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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惯了生离死别，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二院”）综合ICU主任黄曼而言，每一次向家属告知坏消息，都是一件艰难的事。
重症监护室（ICU）里，医生每天都在与死神交手。48岁的张先生被紧急送进ICU时，双侧瞳孔已散大，黄曼意识到，这一次遇到了最凶狠的“对手”——脑干出血，致死率极高。
终究还是没能把患者抢回来，黄曼站在那对悲伤的妻女面前，清楚可能面对的崩溃场面。然而，母女俩流着泪，作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捐出逝者的全身器官，包括心脏、肺、肝脏、肾脏及眼角膜。这意味着，至少有6个正在被病痛苦苦折磨的人，能因此摆脱痛苦，延续生命。母女俩坚信，这也一定是逝去亲人的愿望，那些获救的生命，仿佛是捐献者换了一种方式“重生”。
被疫情拖延的危重患者等来“重生”机会
这座城市里的另一家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重生”的机会。67岁的吴女士已经很久没下床了，她患有干燥综合征、间质性肺炎，大口呼吸成为奢侈的事，胸腔强烈的挤压感让她精疲力尽。让家人心碎的是，亲人思维清醒，却得在痛苦中捱过无法入眠的日日夜夜。像溺水濒死的人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家人迫切地希望通过移植健康的肺叶，让她能够正常呼吸。
千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里，67岁的季先生的状况更加糟糕。他的肺严重衰竭，功能每分每秒都在衰退，不得不依靠机器来维持呼吸。最平常不过的一声咳嗽，就会引起他体内氧饱和度过山车般剧烈地波动。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各个医院的常规诊疗，对这些器官衰竭的重症患者而言，只能在生命线边缘挣扎、等待，因为种种限制，可供移植的供体比平时更为罕有。
当活下来的机会出现，最危重的病例被优先摆在医生们面前。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同于以往的一次全器官捐献，眼下又多了一个更狡猾的敌人——新冠病毒。没有人知道，它可能潜伏在谁身上，又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疫情防控力度不变，抢救危重病人的力度也不能变！”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说。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浙大二院也是浙江省首次开启的器官移植手术，为了让手术达到最佳效果，院方决定同时启动6台手术，捐献者的心脏、肺、肝脏和肾脏，将在同一时间分别移植进6位危重患者的体内。
他们更清楚，新冠病毒潜在的可能性，给原本就有很大风险的全器官移植手术平添了更大的风险。一方面受捐患者都处于器官衰竭的状态下，抵抗力远远低于正常人；另一方面，多台手术涉及的人员复杂、流动性大，更增添了发生聚集性感染和交叉感染的风险。任何一个环节的防控失守，后果都不堪设想。
一个庞大的医护专家团队很快集结完毕，里面有OPO（器官捐献协调员）、重症医学的专家，还包括麻醉、超声医学、检验、输血、病理、临床药学、护理等多学科的医护人员，百余名白衣战士就这样被挡在了命悬一线的患者和死神之间。
“新冠肺炎疫情下完成多个器官的移植手术，确实是一次巨大挑战。”浙大二院副院长黄建表示，医院构建了非常强大的防控体系，一边严防死守，一边精准治疗，“只要病人有需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履行医疗救治的使命。”
最严格的筛查 最难熬的等待
每一位患者进入浙大二院后，医院都会根据其病史将其送入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防护进行抢救。张先生紧急入院后，医院对病毒的防控也随之启动，前后对他进行了多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张先生失去救治可能决定捐献器官后，医护人员仍每日对其进行核酸检测，予以单间隔离，时刻警惕着疫情风险。
除了上述2位亟待换肺的患者，1位心衰患者、1位肝硬化患者和2位尿毒症患者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等待器官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严格筛查。黄曼解释说，“这既是为了保护患者自身以及其他患者，也是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患者在手术前必须经过几道关：医院专门为他们设计了入院线路，入院后先进入负压病房保护性隔离；同时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检查临床症状，做胸部CT检查，每24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最后一个赶到的，是肺衰竭的季先生，他一直在厦门一家医院里苦苦等待肺源。得到消息，他和家属决定以最快的时间赶来手术。然而，无论是飞机还是高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然增加暴露的风险。为此，浙大二院的医生一边请厦门的同行启动对他的核酸检测，同时建议季先生直接乘坐救护车，跨省转运抵达杭州的医院。
6个奄奄一息的患者到齐了，更大的难题摆在医生面前。新冠病毒行踪不明，可能在人体内长期潜伏，也可能在核酸检测时暂时“隐形”，必须等待一段时间，它才会露出马脚。然而，患者都等不得了，他们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更让人担心的是，捐献者的器官已经在机器的辅助下超长“待机”10多天了，黄曼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供体一旦出现任何偏差，关系的都是一个患者的生与死。
在绕不开的等待期，既要帮患者调整到最佳手术状态，又要保护捐献者的器官，能在移植中发挥最大的价值，ICU“大管家”黄曼自始至终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刚刚离去的捐献者的肝肾功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急性损伤，因为抢救时采用了气管插管，肺部很容易合并感染，维护起来非常困难，“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移植手术，什么人需要做，会用到什么器官等。”面对许多未知，黄曼冷静地对供体实行肾脏替代治疗，进行容量管理，稳定内环境，并辅以护肝、补充白蛋白、抗感染治疗。
手术前两天，有几个等待的患者病情状况恶化，主刀的医生找到黄曼问，能不能再早一点手术。黄曼想了想回答：“能再给我48小时吗？”她希望利用这两天时间，一方面再让受体进行一次核酸排查，另一方面尽量让器官功能再好转一些。
权衡管理各个器官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器官之间的需求有差异甚至有冲突。黄曼说，比如肺需要的水分要少一点，可肝脏则需要多一点，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整个内环境就会不稳定，“我要保证全器官都能用。”为此她和团队成员必须24小时不间断地精确监控每个器官的液体控制。
如她预料的，两天后，受损的脏器功能出现了逆转，临床指标较之前更好了，黄曼松了一口气，“我尽全力扛住压力，就是希望能维护患者的最大权益。”
而对新冠病毒的筛查一直持续到手术床上。2月27日早上8点15分，6大器官的6台移植手术同时展开。医生对不同患者、不同手术分别制订了防控流程。从患者到家属，再到所有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都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筛查，确保万无一失。
创新完成国内首例双侧肺叶移植手术
最为棘手的手术交到胸外科主任吴明的肺移植团队手中。肺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中公认的最难、风险最大的手术。由于“心肺相连”，往往肺衰竭的病人，心脏功能也不会好，这使得病情更为复杂，手术难度大大增加。
这一次，宝贵的肺源将一分为二，挽救吴女士和季先生的生命。等到这一天时，吴女士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异常消瘦，体重只剩34公斤，这次手术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然而，她的胸腔很小，正常大小的供体肺，根本无法放进她的胸腔。
为了保证患者得到最高水平的救治，吴明邀请国内知名的肺移植权威专家陈静瑜教授一同会诊。从供体出现那天起，这些中国最优秀的肺移植专家就在微信群里不停地讨论手术方案。
亲自操刀了许多疑难病例，这一次陈静瑜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胆设想——双侧肺叶移植。他画了一张图向大家解释自己的“奇思妙想”：将供体的右肺再上下分为两叶，上叶移植到老人的右胸腔内，下叶裁剪下来移植到老人的左侧胸腔内。也就是说，医生必须在左肺移植过程中精准无误地把血管和气管全部反向接通。
“我们需要把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分毫不差地在手术中完美实现。”吴明清楚，这场手术的成功需要调动整个医院各学科的优秀团队一同协作才可能实现。
特殊时期，医院的血源非常紧张，医院医务部与输血科准备了多套血液应急方案。向省血液中心申请用血，组织医务人员献血，同时准备患者自体血回输，保障手术的安全。
黄曼领衔的强大的监护团队是抢救危重病人的坚实后盾，在她们的精心修复下，供体肺被调养到适合移植的最佳状态。在麻醉等多学科的专家天衣无缝的配合下，吴明和陈静瑜同时启动两台肺移植手术。
此时，他们需要拿出在针尖上跳舞的本事。吴明介绍，肺静脉缝合需要在左心房上缝两个口子，但患者的心房壁薄如纸，他们就选择从供体上取一小块血管，如同打补丁一样缝在心房壁上，“这样血液流动时不会受阻”。
经过一整天、百余名医护人员的接力奋战，近晚上7点，1个心脏、1个肝脏、2个肺、2个肾脏的移植手术全部顺利完成。
手术从早上7点持续到下午5点，过程非常顺利。几天后，女患者已撤除ECMO（人工肺），可自主呼吸、下地走路了。“奇思妙想实现了！”吴明笑着说。
每天都与生死打交道的黄曼，对每一个捐献者都心怀敬意。她注意到，近年来主动捐献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越发清楚作出这个举动的意义。有的家属开过多次家庭会议，才最终作出决定。有刚刚失去孩子、悲痛欲绝的父母拉着黄曼说，“我培养了他这一生，总希望能对社会有一些贡献，捐献应该算是一种。”
“我做医生，就要尽我所能把这份爱最大化。”黄曼说，不辜负人家，是我的责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通讯员 方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