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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武汉大约500公里的湖北恩施州一个3000多人的村庄，疫情的警报1月27日突然紧迫了起来——村医刘华（化名）和妻子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当地医院收治。
村里发出了紧急通知——自1月4日后，去过卫生室的人要立即向村委会报备。紧接着，邻村也发出了同样的通知。
据村民介绍，刘华医术不错，卫生室由他和妻子经营，邻村人也会来找他看病。
1月28日，两名戴着护目镜、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卫生室门口喷洒了消毒液。村干部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排查到过卫生室的人。
“村医感染，整个村子都很害怕，”一位村民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毕竟‘非典’没有来，这个是真来到我们村了——我家人还去过他的诊所。”
据当地卫健委发布的信息，刘华夫妇1月12日至19日一直在坐诊，1月20日曾参加镇卫生院的培训。有40余名村医参加了当天4个小时的培训和午餐。
随后，同刘华密切接触过的十几名村医被隔离观察。没被隔离的村医也很担心，但他们不能关门停诊。在偏远的农村，村卫生室是抗击疫情的据点。
缺乏防护物资的农村
1月21日，刘华所在的村子接到防疫通知。那天晚上，村干部参加了全县视频会议。“按照上级的要求，家家户户都通知到位，不要恐慌，人员不要走动，红白喜事都不要办。”一位村干部向记者介绍。
当时还未发病的村医刘华也迎来了他繁忙的时候。1月22日，从武汉返乡的村民按要求到卫生室登记体检，量体温，在登记卡上填上身份信息、武汉居住地等内容。
全村共有141名武汉返乡者。村里有人还记得刘华当时很累，“去诊所量体温的人很多，一天都排着队，他已经超负荷工作了，防护基本就是一次性口罩”。体温超过38℃的需要上报，后来这一标准改为37.4℃。
全镇每一名村医都被安排了同样的工作，另一名村医告诉记者，在这场防疫战斗中，他领到的“武器”是2支水银温度计、一包口罩、100毫升酒精。
乡村防疫物资短缺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湖北仙桃市，两层一次性口罩、一个白大褂，就是村医陈代林抗击这次疫情的装备。前来测体温的村民穿着棉睡衣，有的没戴口罩，他们从武汉打工回来。
林波所在的村子在河南省邓州市高集镇，距离湖北不到30公里。村里有几名武汉返乡人员。他从镇卫生院领到了一次性的普通隔离衣和11只一次性口罩。头几天，他们让返乡人员自己在家量体温然后报告。1月26日，邓州市专项监督检查组对他们进行了通报批评，要求“村医必须为隔离人员面对面量体温”，以保证数据准确。
他很担心自己被感染，“一旦被感染，就会变成移动的传染源，感染更多人，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家人被感染，他将自己隔离，单独在一个房间睡觉、吃饭。进家前，他用仅存的250毫升酒精消毒，装在香水瓶里省着喷，还是很快用完，“我现在烧艾叶粉在家消毒。”
一次性口罩也得省着用，“两天用一个”。他们多次反映缺防护用品，但跟国内很多地区一样，“一直说没货”。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一位乡镇卫生院医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镇医院每个医护人员一天发一个口罩，没有防护服和护目镜。“现在咳嗽的、发热的，村医都不敢接诊了，而且基本取消了输液，病人直接来卫生院。”
这位医生说，就算来就诊的发热患者没戴口罩，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口罩能提供给患者。广西卫健委印发的《广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方案（试行）》要求，应配备数量充足、符合要求的消毒用品和防护用品（如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隔离衣、防护服、乳胶手套等）。医疗机构要为发热患者提供外科医用口罩。
河南省南阳市柏桐县中心医院向记者介绍，该院1月21日起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接诊，22日开始配备防护用品。直接参与疫情防控的约有七八十名医生，防护物资是一次性口罩和手术隔离衣。
江西省九江市水口村村支书高院林对记者说，村里有16个湖北返乡人员，按要求要居家隔离观察14天，都是由72岁的村医周本淮上门测量体温。迄今有8人脱离隔离期。周本淮是村里唯一的医生，防护装备是一次性口罩、一个白大褂、一双手套。
从1月23日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开始，水口村先后从乡里领了4包口罩，每包50只。而参加防控工作的村干部、村医、保洁员总共有几十人。
“现在宁可严一点，为了老百姓也不能放松”
根据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广西等不同地区农村一线人员反映的情况，1月23日武汉采取封城举措后，村镇一级对疫情防控工作更加重视起来。
除夕这天，刘华所在村庄的广播从清晨喊到天黑，进村的路被封了，村干部开车在街上巡逻，对外出的人进行劝导。在隔壁镇，40台宣传车全镇巡回，防汛喇叭、广场舞音箱共计32个都被征用，近2万张宣传单塞进村民家门，交通部门指导、村民自发组织，对与外县市和乡镇相通的33余处农村公路进行了封堵。
筛查返乡人员是农村疫情防控的重点。江西九江的水口村排查出一个去过湖北的家庭。这家5口人1月22日上午开车去湖北孝感市探亲，下午返回，未向村里报备，最后通过摸排车牌号被查到。
村干部问起时，一家人觉得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因此没必要上报。“认识程度不够，存在侥幸心理。”高院林说。
1月23日晚，山东省聊城市王元村村支书王庆善来到一户村民家里确认信息。根据大数据追踪，这家有人1月11日从武汉返乡，此前的摸底询问中没有承认。
村干部在其门口挂上了“武汉返乡人员禁止接触”的红色横幅，对他们强制隔离。村里给他们提供蔬菜和米面，他们一天两次上报体温。这样的人家不止一户。直到2月1日，这家人才解除了隔离。
一位乡干部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现在宁可严一点，为了老百姓也不能放松。”他从1月23日晚上开始参与疫情防控，一直没有休假。工作内容包括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监控隔离，每天上报信息，劝返外来人员，以及村里的日常消毒等。
“我们提问题你们能帮忙解决吗？”他希望通过记者表达：缺口罩、消毒液、消毒粉等物资。“还有就是希望让我们基层人员少受点委屈，因为老百姓确实有不理解的地方，我们就耐心地做工作。”
每天在村里宣传防疫工作的王庆善也缺少物资，孩子托人给他捎来了口罩，乡里发了84消毒液和消毒粉，但是很快就会用光。
有人说，“中国这么大，武汉离咱很远，怕啥啦”
向村民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是村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林波挂出横幅，提醒村民们不走亲戚、不聚餐。一开始，有的村民满不在乎，“我啥没经历过，这算个事？”还有的说，“中国这么大，武汉离咱很远，怕啥啦？”
1月25日，村里开始封路，村民们开始选择待在家里不出门。林波告诉记者，有的村直接用挖掘机挖土堵路，有的人是人工挖土，放上树枝和木头，只留消防与急救通道，由专人把守。
李天（化名）的家乡在陕西省中部农村，她觉得，直到1月26日，周围的人仍没有重视这件事。“拜年的走亲戚的一个接一个，一车接一车，周围人都在跑亲戚，打麻将的也一直没停过。”而在1天前，包括陕西在内的26个地区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官方通报已经出现了聚集性感染病例时，李天发现，村里一些人还在“大规模拜年”，都是三四十人的聚会。
湖北黄冈人陆屹（化名）1月28日还看到村里有人家在办喜事，“都没戴口罩”。他很着急，“我就担心外边不戴口罩的人出去的增多，会让大多数人失去判断，觉得不严重，松懈下来。”他希望通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呼吁对农村疫情防控更加重视，“我代表农村的人谢谢你们了！”
周围人防疫意识薄弱，李天更担心她的村医父亲。她父亲需要排查武汉返乡人员，“却连一次性外科口罩都未曾配备，更别说N95口罩或者更好的物资了”，而在一些山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防护物品。
她还担心有人会谎报情况。近期，已有不少隐瞒者被通报，比如四川有人隐瞒武汉返回事实，致30多名医护人员密切接触。
在湖北的那个村子，村医刘华确诊后，村民的防疫意识普遍增强了。村民开始四处询问“哪里能买到口罩”。村民几乎不出家门，靠囤积的粮食和菜地自产蔬菜过日子。村里的微信群传着“如何用卫生纸做口罩”的视频，村民纷纷效仿，并在群里晒出了自己的作品。
林波说，没有口罩的村民只能自己想办法。有的用防风棉质口罩应急，还有人戴上了给家畜打饲料时防粉尘的防护面具。
72岁的村医周本淮每天要走近10公里的路，但因为村医工资待遇低，愿意接班的年轻人少，只能由老村医顶着。村医后继乏人是普遍现象。
2003年“非典”发生时，周本淮也负责给返乡人员量体温，但当时是春季，返乡人员少。他感到，这次恰逢春节，不仅发病率高、传播快，影响人数也多。当年是他一个人走访，现在村干部会陪他逐一入户排查。聚集打牌的村民一旦被发现，将上报给派出所。乡里从古至今的唱大戏活动也取消了。他认为，“这次更重视。”
周本淮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也担心会被感染，但他是“医务工作者”，只能冲在前面。他只希望，这次疫情能尽早结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尹海月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