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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我和朋友杨早应出版社之邀，编写了一本“给孩子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墙书。说是书，其实是一张图，2.4米长的《中国通史》长卷，容纳了500多条中国历史词条，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建筑、音乐、文字、人口等方面的知识点。用了一年多时间编写，再经历两年的编校及送审，去年终于出版。
我们中国人一出生，大脑就内置了一套“中华文明操作系统”，随着我们一点点成长、一点点知识的积累，这套系统中不同的功能被慢慢启动。但我们大多数人毕生可能只能启动这套系统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就像我们用智能手机，往往只用来打电话、发微信，强大的系统也许没人关心。
中国历史无疑是中国人“文明操作系统”中最重要的源代码，这套代码散布在五千年来的历代典籍中，通过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思想家不断升级、迭代，形成如今这套厉害的“中国历史操作系统”。虽然我们现代人大多数看不懂古代的源代码，尤其是甲骨文和先秦文字，但一代代历史学家，运用不同的解码手段，打了无数补丁（注释、注解等），让今天的人也能看懂《春秋》《左传》这样的先秦典籍。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几位中国古代了不起的“历史程序员”和他们开发的“系统”（著作）。这些系统如果我们能好好掌握，那么，启动这套“中国历史操作系统”就指日可待。
首先必须有请司马迁，我们都知道他和他的《史记》，那太史公了不起的地方有哪些呢？
其一，《史记》记录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的近三千年历史。中国五千年历史，司马迁一个人就解决了前面三千年。我们现在对先秦的大多数历史，还是依循《史记》的记录。
其二，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历史书写有了新的范本——纪传体，从依据时间记录国家、帝王为主的编年体，过渡到以人为主的书写模式。即便是记载天子的本纪中，司马迁也用他的“成一家之言”，把灭秦的项羽和乱政的吕后写入本纪；把孔子、陈涉写入记载诸侯的世家；还把那个年代没有太高社会地位的游侠、日者（算命者）、货殖（商人）等写入列传。
其三，司马迁之前及之后，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写当朝以及当朝圣上。据说他写了《今上本纪》，也就是《汉武帝本纪》，可惜到东汉时就已经被毁。但司马迁依然在《史记》里埋了一个“雷”，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写了汉武帝和一个又一个方士的故事，他们都在迎合汉武帝想要封禅的想法，揭示汉武帝怕死的心和在鬼神问题上的劳民伤财。
其四，司马迁的《史记》留存了很多古代文献。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司马家的史学传统，尤其对他父亲司马谈着墨很多，全文收录了其代表作《论六家要旨》，使这部作品得以流传至今；汉初大儒贾谊的《过秦论》，也是全文收录在《史记》中，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
其五，司马迁确立了“正史”样式，本纪、列传成为后世“正史”的标准。到唐朝官修《隋书》时，将“纪传体” 确定为“正史”，《史记》就成为“正史”之首。
其六，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求真，在于考信，在于亮明立场。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做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试问今天能有几人做到？
接下来，我们有请另一位“历史程序员”大咖，他也姓司马，单名光。
从西汉司马迁到北宋司马光，历史行走了一千多年。从东汉班固开始，中国进入了断代史模式。从《汉书》开始，都是后朝学者写前朝的历史，这就避免了掉脑袋的危险。而且其中多数是官修史书，有的皇帝还亲自抓。
南北朝人范晔作《后汉书》，西晋人陈寿作《三国志》，到了大唐，修史更是自上而下的大事，唐太宗、高宗等都亲自挂帅，召集朝廷大臣如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编南北朝诸国史，如南朝四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最后李延寿根据“八书”修订出《南北史》。
这一千多年，纪传体史书可谓独领风骚，从《史记》到《五代史》，加起来1500卷，在司马光看来，没法读也不好传播，他有心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1066年，宋英宗授意司马光编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朝廷还派了几位得力助手，都是著名学者，其中刘攽是两汉专家，刘恕治魏晋南北朝史，范祖禹是唐史专家。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打打下手并担任校对工作。
《资治通鉴》历经19年编成，全书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共计1362年。这个编写团队治学十分严谨，据说范祖禹捧着自己编好的600卷《唐纪》给司马光过目，被删到了80卷。
编写完《资治通鉴》后，他们在洛阳编书的两大间屋子，堆满了删掉的残余文稿。司马光又利用剩余材料写了好几部书，如《通鉴考异》30卷、《通鉴举要历》80卷等。他的几个助手也多有作品名世，比如刘攽的《东汉刊误》、刘恕的《通鉴外纪》、范祖禹的《唐鉴》等。
然而，没过多久，到了南宋，又一位“历史程序员”想升级系统，他是袁枢。
袁枢觉得《资治通鉴》还是部头太大，有没有更便于记忆和检索的办法呢？袁枢开始抄书，把《资治通鉴》中同一事件的原文，按时间顺序摘抄在一起，再安上一个标题。抄了好几年，他终于把《资治通鉴》抄编成239个专题，变成一部史学名著《通鉴纪事本末》。除标题外，袁枢没有增加一个字，但他抄出了中国史学编纂新的体例——纪事本末体。
中国史书编纂，自先秦至北宋，一直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轮流坐庄。编年体的问题是一件史事，经常会被时间分割成许多碎片；纪传体则是一件史事会在不同的人身上重复出现。纪事本末体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史事为主，把时间和人物贯穿其中。
在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后，明清两代产生了十几种纪事本末体史书，有《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成为史学编纂一大流派。
最后要介绍的这位“历史程序员”郑樵，生于北宋，卒于南宋，介于司马光和袁枢之间。他16岁时，曾为太学生的父亲就去世了。他和堂兄在福建莆田附近的夹漈山搭了个茅屋，埋头苦读30年，写了很多著作，《通志》就是其中一种。
郑樵治学广博，终身志愿是把天下的学问汇集一处，写成“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志》就是他志愿的落点。《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包括六书、七音、金石、昆虫草木等略。1161年，郑樵写完《通志》，献给朝廷，第二年春天就过世了，时年58岁。《通志》和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后两部在史学编纂体例中属于制度史。
绿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