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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年腊月廿七，犹豫再三后，我退掉了全家老小从北京返乡江苏的高铁票。
来北京近20年，每一次回家过年都是期待已久的旅途。这一次，原本是我的孩子第一次“还乡”。
此前，在一年四季以岁月静好为主题的家人群里——上一秒是亲戚发的“平安是福”贴图，下一秒是我发的新闻短视频：医护人员在机舱里逐一测体温、医护人员在诊室处置病人等，使“珍惜生命中每一天精彩”的贴图都有了几分深刻的内涵。
母亲对我说：“别老发那些，怪吓人的。既然决定不回去，就不想了。”我看出母亲的茫然和失望。毕竟，在当时看来，虽然武汉已经高度戒备，其他省市似乎一切如常。
过年还得有过年的样子。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决定尽量少出门。腊月廿九，电商不打烊，快递小哥还在继续配送，上门的快递员里有个江苏老乡，说也订好了票，除夕回家过年；二手网站上，一个湖北鄂州的网友还拍下我收拾出来的闲置用品，并催我发货。
那一天，全国累计新增确诊病例259例。
正月初一，新春祝福的拜年短信涌来，我心不在焉地回复着。我教过的一个美国学生给我发来微信，没有常见的新年祝福话，他说只想确认我和我的家人都好。
初三一早，父亲出门采购，回来抱怨，超市挤满了人，开门15分钟货架上的蔬菜和肉类就空了一大半，下午还得再去一趟。
我想起头一天在微博上看到的消息，不少人担心传闻中的“封城”，决定提前回京。大年初二就出现返京客流高峰。我打开前两天都还都正常运作的电商，看到了商品“手慢无”的状态，下单后更是显示“今日无人派送”。
我开始后悔了。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到附近的超市，上午9点营业时间一到，我还没反应过来，货架上的绿叶蔬菜就被涌入的购物者一扫而空。当我拿着一盒有点昂贵的牛肉犹豫时，一位电商订单的配送员盯着我说：“你如果不要就给我。”吓得我赶紧说“要的要的”，并把那一盒近百元的牛肉死死攥在手里。
初五，家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我感到全身不适。要不要去发热门诊？还是先自我隔离？我上网搜索新冠肺炎的症状，并仔细回顾了过去两周的行程。早期症状不明显特征的危害性体现出来：除了低烧，并不咳嗽，也无咽痛、乏力、嗜睡等症状在春节期间恐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情况。远程咨询了学医的朋友，并对照网上某权威媒体发布的轻症自我隔离手段后，我决定先把自己关进书房。
隔着房门，我都能感受到家中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除了两岁的女儿，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并用仅有的酒精对家具进行消毒。书房变成了临时的隔离观察室：门是一直关着的，门口放了一张板凳，作为内外物品交换的放置台。一天3顿饭，我只听到外面喊一嗓子“吃饭”，就自觉远离门的位置。家人会把门打开一个小缝隙，一个盛满饭菜的盘子会“哐”一声放在台子上，说一句“喏”，再“哐”一声把门关上，像极了影视剧里牢房里放饭的场景。
关了3天“禁闭”，我才敢戴着口罩走出书房。在客厅玩积木的女儿看到我，迅速抱住奶奶的大腿喊道：“爸爸跑出来了！”
初九，一场大雪使得浑浑噩噩的人和城显得精神了一些，我决定带孩子到院子里走走。由于没戴过口罩，不适感使孩子百般推阻。好不容易戴上，又在进电梯前扯掉。
我对女儿说：“现在外面有一种看不见的小病毒，可能从鼻子钻进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生病要打针吃药了。”我本来很得意，自己的方法简单明了，结果女儿听完故事吓得哇哇大哭。
电梯门恰好打开，邻居租户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他显然心情不好，嘟囔了一句：“小区进出的门都封了，绕了一大圈，差点没让我进。”
在全封闭的小区里，快递员小老乡还在忙碌，他只能隔着铁栅栏往里递送包裹。他最终也没回乡。由于缺人，公司希望他过年期间留在北京加班，虽然“现在的快递陆运已经全部暂停，仅限医疗物资”。
即便如此，我的一位藏族姐姐还是坚持通过航空快递寄来两盒扎西曲林寺的藏香和3袋防瘟丸：“非典的时候就带着的，有用。”一个曾经在北京读书的韩国学者朋友要了我的地址后，竟然要从首尔寄一小箱快递。我问他是什么，他说：“口罩。”我还在发愣，感动得不知道说些什么，他继续说：“现在这边也很难买了。大人口罩12个, 儿童口罩12个寄送了。一切平安。”
一个毕业多年的意大利的学生也给我发来信息。他毕业后留在北京，给一家英国电视台做摄影师，最近在针对疫情做新闻报道。他说：“很确定地相信中国人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情况好起来希望见到您可以一起喝咖啡。”
我回复说：”听说意大利有两例确诊断案例，非常抱歉带来了麻烦。”
“老师，您不用担心这个。”他回复说，“问题不大，又不是故意的。这些事情都是很难预测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害怕，害怕的人行为可能会不好。我也很抱歉。”
易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