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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它的宽度；无法预知生命的外延，却可以丰富它的内涵。”法国文学家托马斯·布朗这段名言，几百年来，引发了无数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而这也恰恰是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王泰龄的生命写照。
王泰龄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数学老师。那时候，每年夏天全家人都会去北戴河，住在她家隔壁的是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有一天，王泰龄突发胃病，疼痛难忍，刘世豪给她打了一针——“我还没有意识到，针就打完了”，治好了她的病痛。这让年少的王泰龄觉得，医生药到病除的本事太神奇了，她尤其被刘世豪“下乡也要带几箱书”“真念书”的认真和执着所打动。1944年，王泰龄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记者注），开启了她心向往之的医学之路。
采访王泰龄是在今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清风扑面，朝霞耀眼，小区里淡粉色的樱花已经灿灿地开了好一阵。从她的书房向外望去，花瓣铺落在草丛上，行人经过便泛起粉色的涟漪，亦如92岁的王泰龄温暖的笑容，亦如她的人生，从容地绽放过，此刻轻轻伏在医学的道旁，注目着青年学者拾级而上。
王泰龄说，从未觉得92岁是很老的年龄，她还可以坚持工作很多年，因为有太多的和病理学有关的事都没做完，所以她不会轻易地离去。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中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从未停止的求知和探索积累了王泰龄生命的厚度，也让耄耋之年的她更加淡定与从容。她的生命为发展病理学的使命延展着，为医者的高尚理想日复一日地坚持着，那理想如此简单——把病理学的地基打牢，传给青年。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1942年年初，北京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被迫关闭，协和的师资全都转移到北京医学院。在这里，王泰龄遇见了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胡正详教授，成了他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饱学多识的胡正详教授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今哈佛大学医学院——记者注），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5年后他婉拒了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机会，回来报效祖国。他当时是北医病理系主任，也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中国籍病理系主任兼教务长。胡正详毕生的心血都用于培养年轻的病理科后备人才，对于他来说，勤奋的王泰龄就是那张未来可期的“白纸”。
“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老协和的教授基本都回去了，我生产实习也来到了协和。那时，我最想做外科，但外科不收女学生，我就跟随妇产科泰斗林巧稚教授学习妇科。按照规定，必须完成一年的病理住院医师轮转培训。林巧稚教授特别重视病理，会通过患者宫颈涂片的病理来判断患者内分泌的改变。每次林巧稚教授看完特诊，我都送宫颈涂片去做检测。做完手术，她会马上下楼看病理结果。我越来越意识到，病理学是各个临床学科的基础。”就这样，王泰龄在病理培训期间留在了胡正详所在的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她说：“通常开临床病例讨论会的都是协和医学院的老教授，水平很高，但胡教授放手让我去参加，他很鼓励青年医生参与实践。胡教授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也是帮助最大、值得我敬重的人。”
做好病理医生并非易事，一个医学生读到30岁终于博士毕业了，但一般要到40岁才可能稍有信心地做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没有20年以上的功力，很难成为病理学专家。王泰龄初到病理系时刚满22岁，要做好当时学科基础薄弱、既枯燥又辛苦的病理研究，她深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除了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更要用时间的宽度换取理论与实践的厚度。她说，在她90岁以前，基本没有晚上8点之前回过家。
胡正详教授严谨治学的理念和高尚的医品医德始终影响并激励着王泰龄，他对青年医生的要求严格到几乎苛刻。王泰龄说：“有一次，胡教授让我给学生讲炎症，问我备课的情况。我说，您上课的内容我全都背下来了。他说，那怎么能行呢！你去图书馆把所有文献全部看完！离上课还有20多天，他让技术员推着小车陪着我去图书馆，把相关的几十本书全都借回来，要我把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讲课。从那一次我就知道，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胡教授对我的要求是perfect（完美）。”
这个“完美”的标准伴随了王泰龄一生，直到现在，她还是这样要求自己。她的每一篇报告都要把患者的病史查完整，信息搜集全，在蛛丝马迹中找到患者病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找到病情间的关联，有时还要查阅大量文献。
面对前来会诊的疑难病患者，作为医生要有诚心和耐心，更要有普世之心和仁爱之心。王泰龄说：“医生要让患者真信任你。有时候患者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病情的主要问题，只有耐心沟通，才能根据症状分析出真正的病因所在，再接着深入”……每一次讲课或者参加病理讨论，王泰龄都要重新准备课件和材料，按照主题和需要认真备课，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搞透才敢去讲。
尽量把我这7000多份肝病疑难杂症的会诊报告总结出来
王泰龄在70年的从医生涯中，为我国病理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她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先后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制定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等病理诊断标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及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共14项。1996年退休后，她继续致力于肝脏病理学的研究，认真积累资料，至今还在讲课，积极地培养青年人才。因在肝病病理学领域的突出贡献，2014年，王泰龄被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授予终身贡献奖。
如今，这位92岁的母亲王泰龄、夫人王泰龄和老人王泰龄仍然坚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天8点准时上班。她说：“一两年前还能工作到晚上12点，现在每天下午五六点就得回家睡一会儿。睡醒了再看书或准备讲义或出当天的病理报告，直到深夜一两点才睡。不是我们不休息，是患者不休息。科学进展得太快，老得学，老得读书。”
王泰龄一生都在无尽的病理知识中行走，从一个美丽活跃的医学青年到白发苍苍的退休医者，无论年轻或年老，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欢喜或哀愁，她从没离开过岗位，也从没离开过她的学生、她的患者。
“我现在感觉到身体不如从前了。”王泰龄说，“大部分人到我这个年纪都退休了，可我还有任务，我希望我能多培养些年轻人。在我还有分析能力的时候，我就还能工作。要尽量把我这7000多份肝病疑难杂症的会诊报告总结出来，要不我不在了，这些就成为废纸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学习材料。”
去世以后把遗体捐献做尸检是很光荣的事情
季羡林先生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从刘世豪教授“真念书”的启迪，林巧稚教授“重视病理”的启示，到胡正详教授“报效国家”的情怀和“追求完美”的境界，再到王泰龄的孜孜不倦和理想担当，正是中国病理学发展与进步的真实映照。从1984年调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以来，王泰龄带领她的团队和学生积极开展尸检、外检、分子病理技术研究，积累整理有价值的资料，培养病理医技人才。她让所有同行的医学青年真正理解：勤勉与奋斗可以成为一种人生。
谈到目前最大的忧虑，王泰龄说，唯一的担心就是现在尸检太少，对于病理学的发展而言，尸检是最好的推动。“刚解放的时候，我遇到的所有患者和家属都签字捐献做尸检，医院给他们发一个证书，大家觉得去世以后把遗体捐献做尸检是很光荣的事情，对医学能有很大贡献。我也要捐献的！1948年协和医学院重建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签名——我死后遗体要做尸检……”王泰龄说，她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正是得益于尸检的实践，这个实践的过程让医生能够进一步思考之前对患者的诊断，填补病理学认识的空白。
几近正午时分，温暖的阳光让王泰龄整间书房变得更加舒适和明亮。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地堆着专业书籍，从心血管到妇科，从病理学基础理论到最新出版的外国译著。阳台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从《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办以来的所有期刊。王泰龄指着这些书刊，兴高采烈地说：“你看，市面上有的，我这里都有，好多书还没看完呢。”她在这间房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如今，仍满怀理想，在不停息的工作中继续拓展生命的宽度，积累生命的厚度。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张诗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