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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和一个同事出差，晚间吃个宵夜驱寒，他借着酒劲儿向我诉说起他“家里难念的经”。起初，我颇为惊诧，因为他是大学教师，妻子在政府工作，这样的家庭怎么也算是城市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了。他说他整日里忙于备课、上课、科研及各种学校事务，他妻子常年加班，他们的小孩打小就由爷爷奶奶代为照顾。爷爷奶奶从开始的溺爱有加和放任自流，到后面的矛盾频生，现在压根管不了。如今，小孩变得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性格暴躁，叛逆心强，夫妇俩被孩子班主任叫去各种“问话”，是家常便饭。
没办法，他们托关系转学，4年内先后3次转学，但孩子还是很难适应国内学校的学习氛围和整体节奏。无奈之下，他们于今年7月把孩子送去澳大利亚念书，代价是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平均约40万元人民币一年）。让他最郁闷的是，孩子在国外的具体情况，他们知晓并不多，孩子并不愿意分享太多，出国的选择到底是好是坏，他们内心真的很忐忑。
同事告诉我，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当普遍。这种普遍性的主要依据有：一些孩子不能适应目前国内的中考和高考指挥棒导向下的教育模式；一些家长不认同目前唯分数论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模式；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太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于是，不少财力雄厚的家长们纷纷砸钱把孩子送去国外念书，他们的心理预期大体包括：外国教育让孩子从小接受国际化的熏陶，成为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让孩子从小适应他国文化，更加独立，增加多种人生选择的机会；增加毕业后国外定居与就业的机会，哪怕回国也可以凭借“海归”身份，从而相对容易谋求更有竞争力的工作岗位。
问题是，没有证据证明孩子出国发展就一定更好。相当比例的学生面临生活孤寂、学业压力、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种族歧视、工作难寻等诸多问题。一些没有家长陪伴和管束的孩子，出国了，就相当于放羊了，有些学会了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旷课翘课，更有甚者还沾染了欺骗、造假、剽窃、滥交、吸毒、卖淫和嫖娼等学习与生活方面的诸多恶习。一些孩子和家长交流最多的就是张口要钱的时候。他们表面上实现了所谓的“自由自在”，但毕业后就感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自由”。因为相关技能的缺失，他们变得寸步难行，面临着被社会淘汰的风险。
当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合作与往来越来越密切。我想奉劝那些将要送孩子出国或已经送出去的家长，需要多思量一下各种不可预期的问题与风险。对于年龄偏小、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而言，家长的贴身陪伴、监督和管束是必不可少的。提早把孩子置身于相对高风险的环境里“自由生长”，无异于揠苗助长，有悖于孩子的成长规律。
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在子女教育方面，我们当然不鼓励一味地留在国内，但也不赞同一窝蜂式地出国留学。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陪伴与监督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才能让那些欲送娃出国念书的家长降低未来风险。此外，面对完全陌生的国外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孩子的身心适应有个过程，家长在孩子出国前需要对孩子从身心健康、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从而让孩子在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里能够较好地实现过渡和调适。
姚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