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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3月09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

李志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全国青联委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3月09日   02 版)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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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生物安全攸关国家安全,影响发展利益,关乎人类福祉。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决策

    疫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一次严重的瘟疫,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极大的社会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重大瘟疫甚至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公元165年至265年,古罗马发生5次大规模鼠疫,一次比一次惨烈,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严重时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30%以上,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中国明万历年间,山西开始出现鼠疫,到崇祯十六年传入北京,为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历史机遇。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在人类文明的蛮荒时代,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往往与神秘的巫术结合在一起。在与疫病的不断斗争中,一些医学科学成果和治理经验不断出现。比如,在我国古代,医学典籍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疫病预警有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等民谣童谣,专门隔离瘟疫的机构有隋唐的“疠人坊”、宋代的“安济坊”。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生物领域安全依然严峻,艾滋病等传染病、蝗灾等生态灾难依然肆虐,人类仍然没有彻底有效的应对方法。人类的历史大约只有300万年,人们就是在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科学,这是人与自然相处应秉持的首要态度和基本原则。违背自然规律就是违背科学,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党中央决定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决策,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不确定性风险的理性选择。

    应对生物安全的战略安排

    生物安全不仅包含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出国不能随便携带未经检疫检验的动植物产品出境,市场上不允许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出售,以及禽流感、非洲猪瘟直接影响到市场肉价的波动等,这些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

    面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也积极应对。近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抢占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的战略制高点。德国将传染病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部门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之中。美国提出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军事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一些西方国家还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生物智能机器人等,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

    可见,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和短板。比如,我们处置危机的执行力和动员力很强,但预警预防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我们应对确定性危机的能力很强,但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能力还不足;我们集中资源的能力很强,但调配运用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党中央要求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就是为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确保文明赓续的长远之计

    当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依赖”“利用”变成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衰落、消亡,其共同根源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使得这些文明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维系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中华民族尊崇“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历史文化传统居功至伟。历史昭示我们,面对自然,人类依然渺小;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速度,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党中央适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要着力建设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的生态家园。相隔17年暴发的非典、新冠肺炎两次疫情,向我们发出了警示,生物安全的“防火墙”筑不牢,生物安全的“黑天鹅”就可能阻滞社会发展进程,甚至危及全人类的生存。

    将生物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是党中央着眼国家长治久安、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作出的长远谋划。现代国家的安全问题,远比历史上的国家安全问题要复杂得多。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比今天世界上其他大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和尖锐。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国家安全总体布局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全面。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是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既是疫情的倒逼,也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李志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全国青联委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3月09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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