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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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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死,城市迷恋还在

任冠青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2月20日   05 版)

    1983年,苏珊·桑塔格写的《百年电影回眸》,简直就像一篇提前备好的悼词。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没落的不是电影,而只是人们的电影迷恋。如果电影迷恋死亡了,电影也就死亡了。每次看到这两句,我都会心有戚戚焉。直到有一次,纽约的一个夏日,我与几个同学到中央公园闲逛。所到之处,一位刚刚在诗歌课上拿到A+的法国男生,都会激动地指认着经典电影的场景,并提议我们一起到湖上划船。划船的情形十分好笑:这头是身着海魂衫、明媚地唱起《月亮河》的法国同学,那头则是闷头摇桨、大汗淋漓,对这分突如其来的浪漫甚感无奈的美国男生。那一刻,我的乐观主义也浮上心头:原来城市幻象还在,也许电影还有救。

    在到达一座城市之前,人们早已从电影中道听途说,构筑了或清晰明亮、或异域疏离的城市印象。北京沉稳敦厚,大俗与大雅并重;上海摩登开放,独有一分光怪陆离之美;洛杉矶阳光普照,不给忧郁以任何空间;巴塞罗那热情奔放,让人不觉抛却拘束,享受当下;雅典沉静内敛,闪烁着智慧之光……这些鲜明的城市气质,往往能给电影叙事铺上最为恰当的底色,为观众提供着基本的经验共识。

    比如,在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中,虽然只给了京都20分钟的镜头,却通过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点明了电影的主题。清水寺的静谧和枯山水的无言,窗棂之外风吹竹叶,放置于屋内的花瓶显得孤傲而隐忍。对于父女最后一次旅行的短暂欢乐,对于即将离别的无可奈何,人物无需多着一词,便全可通过京都的城市细节克制地表现出来。

    当然,取景框下的世界,并非全然真实。在很大概率上,导演会为城市加上一层玫瑰色的滤镜,让所有的优点都被放大,让难以忽略的缺点都变得可爱。可是,也并非所有城市都有被电影反复致敬的潜力。一个城市能不能被挑剔的导演们青睐,关键还在于它的气质元素是不是够丰富,它的精神内核是不是够强烈。伍迪·艾伦曾拍过多部与纽约相关的电影,《安妮·霍尔》和《曼哈顿》更被视为写给这座城市的情书。

    电影中,伍迪·艾伦捕捉到的许多城市细节都是耐人寻味的:排着长队的电影院中,总是有侃侃而谈弗洛伊德和麦克卢汉的知识分子;随时来袭的瓢泼大雨,让赴会艺术展览的人小小狼狈一下,却恰到好处地拯救了稍显过分的浪漫主义;偏好步行而非驾车的街道设置,帝国大厦、布鲁克林大桥等城市标志,街角二手书店的文艺腔调与门前随意堆放的垃圾交相辉映……这样看来,许多元素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所谓的电影滤镜也就无可厚非了。毕竟,一封写给城市的情书,本来就是情绪化的、不够客观的,是抛去“丁是丁,卯是卯”的计算的。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够真实的城市幻象,似乎又在反哺着城市的现实。正如劳伦斯所说:艺术与人在混乱中获得宁静有关,艺术与人在纷扰中捕捉到专注有关。每一个城市都是复杂多面的,它通常会同时释放多个信号。电影导演常常会捕捉到最具艺术感和冲击力的那个信号,并不断将其重复和放大。而当人们自觉接受着对这些城市气质的预设时,电影幻象就变为更美好的真实。

    例如,人们每次谈到意大利时,总是会想到地中海风情、对大家庭的重视和肆意享受人生。而这一切,多少有拜于费里尼等导演充满诗意与浪漫的画面表达。在影片《甜蜜的生活》中,女主角西尔维娅在喷泉中优雅舞蹈的一幕,让无数人印象深刻,此后多部电影中仍会向这一桥段致敬。可见,一个城市的电影形象搭建,应非一日之功。它由多种记忆堆叠而成,大浪淘沙之后,唯有其中一两种特质才能被不断承袭。而这些电影也变成非官方的城市宣言,吸引着类似气质的人们前往,成就一番颇具艺术性的自我实现预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电影中,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好恶,往往来自于另一个城市的比较。在一对镜像城市之间,彼此可以互为倒影,也可以相互解构。《婚姻故事》中,丈夫查理一开始对洛杉矶嗤之以鼻:在纽约小剧场的映照下,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显得肤浅而媚俗;相较于纽约杂学旁收的饮食文化,洛杉矶动辄藜麦、羽衣甘蓝以待的“有机”文化显得无端固执;而与纽约步行友好的街道相比,洛杉矶的“大空间”又会让他抱怨“脚一直在离地”。

    “我将教会你差异”。《李尔王》中的这句台词,多年来一直被后人引用。理解差异有多难,看看电影中人们对它的态度就知道了。电影《迷失东京》,就大篇幅展现了人对陌生城市的厌恶与疏离。写满日语的霓虹灯放大着城市的陌生感,斑马线上冷漠的面孔一个个擦肩而过。对于被迫前往的男主角来说,以富士山为背景的高尔夫也充满苦涩。日子是如此难熬,以至于他半开玩笑地对女主角说:我正试图组织一次“越狱”。我在找一个同伙。首先我们得逃出这家酒吧,然后逃出这家酒店,然后逃出这个城市……你加入吗?

    当然,也有人会对城市的异质性全然拥抱,不过这多半是因为此前的生活不尽如人意。《托斯卡纳艳阳下》中,在旧金山黯然离婚、写不出书稿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到了托斯卡纳后,不仅享受着当地嘈杂的市集,写出了“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紫色”的诗句,学习着橄榄不能在雨天采摘的冷知识,甚至还倾其所有在当地买了乡间别墅,过起了乐不思蜀的生活。也许,这其中的褒贬偏好,与城市本身并无多大区别,而全在于彼时彼刻的人物心境与成长阶段。一个是可供逃离的他处,一个则是丧失自我的无奈,也许城市印象本身就是映射内心的镜子。

    对于一个城市的印象,有时也会颇具流动性,有时甚至会乾坤调转。《午夜巴塞罗那》中,两位女主角来到这座热情奔放的城市,膜拜着高迪的建筑,倾听着加泰罗尼亚的音乐,也会兴之所至跟随陌生艺术家参观当地小城。可是“希望与幻灭总是会交替出现”,一番探索之后,她们却明白自己并不适合这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于是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归庸常生活。当然,人们在这一历程中并非一无所获,内心的挣扎之后,往往会更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也许,除了贡献票房、为城市提供可观的旅游收入,电影中的城市幻象正为现实作着更为重大的贡献。有些城市幻象,是让你发现,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有些城市幻象,则会让你发现,对所在之地原来知之甚少。这几年,我陆续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可是每次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邪不压正》等有关北京的电影,却总会涌上一股陌生感。电影中放大的青砖灰瓦、胡同院落之美,老北京“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了这顿饺子”的讲究,都在为我提供着观赏这座城市的新款滤镜。这一刻,幻象最终促成了现实。

任冠青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2月20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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