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当一座城市为了抗击疫情不得不开始沉睡时，它的神经末梢依旧保持着活跃和敏感。对于这一点，武汉的网约车司机李捷十分了解。
他平均每天出车两到三次，车轮上维系的是这个城市最日常却又最急迫的需求——有高血压病人急需买药、有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着透析。一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继发烂足的老人本该每3天去医院换一次药，但是因为疫情暴发，出行不便，等到李捷去接他时，他已经8天没有换药了，病足几乎腐烂。
李捷只是这个神经未梢上的一分子。1月26日0时，为防控新冠肺炎，除许可车辆外，武汉中心城区实施机动车全面禁行。1月23日，公共交通已先行被暂停。禁行后，有关部门从网约车和出租车公司处召集司机车辆，组建了大约6000辆车的“社区保障车队”，分配至城区1159个社区，保障非发热疾病紧急送医等居民必需出行，协助社区运送物资，为行动不便住户送菜、送药。
除了“社区保障车队”，从除夕至今，出行企业搭建了“医护保障车队”，武汉市民也自发组建起志愿者车队。他们与300辆公交车，部分政府车辆一道，保证着医护人员出行。
在这个疫情依然严重的城市，这些穿梭于街道上的司机大多并没有充足的防护设备，大部分人都需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消毒、悬挂，反复使用，有人甚至将同一件防护服连穿10天。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退出志愿队伍。
一位本地司机说，“我太清楚这城市此刻在发生什么。你问我害不害怕？我当然害怕。但我必须出来，这是我自己的家园……”
另一位司机告诉记者，她只希望这个城市早点好起来，然后她才能好好去挣钱，正常生活。
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
李捷一度很讨厌武汉街道的拥挤。但春节期间，驾车飞驰在空旷的马路上，这位武汉人却在车里不住地哭。“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城市‘生病’了。”
和李捷同属社区保障车队的滴滴出行网约车司机王莉说，公共交通关闭后，她看到消息，说下班的医生护士们没法回家，过路车辆因为不具备防护措施，都不敢停车。她想，天气这么冷，那些医生护士一定会寒心。
王莉老家在湖北荆门市。武汉宣布“封城”的那天，她正常出车，却见到大批人涌入超市，有人开始跑到路上拦车，开价1000元，甚至2000元，只希望能开出武汉市界，开到邻近城市的郊区就可以。
她也犹豫要不要返回老家，最后还是放弃了。除夕这天，妹妹从老家打来了电话。妹妹是护士，很多同学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她说：姐姐你要保护好自己，同学们都说快撑不住了。电话这头，王莉默默哭了，决定做点什么。她想到网上那些医生护士脸上被勒出印子的图片，“是些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
后来成为滴滴出行武汉抗疫调度负责人的曾洪波记得，“封城”后，自己很快接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调集1300多辆车保障社区。1000多辆车几乎一夜间凑齐了。看到网上有大量医护人员因无法出行而求助，这家公司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组建一支200多人的“医护保障车队”。
在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的协调下，滴滴最终共派出1500多辆车。东风出行征集了1000余位司机，T3出行400名。曹操、首汽、高德等出行平台和本地出租车公司也纷纷参与了这场志愿保障行动。
李捷所属的网约车租赁公司一共有70多名司机，“30多个加入了保障车队，另外30个报名了没选上，还有十几个家在外省市，已经回家了，都嚷嚷着要回来。”
除此之外，武汉的私家车主汪奇和一些民间志愿者也已经活动起来。运送医护、转运物资，“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但他也承认，头两天内心很慌，一是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恶劣，二是群内需要帮助的医护人员似乎太多了。
“在群里发一句话，5分钟不看手机，根本找不到在哪儿。”汪奇说，医护人员们坐车的诉求几乎刷屏，到处都在求助。有时一个医生需要坐车，好几人回复，大家彼此又看不清——等到开车过去，发现人已经被接走了。
为让“医护保障车队”有序运行，滴滴出行的程序员用31个小时制成了专门针对约8000名认证医护工作者的特殊程序，植入滴滴出行App后台。让医护人员可以免费叫车。
汪奇所在的诸多“爱心群”也开始安排固定的群助理：有人专门核实医护人员发出的求助信息，然后再由专人将医护的工牌，用车地点、时间等发布在群内，确定专人认领。有的群甚至具备了调度员——尽可能安排距离较近的志愿者接送。
汪奇说，仅仅在他所活跃的十几个群中，估计就有不下1000辆市民自发提供的志愿车辆。
运送的医护人员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0多岁的护士。她的爱人是医生，两人都上了一线。刚满月的孩子被送回了老家。但孩子需要喝的那种奶粉在老家根本买不到，这位护士一直在通话，向各方亲友求助。事情一直解决不了，她在后座哭了起来。汪奇也沉默着抹眼泪。
加入“医护保障车队”的滴滴网约车司机胡建斌接到的第二位乘客，便是一位深夜从武汉协和医院下班的护士。年轻的女孩上车后有些发愣，一言不发。胡建斌便问她，工作累吗？女孩猛醒过来说，说在医院4天了，连轴转，一直没休息，然后便嚎啕大哭。
我不可能不怕，但总有人需要我
曾洪波称，据他了解，医护人员出行目前基本得到了满足。他们一部分被安排入住医院宿舍和附近酒店，政府和医院给予了部分通勤车辆，出租车、网约车公司和民间志愿者也提供着保障。
社区保障车队同样开始运转。王莉要每天6点多起床，驾车30多公里，从武汉黄陂区赶到被分配的武昌区社区。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小区目前秩序不错，“很少有全部配车都在外面的情况。”
李捷和王莉都说，自己所在的社区算不上繁忙的。他们说，武汉有一些居民达数万人的社区，或是那些老旧的小区——它们没有电梯，老年住户又多，都增添了出行的需求与难度。据他们所知，这些社区的司机每天都很忙。
被分配去运送那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老人就医换药时，李捷准时到达了。他本以为老人会有家人陪护，却发现老人拄着单拐，扶着楼梯扶手，满头大汗，从六楼一步步挪下来，疼到脸色惨白。
老人告诉李捷，他的孩子都在海外，“封城”时妻子恰在其他城市。他的左脚因为换药拖延而溃烂，基本不能着地。李捷将老人扶进医院，医生告知，医院目前已被征用，无法处理其他病症。他只得将老人送回家，搀上楼。两天后，再带老人去民营诊所换药。最后离开时，老人紧紧抓着李捷的衣服，不停地道谢。
倘若患病老人、孤寡老人是目前最需要照顾的人群，据王莉观察，需要社区派车帮助出行的第二大群体，是那些自我怀疑可能感染的居民。他们并未发烧，不算疑似病例，但自感各种不适：比如咳嗽、胸闷，希望去医院排查。王莉称，这部分人占到社区出行诉求的30%甚至40%。
“对于这种居民，社区会和我们商量：是否接送，选择权在司机。”王莉说，“一般我们不忍心，都还是出车，只是自己保护得严实点。类似情况很多，大多还是老人，身体弱，又不算疑似，120管不过来。”
但对于已经发烧的居民，依据目前规定，为避免交叉感染，应急保障车辆通常不能运送。社区只能将信息上报，等待医疗系统派车收治。
王莉第一天到达指派社区，遇见一位老奶奶，自称不舒服，想去医院排查。社区人员初步询问筛查，发现她属高度疑似。社区人员立刻告诉说：离远点，我们来处理。
王莉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人们远远地围着老奶奶。阳光下，老人一言不发，坐在社区服务中心门口的椅子上。社区的工作人员跟她喊，您先回去，我们去上报。无论治疗还是隔离，都要排队。老人沉默了几分钟后，慢慢从椅子上站起，再缓缓地躺到地上，用尽力气喊：“我要去医院，我要拍片子，我主动申请隔离……怎么都好，你们帮我解决啊！”
最终，社区人员叫来一辆防护措施相对较好的“医护保障车”，将老人送去了医院。
王莉在司机群里也会偶尔看到，一些社区情况堪忧，工作人员会要求负责社区保障的司机运送高度疑似的患者。这往往令司机陷入恐慌。
她曾接过一位中年女性，刚在医院处理完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母亲的后事。穿防护服的王莉一度有些担忧，但她很快发现，同样裹在防护服里的乘客身体绷得笔直，似乎也紧张到极点。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只有那女人在防护服里默默啜泣、颤抖。
社区和医护保障车队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防护服不够，都只能循环利用。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一度发微博公开求助。曾洪波承认，公司目前还能为司机提供充足的口罩和消毒液，但防护服已十分紧张。
相较下，汪奇这些民间志愿者们的防护更为简陋。他们的一件防护服要连续穿两三天，没有N95口罩，每天戴普通医用口罩出车。2月3日，武汉当地一位名叫何辉的车队志愿者便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
“这件事让大家有点受打击。”汪奇说，“但没人退出车队。”
对于加入志愿车队，李捷一直对家人有所隐瞒。报名那天，他把决心告诉家人，遭到一致反对。他13岁的孩子用手指着他，什么都不说，默默流眼泪。李捷向他们撒谎，自己只为社区送货，一个人都不接触，没啥危险。
李捷其实也担心。他是顶梁柱，家里又有孩子，他不敢想象自己万一感染的后果。“我不可能不怕，但总有人需要我啊。”
“我们的防护不足，大家也心知肚明，就是硬着头皮去做。”汪奇说，现在大家总在群里聊开心的话题，互相开玩笑，甚至发红包。胡建斌的队伍里，司机们则会“攀比”每天接送医护人员的数量。有人会在群里炫耀，我今天接了23单。也有人辩解，今儿每一趟路程都特别长，所以只送了11人。
刚上路那几天，汪奇总担心违反禁行令，被交警查扣。因此他总是拍下每一趟运送的医护人员们的工牌，或是物资的收据。警察每每拦住他们，汪奇就给他们看这些。然后对方就开始反复地说，你们太好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不止一次，汪奇从后视镜看到，车辆放行后，警察就这么站在原地，对着驶远的他们敬礼。
我就是它的一部分
王莉所在社区有4辆配车，两辆是网约车，两辆是出租车。几天下来，原本在路上“水火不容”的双方就成了朋友。每次出车回来，开出租车的大爷不时招呼她，赶快过来，我给你消毒。
乘客们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以前人们打车，更多是觉得我付钱了，你得伺候好。”现在，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说“谢谢”。
几天前，王莉运送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去医院拆线。到达后，老人站在医院门口，迟迟不肯离开，非要帮助王莉倒车，替她看路。
“这段时间，老人真的很无助。”王莉说，她几乎能从乘车外出的每一位老人身上都感受到恐惧、担忧。那位80多岁的老爷爷也一样。陪他出来的女儿明显很不耐烦，老人在车上也一直沉默，看起来充满愧疚，但又一定要王莉开走后才肯去看病。
汪奇说，最初几天，他每天要运送十几拨儿医护人员，而且往往是一位医生叫车，挤上车的却是一群人。自从武汉组织了医护保障车队，政府和几家出行公司介入后，需要民间志愿者接送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每天大概只接送两三趟。”他表示，目前除了保障极少数路途极远或是下班很晚的医护人员出行，民间志愿者大多时间都在运送物资。
“2月以来，形势在慢慢变好。”汪奇回忆，春节那几天，能明显感受到医护人员们的恐慌。医务工作者们有的上车就累得睡着；有的在手机上飞快地敲字，手不住发抖；还有人紧紧抱头，唉声叹气。有人和汪奇说，他们缺乏物资，几乎就要裸奔；也有医生和他形容，就像是洪水来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必须拿肉身去挡。
这些情景大概从1月底开始改变。随着支援赶来，医生们反映，物资紧缺的程度减轻了；人手也在增多，医护们渐渐可以轮班休息。几天来，汪奇听到最多的话便是“现在强多了”。他感觉医护人员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至少大家会笑一笑。
汪奇的车里开始多出各种东西，它们都是坐车的医护人员们留下的。有的医生看汪奇等人的防护措施过于简陋，悄悄将自己的N95口罩塞到他们的车座后面；也有一早乘车的护士，提前在家做好了早饭，下车时将牛奶、鸡蛋和面包一股脑地塞进汪奇怀里。
有一天，王莉和她服务社区的保安聊天。保安大叔很平淡地说，自己女儿科室4个人，3个都感染了，就剩下她自己。现在，她要去支援火神山了。
“过去没遇到大事，我从来不相信‘城市由我建设’。我说这就是空话。”王莉说，“现在，我觉得武汉就是我的家。我就是它的一部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