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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鄂西一个普通的乡镇，疫情彻底改变了家乡新年的样态，正月热闹的街面和家庭聚会如今都已消失不见，各家各户都自觉隔离在家度过一个特殊的春节。但是村民们对疫情的接受和反应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年轻人对家人的动员
最初对这场疫情有着敏锐反应的是家乡年轻人，特别是返乡年轻人。引起年轻人重视的重要时间节点是2020年1月20日和21日两天，2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两天新增136例病例，全国各地也开始报道出现病例，钟南山确认病毒可人传人。虽然随着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的发展，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能较及时获得这些信息，但是具体行为上如何落实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年轻人来说，戴口罩等行为是可接受的日常行为，平常为了预防流感或鼻炎等也会戴口罩。但是对村民特别是中老年村民来说，戴口罩等行为是“做作”，别人看到了会笑话，过年不聚会与传统生活习惯相冲突，所以接受防疫行为的心理成本比较大。因此，在防疫行为上，年轻人最初成为宣传和动员家乡防疫的一支重要力量。
年轻人宣传和动员的主要对象是自己的家人，宣传主要内容是戴口罩、勤洗手、多消毒等内容，主要途径是口头劝导和微信群发布消息等。但是年轻人一开始的动员效果似乎普遍都遇到了困难，网上也一度出现了“上联：60后让90后别熬夜；下联：90后让60后戴口罩；横批：谁都不听”之类的段子。
所以，虽然确认了人传人的可能，但家里长辈最初仍然抱着一种旁观者态度和侥幸心理，不愿戴口罩，不愿取消聚会。我1月18日从学校回家，20日看到疫情有严重的趋势就去药房买了10个口罩，当时我的父母还认为我大题小做。22日我们还参加了一次家庭聚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母戴了口罩，但其他多数亲戚特别是老人仍然没有戴口罩。
信息爆炸中警觉与恐慌的平息
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官方消息一出，成为家乡人开始重视防疫的关键节点。从这时起，我由于从武汉回来，也才决定隔离在家。父母出门也开始自觉戴口罩，我让父母外出买菜时购买一些医用消毒酒精，父母自己还另外买了84消毒液。乡镇药店口罩也一度脱销，25日（大年初一）舅舅抢购了一些口罩和感冒药给我们。前一天还出去闲逛的外公外婆也乖乖待在家，出门扔垃圾也会自觉戴上口罩了。
问父母为什么这时开始重视起来，他们解释，封城这么大的举动肯定意味着疫情比想象的严重，并且整个微信朋友圈都在发关于疫情的消息，也引起他们的注意。
紧接着，关于疫情的各种新闻消息铺天盖地地袭来，其中既有官方消息也有各类评论、小道消息等。信息爆炸使得人们高度警惕起来，大年初一原本定好的家庭聚会，大家一致同意取消，从最初我天天看新闻到父母现在天天看新闻，家族群里被各种关于疫情的消息占据，每家每户都隔离在家，街上寥寥无人，整个乡镇在以特殊的寂静迎接新年。
但看似平静的乡镇也开始出现人心的恐慌。这种恐慌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第一，小道消息让人们认为实际情况更加严重，这一想象空间的存在，增加了人们的不信任感和恐慌；第二，信息和评论的多元让普通村民难以判断孰真孰假，所以宁愿以严谨的保守态度面对疫情。不过，这种恐慌随着主流媒体的日常新闻发布和家庭隔离举措逐渐平息下来。
重视基层组织的动员作用
整个乡镇从热闹步入真正的平静，只花了3天左右的时间，从1月23日（腊月廿九）到26日（正月初二），形成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防疫体系，在这一高度动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媒体宣传和家庭动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区的缺位，但是在这场疫情面前，相比之下社区的作用更多是底线维持性。
社区主要有四项举措，第一项是从1月22日起书记和小组长在社区微信群里发布疫情消息和注意事项，以及要求登记返乡人员信息；第二项是劝说取消春节酒席和聚会活动；第三项是从1月25日起，社区干部每天轮流开车用喇叭宣传防疫工作；第四项是遇到有人在街上闲逛或聚会就会劝导。社区仍然认真履行了自上而下的疫情宣传、信息登记等工作，这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维持着防疫秩序。
因此，媒体宣传、家庭动员和社区维持成为这次疫情动员中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其中特别是媒体宣传成为关键。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媒体宣传虽然具有及时迅速和低成本动员的特点，但也有信息爆炸可能带来心态恐慌的弊端；仅靠家庭动员从实践效果来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在动员过程中，相关部门的主导力量其实变得极为重要。
相关部门的主导力量不仅来源于主流媒体信息发布的透明及时，更要来源于政府通过基层在日常工作中通过群众工作建立起的群众信任。
袁梦（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