，大都选择拼车或乘坐“固安专线”到天宫院，“地铁进城时间有保障”。他每天坐第一趟专线赶往天宫院，沿途至少要下车一次，接受进京检查。
2018年，一份更严格的有关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出台之后，固安的房价有所回落。但仍有不少在北京发展的年轻人买房选择固安，当地一些小区在规划时就设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车，直达中关村、望京或是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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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六环外的天宫院站到北四环的中关村站，近40公里路，赵倩听到29次“车门即将关闭”的提示。
“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常常有人以百米冲刺的架势挥动着胳膊撞进来，靠着那股冲劲，撕开一个口子，跟在后面的一两人也能趁机挤上地铁。
第一次经历地铁4号线的早高峰时，赵倩并不觉得人多。后来她才意识到，因为自己在始发站上车，坐在了座位上，“越往城里走人越多”。据她观察，自天宫院向北，前12站下车的人极少。到后来，车厢里人贴人，挤得像堵墙。直到过了西单站，人贴人、肚皮贴车厢、手把门边儿的状况才有所缓解。由此，人们可以稍微体面地进入在她看来“租金高、人少”的海淀区。
坐在座位上，她没怎么注意过拥挤车厢里乘客的表情和衣着。“看不到，你自己试一次就知道了。”
迄今为止，周迪在车上劝过两次架。车厢内部矛盾不外乎“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干吗挤我”。但她自己有座时，不敢去劝架，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嫌她“坐着说话不腰疼”——“你都有座了，还能说我？”
即便总要在这样的车厢里呼吸，打小儿生活在五六线城市的赵倩仍感到兴奋，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北京，北京上班就是这样的”——上班远，路上花费的时间长，但机会多，可以让人变得很强大。
研究城市规划课题的学者也正在关注通勤问题。北京郊区化研究的传统界定方法，通常把北京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学者刘常平在“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的研究中指出，在2015年，北京通勤距离20公里以上的就业人群占比超过了20%。到2018年，北京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165.9万人，占总人口的54.1%，较2015年减少118.8万人。近郊区成为近年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人口出现向外疏解的态势。
在北京，年龄越小承受的通勤时间越长，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是这么说的：15岁至39岁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65岁以上老年人为52分钟。
杨昊然与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一样：在天宫院进站，在中关村下车。他居住的小区与赵倩的住址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每天比赵倩提前半小时出发。他与3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到北京工作快3年，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
这个年轻人坦言，住在天宫院，图的是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他偶尔也觉得通勤时间过长：3个小时，一天的八分之一，能坐高铁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跑一个来回。相当于每10天就有一天用于通勤。“活着活着就这么白白少了1天，细思极恐。”
但在“把地铁当成第二张床”后，他感觉好了很多。坐上地铁，他就习惯戴上口罩和帽子补觉。他没兴趣睁开眼睛观察地铁里的芸芸众生。“坐着也看不到什么，你抬头就是人啊，手机啊，耳机啊，戴着耳机看手机，还有的看别人手机。”
他曾与朋友合租天宫院的这间10平方米的卧室，中介提供的单人床、衣柜和一张电脑桌之外，两人买了一张行军床，轮流使用。
尽管每天近3个小时在路上，赵倩仍对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十分满意。入住半年后，她以每月4100元的价格与房东续租整套房子，也成了“二房东”。像前任租户一样，她在网上发帖寻合租室友。在帖子里，她增加了“比较高端的楼盘”“距大型购物中心一站地”“小区门禁和绿化都很好”等描述，还有一条是：“终点站！有位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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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迪和男友刘亚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宫院，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2012年建成，已是周围“最老”的房子。
此前，他们以同样的价格租住过天宫院以北的新宫站附近一套一居室，也曾在繁华的国贸CBD附近租过一间卧室。说起国贸，他说，“那个破烂地方，太令人嫌弃了。”“但毕竟位置在那，是那么核心的地方，出门走两步，就是整个国贸。”
那是在只有四五栋“老破小”建筑的小区里，一套三居室，客厅也打了隔断辟为卧室。房子里住着在附近上班的4户人。厨房里站两个人便错不开身，他们早晨在厨房洗漱后，匆匆赶去单位如厕。俩人眼见着其他三户人在拥挤的房子里接待亲友，这套房子最多时住过11口人。
刘亚洲说，穿过这四五栋楼，抬眼望去都是高级写字楼，他的住处，让人产生一种在“年薪百万”包围圈里穷得“瑟瑟发抖”的感觉。
事实上，他和女友是这套房子里挣得最多的，两人月收入接近2万元。他们所了解的邻居，有事业单位的合同工，也有“像在金融机构里发广告的”。
附近没有便利店，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钟。他们在居民楼一楼找到了最“古朴”的小卖部——只有一间房子，出售香烟和冰棍儿，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袜子是买不到的。周边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馆，“碗跟盆一样大”的面15元钱一碗，“吃完特别扛饿”。那时，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还在建设中，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多是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
“因为穷，又想住得好一点。”趁着房东要装修房子，刘亚洲拉着女友搬离国贸，沿着地铁4号线找房。
蛋壳公寓联合知乎发布的《2019租房青年生活调查报告》显示，喜欢独自租房的90后和95后人群，占比超过80%。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越愿意选择独自租房。
天宫院站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将“出城”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宫院向北10站的新宫站，“住的品质有了大幅度提升”。一年后，房租涨价30%，他们继续南下。
“每向南一站地，租金会稍落一点点，天宫院不是最便宜的，但只有天宫院才能上得了车。”刘亚洲作为地铁“常旅客”总结着经验。“坐与站是质的区别。如果坐着，多坐十几站或半个小时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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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太重要了。
周迪不喜欢冬天，这也与地铁有关。“冬天大家穿得多，地铁的容量明显不够了。”
她在通勤路上，经常看到人们紧紧拉着栏杆，站姿都被挤歪了，陌生人被挤得几乎要贴到她的脸上。“那也无所谓！你都坐着了，还说啥？能上车就已经很幸福，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铁都还没上来的人。”
他们找房时，一位房屋中介建议，如果觉得租金贵，可以考虑倒数第二站地铁附近的房子，会便宜几百块。“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两居室，差一点的不到4000元，考虑一下吗？呵，在中关村附近，4500元能租个10平米内的卧室。”
这位中介强调，很多租房者都是这么坐地铁的，“上班的话，可以从倒数第二站坐到终点站，（再往回坐）能有座儿。”
赶着“北上”的乘客渴望着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地铁尚未触达的地方等着地铁南延。固安县政务网站，多年里一直显示着乘客们对“固安专线”增加车次、更改线路等方面的建议。据这趟线路的工作人员介绍，专线的运营高峰有着“早进城、晚归乡”的特点，周二至周四每天发车103次，承载着3000人次的往返，周五至下周一每天发车113次，往返超过4000人次。
很多人在期待地铁南延。刘亚洲始终不认为“南延”能成真，根据他的观察，“4号线早高峰运力已经到极限了”。
运营这条线路的京港地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说，地铁4号线最小发车间隔已经临近极限。
曾有政协委员提交过“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南延至大兴区庞各庄的提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答复说，地铁4号线现状客流压力大，最小发车间隔为2分钟，高峰小时最大运力为4.2万人次，“已达到设计能力”。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门站之间的路段，小时最高断面流量已达4.9万人次，线路满载率达117%。“未来进一步加强研究利用区域干路系统设置地面公交快线，构建覆盖全面、接驳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
不过，这并不妨碍网民们畅想地铁南延的话题，此类话题常常围着天宫院打转。“进京的怎么也得进，延长到庞各庄，从庞各庄上；延长到固安，从固安上。不延长，还是从天宫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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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宫院，刘亚洲认为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和北京东边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我们彻底告别了朝阳区和通州区，但依然能打通西城、海淀、大兴，包括昌平。”他又补充说，“认识的人都在西边。”
他们和“西边的朋友”约在中间聚会，还会相约坐跨城公交车继续向南，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温泉。他认为，自己在天宫院“基本没朋友”，“租房哪有什么邻居不邻居的？”
周迪每早7点20分之前出门，晚上8点半左右回到住处，偶尔加班坐末班车，“依旧不会有座”。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周末主要“靠外卖活着”，偶尔逛街时顺便在商场吃饭。她结识的同小区的其他住户，是遛狗时认识的。她养过一只猫和一条狗。“只要你们的狗玩到一起了，你们大概率会熟悉起来。”遛狗时拴绳和不拴绳的、训练狗和不训练的，都成为大家找朋友的依据。
在天宫院，赵倩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成了“二房东”后，她倒了3趟公交车，从同事家抱回一只出生不久的猫，因为猫通体黄色，她给起名“皇上”。
“皇上”是她在天宫院的第一个朋友。
看到她的招租广告，来租次卧的是个文静的姑娘，东西分了好几趟搬来，之前她住同学宿舍，在东六环外。赵倩跟她商量好，房租每月2000元。没有合同，只是口头约法三章——不能带异性回来，不能养大型宠物，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个月提出。
她的室友每周四休息一天，周末照常上班。她们偶尔在吃饭时间一起在客厅里观看综艺节目。赵倩记得，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门，是要借手机充电器。
她评价这是一种“危险与温暖并存”的生活。她觉得在北京，对陌生人变得不害怕了，会容易相信别人，但温暖也是陌生人给的。她觉得幸运，找房没被骗，找室友没遇到坏人。
但当遇到吃火锅找不到同伴、逛街没有人陪、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没有说话对象时，她会感到孤独。
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77亿，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将新增4800万独居家庭。在中国，超过5800万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20岁到39岁的已达2000万，他们也被称为“空巢青年”。
而宠物行业的一份白皮书说，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在2017年的养宠人群中，未婚及已婚无子女者合计占了65.2%。
赵倩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养猫，在客厅里跟着健身App做瑜伽，在小区里跑步。经她测量，绕小区一圈恰好是一公里。
她还跟着网上认识的一群户外活动爱好者，去过雾灵山、喇叭沟和乌兰布统草原。她发现，同行的队友几乎都是一个人报名来玩。
她也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和免费抢票福利，但要看地方，“有的太远就不想去了”。她邀请朋友来家里打牌，因为她租的房子最“宽敞”，十几个人聚会都没问题，但她最多约到过4位。朋友们选择周末“跋山涉水”而来，带零食带水果也带麻将牌，这样的热闹要按季度算。
“慢慢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赵倩说。
有人将“空巢青年”与“孤独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孤独的年轻人孕育了孤独经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则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不是因为“孤独”，而是人们对自己人生异常精致的诉求。就像不结婚的人无法忍受自己“精致生活”里的他人，“对于一切随随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去应对，在没头没尾的细节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时间”。
在他看来，当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只需要干好份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够应付各种风险和担当各类消费。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更核心的原因是，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合租的室友搬离，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杨昊然开始一个人使用一间卧室。他联系密切的仍是大学同学，他们常约着回学校踢球，当然，次数按年计。手机游戏是他每日必备消遣。他买了一个电煮锅，不点外卖的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条。
“走出房子就不孤独了，不能天天在这小屋里呆着。”杨昊然说。但多数时候，他都因为“拖延症”或“行动力不足”而留在房间。“可能也是因为也没有特别想做或是要做的事，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
他也有疑虑，“微信里很热闹，但是生活里好像没什么人，但是你又感觉你有很多朋友，也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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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生活让赵倩学到了一些人生哲学。诸如“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成家与否”，以及“和自己相处更重要”。
她也发现，可能因为独自生活，“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2019年春节后，赵倩的母亲再次提出，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想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赵倩告诉她自己还有合租室友，母亲表示没关系，她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我说我爸在家不吃饭吗？我妈说，你爸吃食堂。”
除了一箱子家乡特产，赵倩的母亲还带来两口铁锅。赵倩的生活质量随之大幅提升。她下班回家，家里已经备好了粥和小菜，周六日还有鱼虾。她不再热心于每天抢外卖红包，也会偶尔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
“现在觉得他们真的老了，想多陪陪他们，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对象，不天天挑我毛病。”赵倩说，“她唠叨的比如东西乱放、老玩手机这些我都能接受，就是关于找对象这个比较麻烦，因为我也不能立刻解决。”
2018年年底，天宫院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位置，开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赵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钟或坐一站地铁去逛街了。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买到任一场次的座位，不用担心没位子。而工作日，购物中心更显空荡，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钟队才能买到奶茶的店铺，在这里很少需要排队。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的慢节奏。和城里风风火火的外卖员不同，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点见过任外卖箱敞开、悠闲地把腿翘在电动车车把上的外卖员。
2019年5月，赵倩将一位同事“忽悠”到自己住的小区租了房子。除了母亲和那只叫“皇上”的猫，她有了可以一起看电影和逛街的人。
对于所有暂时以天宫院为栖息地的人来说，房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月租是3200元，房东突然毁约。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轰了出来。
房东退给了他们押金，3200元。他们没去索赔，因为忙着找下一个落脚点。等到半年后再从中转房搬走，有些当初打包的箱子还没拆开过。
刘亚洲起了买房的念头，将攒下的钱和借来的钱折腾了一年，凑够了100多万元首付，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
他告别了天宫院，“从六环外1公里搬到五环外1公里”，“前进”了一环。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