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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声此起彼伏，孙贺看见整条走廊全是人，从护士站漫到楼梯口。有人坐在轮椅上，盖着棉被。他听到有人一直叫喊，不懂方言，但能听明白，是要床位。
“他们很害怕，我也很害怕。”他做了4年护士，没见过那样的场面。
这是他到武汉的第四天，2020年2月4日，晚上10点。他值班的4小时内，这层病房收进31个新冠肺炎患者，主要是中老年人。
一对夫妇是互相搀扶着来的。有老人记不住亲属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位甚至不知“电话”是什么意思。有人呼吸困难，无法说话，面对医生的问题，缓慢地点头和摇头。发热最高的体温40摄氏度。有人需要马上吸氧。做检查时，每个人要抽七八管血，因为管数多、针头细，抽到最后血液容易凝住，要找别处的血管再扎一次。
那天下班时，孙贺“瘫了，不知道怎么干过来的”。他30岁，是中日友好医院护士，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他们接管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6东区。该院区经过改造后，主要接收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其他楼层“还有协和的、湘雅的、白求恩医院的”。
“头一天还是一层空房，第二天快满了。”孙贺说，“一天就收了46个，什么场面！”
当初在医院选科室，他选了内分泌科，因为“怕压抑，受不了生离死别”，工作以来“还没‘送走’过一个”。到武汉后，有一天他值班，一位男性患者想喝酸奶，打电话张罗家人送来，请医务人员帮忙接收。“沟通了好几次，把东西给他送进病房，输液时我看着也挺好的。”孙贺再来上班时，那位男士不见了。
“走了。”同事说。
“这么快出院了？”
“没了。”
截至目前，中日友好医院负责的中法院区C6东区共有3名新冠肺炎患者病亡。孙贺站在了他曾经最不想靠近的、离死亡很近的病床边。
中日友好医院第一次征集队员时，他就报名了，当时他感冒没好，没走成。同学朋友劝他，别去，不缺你一个。姨妈听说外甥要去武汉，电话里声音都变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支持者是妈妈：“去吧，只要你想去。”
孙贺此前也只是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他知道院里有专家去了武汉，但没听过“人传人”。他见到医院新开了发热门诊和隔离点，但没见过一个真正的确诊者。后来，他知道有医护人员感染。“普通人不太了解防护知识，医护人员感染，说明（病毒）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防御范围。”
抵达武汉后，他接受两天培训，怎么消毒、防护、穿隔离衣。迎接山西医疗队到来时，一直驻扎在中法院区的著名医生曹彬讲了话。这是孙贺第一次见到这位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以前只在医院布告栏里看过，在传说中听过”。
几位在场者都回忆，曹彬那次讲得很严肃，数次提到“死亡”。“他那种状态，让我觉得（情况）挺严重的。”孙贺说。
相当一部分重症患者，刚入院时几乎失去全部行动能力，在病床上大小便，喝水、吃饭、吃药、翻身都需要辅助。有人完全离不开氧气，有人上了ECMO（人工膜肺），“浑身都是管路”。没有护工、家属，有人来得急，没带生活用品，一只纸杯用到“快碎了”。他们手里只有一个呼叫铃，铃的那头是护士。
有位患者，牙刷被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80多岁的室友误用了。孙贺说，问你家人要新牙刷。那位患者苦笑，“只能找你们要，我家人不是在住院，就是在隔离”。
还有一位患者，闹着要吃苹果，护士从驻地酒店找到了苹果。有人喊冷，“别的医院都有空调，就你们这儿没有”。孙贺解释，关闭中央空调是防止病毒传播。某患者找不到“记得带了”的八宝粥，对着护士发火，结果护士也火了，“后来（患者）就‘乖’多了”。另一位患者症状稍轻，拒绝和较重的病友住在一间病房，起初就站在门口不肯进去。
孙贺听同事讲，有一次，某患者呼吸机上条管路意外脱落，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液体、大量气溶胶都喷到护士的身上。“插管的暴露风险真的很大，护士要参与，还要做所有的善后。”
但孙贺同时认为，新冠病毒再可怕，医务人员多少还能了解一些，患者和家属是茫然的。“没报道出来时，可能还觉得是普通感冒呢，一看报道，得有多无助，生的希望都没了。好不容易能住院，却又见不到家人，没人护理，身边的护士多拿杯水，（帮忙）盖个被子，他们就感觉很好。他们生病着急，我想帮他们，也着急。”
夜里，咳嗽声少，走廊里能听到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和吸氧时的咕嘟声。护士一次值班是4个小时，白班夜班来回倒。孙贺在午夜、清晨、午后的好几个时段，经过武汉的同一条路。进医院后要穿5道门，手套要戴5层（后改为3层），“两层橡胶中间夹着一层吃小龙虾那种（手套）”。隔离衣里穿一件白底蓝花的病号服，脱下来的时候，“不夸张，拧出水”。穿一层鞋套，再穿拖鞋，再穿一层鞋套。护目镜是前面的同事用过的，从消毒液里捞出来。
熟练以后，孙贺15分钟就能完成防护流程。交接班之前，他会先把堆放在两间屋里的6袋医疗垃圾丢掉。
一位80多岁的老人，刚开始腹泻严重，因为性别差异，拒绝让孙贺为她擦拭大便。“我其实有优势！”身高178厘米的孙贺说，“劲儿大，能帮着翻个身，处理得挺干净的。”
过去在内分泌科病房，孙贺几乎没做过这些事。他不常“吸痰”、设置呼吸机参数，没清理过化疗常用的“PICC（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也没接触过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常规的采血变困难了，手套戴太厚，让人没法同时做到扎针、固定、换管，需要两个护士配合。武汉话他听不懂，有天抽血听到患者嘟囔“过早”，他说都快6点了，不早了，再不抽就晚了。后来才知道，“过早”是表达“饿了，想吃早饭”。一起工作的武汉护士交班时叮嘱，抽完血给“自助”打电话。反复交流之后他才明白了，血液样本送实验室，北京叫“物流”，武汉叫“自助”。17床住了一位30多岁的女性，圆脸，齐刘海，总给医患当“武汉话”翻译。一个月磨下来，孙贺“听到音还是对不上汉字，但意思全能明白”。
他记得，几天前值班时，一个29岁的女性入院，“腿像饮料瓶那么细”，患有白血病。他特意去病房查看，患者动不了，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神交流。同病房还有一位白血病患者。“我以前没护理过这类病人，他们免疫力特别低，特别容易感染，要特别小心。”孙贺说。事实上，这层楼的患者，不少都有其他疾病。不久前，中日医院医疗队对一位使用ECMO后好转的患者“撤机”，还同时为其做了“介入治疗”。
“刚开始动不了，说不了话，太可怜了，好了就特别可爱。”随着时间推移，孙贺观察到，很多患者开始好转，撤掉ECMO，摆脱对氧气的依赖，不再咳嗽，肺部CT白色区域缩小，有的顺利出院。
曾经需要孙贺辅助大小便的一位老人，现在一看到他就说：“我已经上完厕所了！”16床一位50多岁的女性，从监护室里出来后，主动说吃了多少、体温多少、小便多少——“精确到毫升数，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一点儿麻烦都不想给我们添了”。孙贺对数字敏感，按床号记人，比如“18床旁边那个17床，人特别好”“16床后来出院了”……他能通过“发型”和“衣着”判断病情，有人刚住院时头发乱糟糟，现在梳得挺整齐。还有人衣服和脸都明显干净了，自理能力恢复了。有人帮病友找助眠药物、分享零食。孙贺能听到女病房的聊天声，也在男病房见过有人爬起来打手机游戏。
一位93岁的女性患者，女儿住在隔壁床。最初老人情况危急，还总闹小情绪。同事刘小雪说，“孙贺总是哄奶奶开心，每次做治疗特别温柔，奶奶后来特别配合。”这位老人病情好转，能下床溜达，还抱着平板电脑“刷剧”，看完一集让闺女换下一集。有一次她非要孙贺一起吃午饭，还有一次，看他护目镜有水汽，让他摘了，“衣服也脱了”——当然，这些要求只能拒绝。
孙贺的同事杨坤杰记得，有位患者总会悄悄给医护人员拍照，“记下我们忙碌时候的样子”。后来她们加了微信，患者发来很多照片。每一次到她床旁，这位阿姨都会叮嘱一遍，“保护好自己”。
上了ECMO的一位，原来是护士眼里的“刺儿头”，不配合，说话还难听，故意找麻烦。杨坤杰发现，用了ECMO之后，他态度好多了。护士随口一句“好久没吃馒头”，他就把自己的早餐留下来。
“他可能看到了生的希望。”杨坤杰推测，她还帮患者剪掉很长的头发，“眼神特别不舍，就知道对生有多渴求”。
孙贺刚上班时，曾在重症监护病房轮岗。“做任何事情，患者是没有回应的，不像在这里，你帮他们，他们特别感谢。”
有一次，医疗队有成员过生日，同事拜托驻地酒店煮一碗长寿面，没想到酒店餐厅自制了奶油蛋糕，“谢谢你们能来”。那之后，酒店餐厅记下了所有在住医护人员的生日，利用有限的材料做蛋糕，外圈的巧克力装饰是手掰的，有的像刀片，有的像石头，边上都放一块牌子“致敬逆行者”。
按照防护规定，房间需要医护人员自己打扫。10平方米不到也要分3个区，进门是污染区，洗手间和过道是半污染区，床附近是清洁区。屋里走一圈，要换3双不同的鞋。离开医院前，医护人员要用酒精直接擦拭面部。有小护士沮丧，“本来皮肤就不好，这下更烂了”，也有人开玩笑，“明明脸特别干，捂了4个小时又捂出油来了”。摘掉手套后，大家会比一比手腕上的勒痕，“看我今天这镯子真霸气，这么粗！”
站在酒店窗前，能看到长江景色。江边有公园，来武汉20天后，有人想起来提议拍照留念。
“谁带化妆品了！”有女生在工作群发问。
“怎么可能！”“带那个有啥用？”还有人说，回到酒店，敷面膜的力气都没有了。
很多人想家了。同事们录个“疫情结束你想干什么”的视频，有人录着录着就开始哭，回到驻地还在哭。也有人计算归期。孙贺想家里两只猫，想看动漫，想把早就混乱的作息时间调整过来，好好睡一觉。他原本打算2020年到武汉看樱花、吃热干面，“行动”意外提前，“项目”却全然不同。
不值班的时候，他和同事去送物资，为医疗队写日志。有时他买鸭脖分给同事吃，不久前，他还策划了护士长的生日聚会。
这一层重症病区投入使用之初，药品来得很慢，针头等耗材没有计数，第一例患者出院时，大家都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办“出院手续”。截至3月3日，已经有29名患者出院。咳嗽声几乎消失了，吸氧的咕嘟声也少了很多。空床出现了，孙贺和同事值班时，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整个医护团队目前没有一人感染。孙贺坚持着每天繁琐的消毒和防护程序，“都这会儿了，一松懈前面全白费”。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2019年，母亲得了场大病，他用掉了加班积攒出来的所有假期，回老家陪护。“从那之后，患者和家属的心情，我全都明白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