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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七科副主任王江度过了忐忑的一夜。
3月14日，病房里转来一位80多岁的重症患者，呼吸和心率衰竭、营养状态很差。穿着防护服的王江担心她病情恶化，一直守在床边，直到仪器上的各项指标稳定下来。
病房里一片安静，只有患者沉重的呼吸声和仪器的“嘀嘀”声。等到走出病房，她才发现护目镜下积了一汪水，“不知是汗水还是雾气凝结”，走路时来回摇晃。
作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三批队员，王江和同事们于2月13日凌晨从重庆抵达武汉，目前已经在泰康同济医院的不同病区奋战了1个多月。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1个多月里，他们轮流值班，日夜不停地在被称为“红区”的病房里救治和照顾病人，与看不见的病毒“作战”。
经过数次交锋，王江的战友、感染一科医生彭景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狡猾的“敌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强。”
她曾遇到过一些病人，入院后感觉胸闷气促的症状明显好转，体温也恢复正常，但通过胸部CT复查却发现肺部病变加重。面对这种情况，医护人员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氧饱和度等身体指标，对症治疗。
狡猾的病毒骗过了很多心急的患者。感染七科医生戴欢子遇到一名26岁的女性患者，经过治疗病情很快好转，希望早点出院。戴欢子不断劝说，但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儿在病房走路快了一些，立刻出现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王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会不停问你什么时候出院。”王江说，她只能一边安慰患者，一边向他们科普，新冠肺炎不像感冒，康复需要一个过程，“要有耐心。”
在感染一科90后护士刘佳眼中，这次来到泰康同济医院的医疗队阵容堪称“豪华”，既有各科室的专家和主任、副主任，“平时很难挂号的那种”，也有医学护理界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对于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和这些“大咖”同行是一种荣幸。
但患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在病房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个被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遮盖的陌生面孔，很难分清谁是谁，建立对医护人员的信任需要时间。
“有的病人会纠结今天怎么少了这颗药，明天又多了那颗药，或者自己的药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彭景说，每当这时候，她就会耐心地向患者解释，告诉他们要相信医生，要对康复有信心。
她明白，患者的这种表现既是出于对病情的担心，也是因为长时间和家人分离带来的焦虑情绪，“所以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还要 ‘话聊’，给予病人心理上的支持。”
王江对此深表赞同。她曾收治过一名60多岁的周姓患者，合并有高血压，刚入院时情绪反复无常，面对医生的询问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王江查看了周先生的病历资料，发现他已经近20天没有见到家人。于是，她设法找到周先生爱人的电话，告诉她丈夫治疗的情况。第二天查房时，周先生主动跟王江攀谈起来：“我跟老伴儿说我会好的，她不信，你一说她就相信了。”说完笑了起来。
一通电话稳定了周先生家人的情绪，也融化了他心头的坚冰。以后的日子里，王江时不时询问他的情况，嘘寒问暖，周先生也敞开心扉，积极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康复出院了。
走进“红区”后，王江逐渐发现，医患之间并不是单向的治疗与被治疗关系，而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你给他们带来阳光，其实他们也在温暖你的心。”
一次，她陪周先生去做CT时，周先生偷偷拍下她忙碌的背影发到医患群里，引来一片点赞。出院前，周先生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向她表示感谢。
彭景所在的感染一科收治了4名年轻女性患者，每当护士去发饭或者打扫卫生、消毒时，她们就主动承担起这些工作：“你们穿着防护服不方便，让我们来！”
这些点滴细节，极大地缓解了医护人员的身心疲劳。自从进驻泰康同济医院后，他们白班夜班来回倒，每天穿着全套防护装备在病房中工作4小时，此外还要在清洁区和潜在污染区进行各种操作。
医护人员来自不同的科室，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长时间穿防护服。最初几天，一些医生和护士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刘佳第一次穿防护服进“红区”，“头上像套了紧箍”，还出现了心慌、缺氧、恶心、出冷汗等症状。
重症一科护士李月飞第一次进病房，护目镜勒得她头疼。一忙起来，这种不适感才被抛到了脑后。
李月飞护理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82岁的老奶奶，刚进病房时，她的精神很差，头发凌乱，眼神里透露出焦虑、无助和孤独。事实上，大部分病人入院时都带着类似的眼神。
戴欢子能够理解这种焦虑和孤独。作为一名军医，2018年她曾随队赴埃塞俄比亚执行为期一年多的医疗援助任务。远在异国他乡，生活环境动荡不安，和家人联系不便，那段难忘的经历让她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们特别想跟你聊，特别依赖你。”戴欢子说，人在这种环境中会产生强烈的倾诉欲，因此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患者。戴欢子曾在中午和凌晨接到过病人的电话，不管是咨询病情还是倾诉心事，她都耐心倾听，尽力宽慰这些不幸感染的患者。
戴欢子一直记得一名50多岁的阿姨，那是她接诊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初次见面时，这个阿姨笑着说：“我今天出门来住院时就对我家老爷子说，我去解放军的医院治病了，你一定放心，我肯定会康复出院的。”可说着说着她就开始哽咽，“可惜我的话他再也听不见了。”
原来，阿姨的老伴儿前段时间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出门前的那番话她是对着老伴儿的照片说的。戴欢子心里一酸，随即安慰她：“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科室的65名医护都是您的亲人，您一定要坚强起来，让我们一起击败病毒，才能让您老伴儿安心啊！”阿姨一个劲儿地点头，眼中充满了信任。
为了对得起患者的这份信任，病区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在全负荷运转。经历过短暂的不适后，李月飞适应了穿着防护服工作，在“红区”的4个小时，她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就到了下班的点儿。这时，她会选择留下把手头的事情做完，然后换下湿透的衣服，赶下一趟班车回驻地。
王江所在的科室有几名重症患者，为了救治这些患者，几名医生“调动了浑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当患者出现危险时，医生们立即进行会诊，上机器、请外援，“用尽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
在原单位，王江属于经验丰富的三线医生，负责管理和协调工作，除了专家会诊和手术，其他的事情只需交给年轻医生。但在泰康同济医院，已经十几年没有经管病人的她写起了病例，和同事一起轮班、查房，在救治一线做着最具体的工作。“这里缺专家，但是更缺一线医生。”她说。
这次疫情让许多知名的专家医生“下沉”到一线，而扑在一线的年轻人也在迅速成长。作为感染一科最年轻的护士，文娇银在这次抗击疫情任务中接触到了许多患者，除了专业技术上的提高，她还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患者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29岁的刘佳是四川江油人，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上高中的她和同学们被困在学校操场上，又困又饿，是解放军开着卡车送来了补给。“解放军来了，我们就安心了！”当她在病房里听到有病人这样说时，忍不住鼻子有些酸，“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抗疫期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站在“红区”写满出院患者留言的心愿墙前庄严地举起右臂，火线入党。
李月飞也在重症病房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熟悉抢救流程以及如何使用ECMO（人工膜肺）机器。但她认为最重要的收获是，这段经历把自己从日常的琐碎生活中唤醒，“多了一分责任感和使命感。”
她至今仍记得2月13日刚刚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时的情景。医疗队员们身着迷彩服从庞大的运-20机舱中走下来，地面人员望着他们，满怀期待与信任。当她们乘坐大巴车离开机场时，机场工作人员自发站在路边，齐刷刷向他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一刻，她觉得“特别震撼”，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职业如此伟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达 通讯员 罗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