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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9亿元、599.42万名、20195所，这是截至2019年9月，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援建希望小学的数据。
这，只是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取得的诸多成果之一。
实施30年，希望工程还产生了哪些溢出效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把这项事业办得越来越好？
在希望工程三十而立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及其团队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管理团队、理事和监事、4个省份的青基会工作团队、8家大捐方负责人以及6所希望小学进行了为期40天的深度访谈与实地调查，并针对现有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了《希望工程三十年回顾》。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康晓光进行了专访。
成效：更多溢出效应
“希望工程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康晓光坦言，改革开放初期，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农户的孩子所享受的教育，与发达地区、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希望工程正是对这种广泛而严重的不平等的精准回应”。
希望工程十周年之际，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青基会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影响的民间公益项目”。
希望工程二十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调查显示，75.7%的人“听说过”希望工程，16.5%的人“知道很多”，总知晓率为92.2%。
康晓光在报告中表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不仅是在希望小学就读的学生，以及受希望工程资助的义务教育、高中、大学阶段的贫困学生。希望工程通过对教师、校长的培训，优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改进了教学技能、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这不仅惠及其个人，最终也惠及学生。
然而，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希望工程实施这么多年的直接贡献。更多的，还有它的溢出效应。
“希望工程的影响早已溢出公益领域，因此，其历史地位绝不仅限于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而存在，它更是一个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工程。”康晓光说，希望工程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占据独特的历史位置。
时隔多年，康晓光对上世纪90年代去云南调研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我给了老乡家孩子300元，有人说康老师在做希望工程”。
但实际上，康晓光表示，那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完全没有经过青基会、希望工程。那会儿，希望工程实施也就四五年的时间，康晓光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了，“很多人甚至觉得做好事就是希望工程”。
“前10多年，希望工程深入基层，由一线工作人员和专家、记者、学生等走访村落、家庭、学校，收集大量数据、图像和基础资料，以客观、真实的数据和事实让全社会了解中国农村、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及其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差距。”康晓光发现，在希望工程的努力下，这些现象与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如“大眼睛”照片，不仅风靡一时，而且经久不衰，深入人心。
30年间，希望工程捐款来自海内外，跨越地区、民族、年龄段、职业类型、社会阶层、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大家不仅捐钱、捐物，还提供了难以计量估价的志愿服务。机构捐赠者广泛分布于国内外的各类企业、各类媒体、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 最让康晓光印象深刻的，曾有死刑犯在执行前将自己剩余的几十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公益的平等化，使‘人人公益’‘全民公益’成为现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创新企业公益理念与公益模式；为许多非专业的个人与组织深入参与公益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康晓光在报告中指出。
除此之外，康晓光还指出，希望工程还发挥着促进财富转移与分配，增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希望工程引起社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真切关注；通过募捐及实施项目，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推动政府部门加大教育投入，引导政府资源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倾斜；学校建设与学生资助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作为扶贫工作的配合补充，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进程中。
发展：大捐方领航公益新模式
创立之初，希望工程的宗旨就定位为“开展对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救助活动”。自1997年以来，康晓光持续观察、研究、深度参与希望工程。
回顾希望工程30年，康晓光将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针对贫困青少年教育问题，以解决基本生存性需求为主；经过一定时期发展，转变为主要以解决贫困青少年的发展性需求为主。
他解释，在解决基本生存性需求即“雪中送炭”阶段，项目结构以资助学生课本费用，校舍、图书馆修建，教师培训为主。在共青团的全力支持下，中国青基会引领行业发展。
“这一阶段，希望工程的资源动员多元化，组织化、社会化并重，公众募款、大捐方并重。”康晓光说，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化动员，为希望工程积累了强大的品牌声誉。
在这一发展时期，希望工程的创新机制以内部自主创新为主，创新动力和主体来自青基会系统内部，尤其是中国青基会。“通常情况下是青基会系统自主设计项目，向外部筹集资源。”康晓光介绍。
他回忆，在希望工程发展的早期，由内部自主探索创新出不少公益模式。“最早以广告形式进行募捐就是青基会首创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形式多样的方式，如通过发行希望工程主题的纪念邮票、明信片推广希望工程，甚至还有以希望工程命名的小行星……
“当年希望工程的创新，后来其他公益机构很难超越，复制都很难。”回忆起希望工程的光辉岁月，康晓光感慨道。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希望工程逐渐迈入解决贫困青少年教育的发展性需求，即“锦上添花”阶段，项目结构针对不同教育阶段，有了不同的资助方式。除了基本的校舍、图书馆修建、教师培训外，学生的音体美等素质教育，以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也成为希望工程关注的重点。
希望工程的创新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康晓光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希望小学成为希望工程创新主发动机的有形载体。
康晓光有个很明显的体会，近些年，受助者开始“觉醒”，“这是非常可喜的”。他解释，希望工程实施一二十年以来，各地希望小学都很成熟了，本身又具吸引力。希望小学长期接待各类捐方，知道捐方是怎么想的，想做什么。
他举了个例子，早些年间，希望工程工作人员到贫困地区的学校调查，对方连“需求”是什么都不懂，但是近些年，不少学校已经能够主动提出需求。“针对孩子的、老师的，硬件设施的……比如买篮球，中等的多少钱、花式的多少钱，校方早就算好账，做了好几套方案，同时还给出不同的效果评估”。
“这一时期，不同受助者的发展性需求具有多样性，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在康晓光看来，这时候单靠一个中心来发现、了解需求，设计方案，是做不到的。客观上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多元化的力量来参与希望工程、回应希望工程的需求，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
他举了个例子，作为希望工程的大捐方之一，宝洁公司在建了200所希望小学后，就不再扩大捐助数量，而是持续在这些学校深耕细作。
作为捐助方，他们并不是给钱了事，而是经常到捐助的学校去调研、问需求、寻找解决办法。
在康晓光看来，希望小学就像“铁打的营盘”，只要学校在，捐方就会持续关注、互动。
“深圳盐田国际港口捐了一所学校，经过十几年不间断的互动，不断升级更新，甚至和深圳重点学校结对，组织教师培训学习，组织学生到香港游学，形成了很好的传承。”康晓光发现，在这样的公司，只有优秀员工才可以在六一儿童节到所捐助的希望小学互动联欢。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企业、员工，自身的价值认同也会得到提升。
转型：从项目到平台
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够30年来一枝独秀，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难以被超越，在康晓光看来，这有赖于它所依托的组织体系拥有货真价实的核心能力：举世无双的公益项目品牌；两万所希望小学，至少3000所能够作为开放的公益平台；全国性的组织体系；共青团及其提供的政治保障；多年培育的忠诚的合作网络；纯正而深厚的核心理念；庞大的忠于使命的职业化队伍，及其项目执行能力。
在希望工程而立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指出，进入新时代，共青团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如何才能把希望工程办得更好？
激发自主创新能力、完善项目到平台的转型、建设公共平台，是康晓光从公益创新专业角度给出的建议。
“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希望工程要随之进行革命性转型，即由青基会系统执行的‘公益项目’转为青基会系统管理的‘公益平台’。”康晓光进一步给出建议，“希望小学平台”和“大学生平台”就是公益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
“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希望小学和大学生为平台，汇集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希望工程的创新与发展。”康晓光说。
他打了个比方，过去都是百货公司，每样商品都是百货公司自己负责进货、销售，现在就好比购物中心，青基会系统就是物业管理，大捐方就像购物中心的各个店家，至于各家店面具体怎么管理、经营，要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进行自我探索。机构要做的，就是做好整体的管理和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康晓光团队在与大捐方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不少大捐方曾和不只一家基金会合作。但是最终接触发现，他们最看重的，就是青基会整个机构做事实在、执行力强、很靠谱，团干部又有热情，作为企业他们愿意和这样的机构合作。
在公共平台建设中，康晓光建议在希望小学平台之外，再开辟新的公共平台——大学生平台。“即在希望工程品牌下，在大学里建立希望工程学生公益支持体系。青基会系统与希望工程，不仅可以为大学生参与希望工程提供支持，还可以借助共青团系统、希望小学、大捐方、公众的力量，为大学生‘实践育人’提供支持，这种支持最终会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反哺到青基会系统与希望工程”。
康晓光发现，由于多年来希望工程大都投入到贫困、偏远地区，加之近些年在社会大众当中的宣传动员力度有所减少，导致希望工程品牌在城市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他认为，在希望工程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提升希望工程这一品牌在城市的影响力很有必要。“让希望工程的品牌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是下一个阶段希望工程战略升级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径。”康晓光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杜沂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