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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是一名27岁的医学博士生，经受的第一次生命教育，大概就是小时候的非典疫情。那时，每天看着电视里播报的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幼小的我初次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也为医生的伟大而感慨。或许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的心底便埋下了从医的志向。
我专攻的医学领域比较特殊，离“死亡”也比一般的医生更近。读硕士期间，我在肿瘤外科，读博士期间，我则来到了肿瘤内科。这两个科室之间的差别，简单来说就是早期肿瘤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切除，生存和预后相对较好；而不可切除或是已经转移的肿瘤，则只能去内科进行化疗、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因此，在肿瘤内科，医生们往往会见到更多的生死离别。
学医之前，我一直以为“生死”离我很远。身边的亲属大多身体健康，关于死亡的概念来自老师，他会说：生死是人体的自然过程，也是人类进化演变的过程。然而，真正见证过生死离别，我才发现：这种十分笼统的抽象概念，对于真正的生死场景而言，是十分苍白无力的。
人们常说：医院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事实确实如此。大部分患者在第一次面对生死时，都很茫然，他们知道死亡终会来临，但当死亡真正迫近之时，大都会不知所措。在肿瘤外科，我见过许多家属在得知没有手术机会之后瞬间崩溃。可能在当下的环境里，大多数人都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一些传统的思想，使得人们避讳提及死亡，好像不谈它就能够远离死亡一样。这就使得人们在真正面对死亡之前，很少有机会去认真思考这个人生的终极命题。
其实，不仅患者和家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死，许多和我一样的青年医生，同样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最近我正在读一本书《最后的期末考》，作者陈葆琳在书中剖析了美国医生和患者面对生死时的情况，他说：病人临终时，医院往往会让家属与病人共处最后的时光，不去叨扰。这种按流程行事的做法，使得医生不必去直面生死，为医生提供了一种安全感。然而事实上，这意味着医生在面对生死时，选择了逃避，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患者和家属解释死亡，更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要让病人能够有尊严而平静地离开，其实需要医生能够陪伴家属，向他们解释生命离开躯壳的过程，让病人和家属感受到某种慰藉。病人需要体面、需要理解、需要倾听。医生的职责，绝非仅仅像一名机器维修工一样，“维修”他们的身体，同时也要尽可能维护人性与尊严。
我在读硕士期间跟随导师顾晋教授一起出门诊时，曾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让我对终末期肿瘤患者有了深刻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适当的治疗？那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不幸在直肠癌手术后出现了造口复发，而且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肝转移。病人跑遍各大医院，均被拒绝手术治疗，医生们建议他去化疗，但巨大的肿瘤和造口的暴露，使得患者生活质量很差，难以和家人正常相处。当他来到门诊的时候，顾教授看完病例和检查结果后，依据外科的治疗原则准备拒绝手术。但是，患者的恳求却让人十分揪心：“大夫，您要不给我做，我就只有等死了，我的孩子只有4岁，我想看着我女儿长大……”
顾教授思考片刻之后，决定为了一个年轻父亲的请求，冒险做一回手术。后来，我们询问顾老师为何决定手术时，他回答：“我也是父亲，我知道一个父亲对孩子是多么重要！”尽管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该手术很难延长患者的生存，甚至提出，一旦闹出纠纷，教授可能会“晚节不保”。但是，患者出院前说的一句话，却让顾教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说：“大夫，您知道吗，手术之前我的女儿都不让我抱她，现在我可以和她一起去公园了。”
这不禁让我思考：治疗究竟是为了什么？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点，又是生命的延续，对于这例晚期病人的“尊严手术”，我感受到的是医患之间的一种默契。也就是医生和患者对于生死，对于生命尊严的认知是一致的。虽然治疗方式看起来并不遵循“指南”，但我相信，对于这名患者而言，这样的治疗方式才是最佳的选择。
随着医学人文的发展，临终关怀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并非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减轻其病症、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病房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在迅速发展，预示着临终问题已经得到大家的重视。
医学是有限的，也是温暖的。虽然我们常常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名言挂在嘴边，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在未知中摸索从医的真正意义。医疗终究是人文关怀的问题，医生应该对死亡有更充分的认识，同时，能从患者及家属角度理解他们需要什么，这样才能还原医疗的本质。
韩子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