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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几口人”“都去过什么地方”“种地的时候戴口罩了吗”……
3月12日，在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的流行病学调查点，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新洲区流调队队员刘拓向出现发热症状的周爹爹提出一串问题。
3月6日，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数降至两位数。随着确诊病例的减少，“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的工作强度减轻了不少，但为了不漏掉一个可能的病例，刘拓所在的流调队联合新洲区疾控中心，将流调点设在了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门口，对前往发热门诊的疑似病例逐一进行咽拭子检测、流调，实现“关口前移”，提前锁定可能的密切接触者。
刘拓告诉记者，临床治疗是减少存量，流调工作则是控制增量，做好流调工作就等于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这段时间，让刘拓印象最深刻的是2月初的一起商超聚集性疫情，当时商超的收银员，熟食、乳制品饮料、日用品销售员等6人陆续被确诊。由于这些病例在流调表上填写的工作单位信息不足，起初并没有被联系在一起，也没被定性为聚集型病例。
有着多年流调经验的新洲区流调队队长金东察觉到了其中的关联，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工种与消费者接触多，且该商超周围有十几个小区，居民达数万人，不排除出现聚集型传播。”对数万人进行核酸检测显然不现实，如何精准快速地锁定筛查范围，正是流调工作的关键。
金东带领流调团队和新洲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起，对商超确诊的员工重新进行了流调，并仔细查看监控、询问商超其他员工、联系就诊医生进行多重印证等，避免由于病人遗忘造成信息缺漏。
2月19日，武汉市在经历了为期3天的拉网式大排查后，新增确诊人数从高位断崖式下降，并持续走低。“大部分新增病例数都是从此前流调中确定的密切接触者和疑似病例中转化而来的。”金东介绍，流调表其实就相当于警察破案时的笔录，对他周边的亲人以及主治医生进行信息收集，就像是破案时需要寻找证人取得证词一样，最后经过反复确认核实，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刘拓说，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流调工作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悬疑电影，很像警察破案的过程。只不过警察面对的是狡猾的罪犯，流调员面对的是“奔跑的病毒”。
结合上班时间、发病时间、就诊时间逐层梳理分析后，新洲区流调队将商超疫情的传播时间锁定在4天内。确定了需要排查的时间段后，刘拓马上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发布“寻人”通告，同时，通过查询当天购物的会员卡信息、刷卡记录等方式精准排查。
在流调队员、中国疾控中心副研究员张宇看来，确诊病人是传染源，密切接触者就是潜在的易感人群，流调能及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切断病毒传播。
不过，流调工作操作起来充满了挑战，并不是问问题那么简单。张宇曾为一名疑似患者进行流调，这名患者患有精神病，说不清自己的行动轨迹，只能到他家所在的村子向其爱人了解情况。这个村子早就封村了，在村民的眼中，外来人进村就有带来病毒的可能性。看到阿姨端着盆脏水走出来，“我们马上停住了脚步，为了避免阿姨产生抵触情绪，决定先不提流调的事情，跟她唠唠家常。”张宇说。
提到丈夫，阿姨还是很激动，说话声调很高，但慢慢地，谈话变成了倾诉，讲了很多与丈夫生活的往事。等她放松下来后，张宇和同事才开始询问患者近期的行动轨迹。
“我们不能像问犯人一样对待病人，必须要让对方信任我们。”张宇说，在高度戒备时，病人的回答可能会敷衍，或是遗忘一些重要细节，只有耐心引导才能避免出现遗漏。
张宇表示，流调员首先要做到认真负责，每一个病例都不能糊弄，其次要有缜密的思维，在收集到的信息中排除干扰因素，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形成证据链。同时，语气、用词、沟通技巧也尤为重要。
疫情期间，张宇还在网络平台上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化身“胖叔”，为大家普及疫情防控的小知识。
随着疫情的好转，流调工作人员的作息变了。金东坦言，刚到武汉的时候经常半夜被叫起来为确诊患者进行流调。“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更不能放松，遗漏的密切接触者就像草原上的一个火星，如果他发病，星星之火便可燎原。”
本着一个都不能放过的原则，新洲区流调队为疑似患者建立了流调报告，储存在疾控中心的数据库内。“这样便于精准控制密切接触者的范围，避免漏掉可能的密切接触者。一旦病人确诊，这份病历便成为他的档案，对治疗也有很大帮助。”金东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实习生 吴鸿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