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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2楼没什么特殊的。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5号住院楼里，这只是普通的一层。
那幢70多米高的灰白色住院楼有近千扇窗户，12楼的窗户就淹没在其中。看不出来它们和其他窗户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当这些窗户的窗帘都被摘下来之后。
这是进入“战时”的一种信号——新冠肺炎的患者就住在这些窗户后面，病毒有可能会粘在窗帘上，对于医护人员那是很危险的。
1月25日，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被确定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5天后设计改造完成启用，临时准备的400张病床迅速收满。不久，这里又接到“3个小时内完成病区准备、转移轻症患者，随时准备接收重症患者”的命令，400张病床，变成了800张。
这里几乎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阵地。武大人民医院副院长、东院区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说，收治患者那天全院“战斗了10多个小时，冒着雨，都被淋透了”。既要培训医护、改造病房、接收病人，又要协调物资、保障后勤供应，张丙宏连续30多个小时没睡觉，接了300多个电话，直到手机电量耗尽，“人也撑不住了”。
来自全国的12支医疗队到这里支援，有新疆的、陕西的、山东的、上海的……上海的医生来支援时，换防会议上，一位副院长说，过去10多天，每天最多睡2个小时，“如果我说话有停顿，或是思维混乱，请大家谅解。”
最终，上海的医疗队接管了5号楼的11楼和13楼，有队员问，“12楼呢？”
他们被告知，12楼的医护人员不愿撤出来。这里仍由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和以前一样，没什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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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是后来才知道，在那段时间，12楼是为数不多医护人员“整建制保留下来”的病区。
刚开始的那几天，7位医生和12位护士维持着12楼的运转。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在作为心血管病区的12楼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
为保证防护密闭性，护目镜和口罩边缘要紧紧压实，再用胶带粘紧。时间长了，人的脸颊、脖颈被压出水泡，水泡破裂以后会出现溃疡。
刚开始接诊病人的时候，人手不足，护士们每天穿着防护服在病患区工作6到8个小时。谁撑不住，谁先撤下休息，换其他人再上。摘护目镜时蹭到溃疡处，护士们嘴里会不自觉疼得“嘶”一声。
病患区的过道30多米长。穿上防护服后，走在这里“像是在长跑”。有人“平静地站着就已经很喘了”。还有人护目镜起雾，水珠遮蔽视线，只能靠折射进来的光，凭感觉摸索着在病区走。
一直在12楼工作的心内科主任医师余锂镭也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他的父亲是呼吸科医生，2003年在湖北孝感战斗在“非典”防控一线。那时印象里，穿上防护服的爸爸像宇航员一样，如今他第一次知道，“那个衣服穿起来还是很难受的”。
本来，余锂镭不想和父亲学一个专业，才选了心血管内科。但他没想到，新的疫情来了，他又干起了和父亲一样的工作。
包括余锂镭在内，12楼的一切都必须迅速适应这样的变化。1月25日，医院被确定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
那天是大年初一，随后的改造中，最难的是工人紧缺。张丙宏说，“开到6000元一个工都找不到人”，最终医院向火神山医院工地“借人”，派车把工人接来，才按时改造完成。
1月30日，12楼通过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的验收，成为这个定点医院的第21病区。当天，这里就收到了病人将到的通知，但这时整个12楼只有两套防护服。
余锂镭和护士长刘炜要求其他同事全部待在清洁区，他俩穿上那两套防护服，互相检查密闭性没问题，转身走进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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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在，12楼的条件也算不上优良。主任办公室变成了更衣室和冲洗室，临床教室变成了餐厅。病区对过的楼道，一张医用屏风撑开，隔出了一间“放衣室”——医护人员从家里或宿舍来上班，会在这里放置外套和鞋子。四五个废弃纸箱横着码起来，就是一个“鞋架”。
隔离污染区和清洁区的一扇门很难固定——那是安装时最后装的一扇门，新冠肺炎病人快到了，装修工人来不及装门锁和把手就跑了。留下这扇门和12楼医护人员一起，钉在这里一个多月。
“这是过年期间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余锂镭说，“有点简陋，但这个战斗堡垒，能最大限度保证医护人员安全。”
截至3月9日，一共有75位重症病人陆续走进12楼，23人已从这里治愈出院，11人转为轻症后转院。
刘炜说，病人刚到医院大都很恐惧，“就像游泳快淹死的人抓了根救命稻草，真就是那个感觉”。
有人被问病程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还有人恐惧到不吃饭，甚至血氧饱和度低了上氧气面罩时，有人拒绝呼吸、憋气。
在12楼，护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查房时，他们总是先送上祝福语。祝福语印在A4纸上，余锂镭特地选了那种看起来像手写的字体，一共有20套。
曾月兰收到过这种祝福。已经70多岁的她是2月1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在此之前，她只在1月19日，去了一趟菜市场，回来后高烧超过38℃。
大年初一那天，她去了武汉市第七人民医院。那个时候医院要排很长队才能进去，进去后又要排一个多小时队挂号，然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排队量体温，等走到通往医生门诊的走廊，那里已经水泄不通。
她担心在门诊反而容易被感染，就回了家。在家等了6天，高烧一直不退，1月31日，她只好又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第二天拿到了确诊的结果。
当时人民医院东院刚腾出来在收治病人。到现在曾月兰都记得医生跟她说，你们赶快过来吧，我们在这等着你们。
刘炜是她在医院见到的第一个人。刘炜告诉她，“阿姨你就想象你得了一场重感冒，一点也不要紧张，你一定要开朗，要配合医生治疗，你的病会好的。”
后来，这种祝福送出去得越来越多。2月5日，人民医院东院被确定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当天要将床位扩充到800张。
刘炜挨个病房跟入住的病人打招呼，刚开始还担心入住的病人有意见，没想到大家都很支持。
“对于重症病人来说，一张病床就是一条命。”曾月兰说，“不能我现在住进来，就不管那些住不进来的人，我能想象他们多艰难。”
12楼开始变得拥挤了。那天晚上直到次日1点多，曾月兰听到病房外很多人在跑，在喊，有搬仪器的声音，挪动床铺的声音，熟悉的医生、护士的声音，也有没听到过的声音。
这是12楼最累的一天。所有的医生、护士全部紧急上岗，穿着防护服把收起来的床和仪器再搬回病房。
16个病房每间加了两张床。当天，人民医院东院一共完成268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收治。
与此同时，各地的医疗队正在陆续向武汉驰援。曾月兰在新闻上看到，医院要被来支援的医疗队接管。
曾月兰担心12楼的医生护士会不会被调走，她就在护士查房时悄悄打听，“怎么样，你们走不走？”
刘炜回答，“我们不走，你们放心吧，我不撤，余主任也不撤。我们的病人，我们要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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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锂镭说，大家留下来其实倒不是刻意的，“我们可能刚好有个整建制在这里。”而且，按照余锂镭的说法，一个医护团队治疗这么多患者，对这些患者最熟悉，“如果一直在我们手上，更有利于他们康复出院。”
随着12支医疗队1600人入驻人民医院东院，医院其他科室的医护合并过来支援12楼，加上新疆支援的人，12楼有了49位护士、17位医生。
来自新疆医科大学医疗队的窦丽2月10日进入12楼。2003年“非典”时期，窦丽也在护理一线。护士们脸上的压疮让她想起当年的自己和同事，“压出泡又爆掉，然后又好了又被压出新泡。”
姑娘们最喜欢创可贴和好心人捐助的减压贴，可以减轻一些压迫，窦丽所在的医院从新疆寄来一批减压贴和黏胶剥离喷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深深地压”。
在防护服里，人会大量出汗，在病患区4个小时基本不用上厕所，水分“从汗腺里就已经排完了”。出来后，极度口渴，有的护士会拿500ml的水“一瓶直接就灌进去”。
每天穿上防护服，护士们要蹲几下看看漏不漏气，如果防护服像《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一样鼓起来才算没事儿。
但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平安无事。窦丽值班的时候，23岁的护士常宁在病患区发现防护服裤腿上有个小米粒大小的洞，检查时没有发现。这时，她已经进去一个多小时。
按照“已经暴露”的应急流程，窦丽在缓冲区把常宁所有衣物消毒处理，再让她到冲洗室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洗澡消毒。
常宁回到宿舍隔离观察。她幸运的是，防护服其他部分防护较好、消毒及时，两周未见异常。
“那件防护服存在质量问题，”窦丽说，可能上百件里只有一件，概率很小。但在传染病防治的战场，如果有一个人因此倒下，有可能整个团队都会被隔离，造成更大的人力资源紧缺。
这就是传染病区残酷的地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穿防护服的过程被分解为7个步骤，贴在过道墙上，下面的桌子上对应放着装备。余锂镭说，这样可以减少头脑记忆失误，“不用记，只要跟着步骤走到哪一步，你拿哪一步的装备戴上就行。”
12楼原有的护士和外援按4到5人一组分组，每组都被要求上完一套班后回去休息5天，循环上阵，“隔得时间长，即使万一出现感染情况，不至于全军覆没。”
“对大家真正的好就是都保持距离，为了保证团队完整，时刻都要把你的同事当做‘感染者’来防范，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互相警醒。”余锂镭说。
所幸，从疫情暴发至今，12楼的所有医生、护士，没有一位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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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后，12楼的一些设施开始不堪重负了。那扇没来得及装锁的门也变形了。
以前，大家就想了各种办法去固定它。开始是用两个挂钩和一根橡皮筋，但是风一吹，挂钩就坏了。后来，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熊勇拿着电钻，在门上装了一套老式铁质插销，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变形后的它有些关不严了，这对密闭性要求高的传染病病区来说是“大忌”，医院负责后勤的师傅赶来在门缝打了一层密封条。靠它，12楼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从这门里来来回回的医护人员也是。一个多月来，这里的护士穿过各式各样的防护服。在楼道的装备桌前，他们笑称“世界各国品牌的都穿过了，始终走在时尚前沿”。
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带脚套的那种，拉链拉起来能遮住半边脸，“遮得严，也不用特别使劲压疼脸粘紧口罩。”
窦丽说，女护士们脱了防护服以后不愿意拍照，“觉得太丑了”，都是素面朝天，脸上还有溃疡、勒痕。不过，她开玩笑说，“这也怪省化妆品的。”
周珏秀是这里最小的一位护士。她在2019年8月刚到12楼上班。在上学的时候，她没有接触过防护服。新冠肺炎患者来之前练习时，在12楼一排人的注视、挑错、指正下，她第一次学会穿防护服。然后，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这个马上22岁的女生，希望过生日那天能吃到不远处光谷步行街上的奶茶和炸鸡。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57岁的护工余长珍和周珏秀一样期待着那一天。她和这些医护人员已经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一位住在12楼的新冠肺炎患者因心肌梗死去世。到那个病房擦地，余长珍感到很害怕，“我的孩子还没成家，我老公年纪也大了，我在这个年纪（出了事）怕他们的身体承受不了。”
她每天在上午9点准时开始清洁病患区。进去以后，余长珍把每个房间和过道的垃圾收走，每天能清理出20多袋垃圾，她一袋一袋拖到污物出口，会有师傅开车运走。她再用消毒液浸泡过的拖把擦地面。
除非腰酸到极点，她不敢停下歇着，她害怕“待时间长了感染”，“那一层楼要慌忙做掉，快要3个小时。”
孩子打来电话说，“网上看到的新闻吓人，妈妈你回来。”余长珍就安慰他，“妈妈不怕的，妈妈是做事的。”
她的家就在和医院一条马路之隔的小区里，那里有她不会做饭的丈夫、没成家的儿子。她自己则住在医院宿舍中，不会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的她，已经一个月没看到过他们了。余长珍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她能快点回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