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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写作者，和已纷纷出道的90后作家相比，今年42岁的徐则臣不算年轻；但他2019年凭借《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又是这个四年一届大奖最年轻的获得者之一。出生于江苏东海的乡村，一路北上求学，到了北京，徐则臣小说里最常见的是两个地方——京杭运河边、“北漂”聚集地。
徐则臣被称为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文学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的一把藤椅：“那时候人小，喜欢像只猫那样，整个人盘在藤椅里看书，一口气能看半天。”
中青报·中青网：你看的第一本小说是什么？
徐则臣：小时候在农村，看的很多书都是传来传去，早就没头没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看的第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长篇小说是《围城》，小时候每个假期都会重新看一遍。但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了。
中青报·中青网：2006年，你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第二年，写了《跑步穿过中关村》，小说和你的大学经历有关吗？
徐则臣：没有非常精确的移植，但中关村附近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比如，那时候选修了电影赏析的课，不像现在能在网上下载很多电影，得去买碟，我就跟有的音像店老板和走街串巷卖碟片的特别熟。这样的细节，写小说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带进来，肯定能看出我个人的生活轨迹。
中青报·中青网：北大毕业后你成了“北漂”，没有户口，工资很低，有想过给自己留后路吗？
徐则臣：没什么后路，能写东西，能活下来就行。刚到北京是24岁，到北大读研究生，那时候觉得，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什么事都可以干得成。年轻给人的是一种溢出的自信和幸福感。
毕业后到杂志社做编辑，一开始一个月工资1500（元），房租就要1100（元）。平时吃饭很简单，特别向往的，就是每周或者两周一次，到人大西门外的一个小馆子里吃重庆水煮鱼。那个油很差，发黑，肯定反反复复地用，但真是入味儿，吃的时候觉得特幸福。我在很多小说里都写到水煮鱼，其实我更喜欢的是水煮鱼里的豆芽，在用过无数次的油里煮过，特别入味。
回头看，那两年生活有点难，可当时不觉得苦。当然也没过过好日子，没有比较。年轻嘛，不会想太多。年轻似乎天然地包含一种乐观主义，骑个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满大街跑，极少愁眉苦脸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很多作品都是“北漂”的视角，当你的生活越来越趋于安稳，会不会失去一些创作的素材？
徐则臣：一个作家永远不用担心素材，只要你还睁开眼睛看，只要你还敞开耳朵听，只要你还愿意去想，还有好奇心，你永远都有写不完的素材。所以，不在于生活如何，而在于你自己是否变成一潭死水。只要你内心还暗流涌动。就素材而言，我觉得现在比过去要多得多。
中青报·中青网：十几年前，你获得过“中国新锐文学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文学界对一个新人作家的期待往往是怎样的？
徐则臣：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对一个新人，我肯定不会期待一下子就写出惊世之作，而是希望能提供只有他才能提供出的新东西，比如新的讲故事的方式、腔调，哪怕有一些怪癖，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当然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可以。我期待在新人身上看到文学的新质素。
中青报·中青网：以年龄来划分作家是不是有一些粗糙？
徐则臣：如果从宏观的文学史看，你肯定不会说李白、杜甫分别是几零后，我们统称他俩唐代诗人；但从微观的文学史看，李白大杜甫11岁，他们不是一代作家，而且因为安史之乱，创作上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不会大而化之地去否定代际，因为在考察一个时代的作家时，有时候的确需要放大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才能看出作家与时代、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50后作家依然是最勤奋的？他们对文学的专一让人感动。为什么年轻的作家那么容易跨界，写着写着就写丢了？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事情很多，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70后作家更接近于60后，头脑还残存着一部分集体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吗？
徐则臣：我自认为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我有理想，我清楚理想之存在与虚无，但依然信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生活中的失败，我不那么计较，说到底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我对世事的判断是：不会比你想象的更好，也不会比你想象的更坏。所以极少大悲大喜。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人生轨迹是一路北上，《北上》写大运河，是想为人生“前半段”做一个总结吗？
徐则臣：《北上》不是。《耶路撒冷》算一个小总结吧：以我个人的视角，以我对7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的理解，对这一代人做一个文学的、个人化的总结，当然包括我自己。
写《北上》是因为水。水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背景。在水边生活过的人对水大抵都很有感情，这种感情慢慢会融入到作品中。我小时候生活在水边，18岁上大学又在运河边。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作，水就进入了我的小说。20多年来，写了很多关于运河的小说，比如花街系列，比如《北上》。
中青报·中青网：有时候提到一个地方，就会想起一个作家，您觉得地理坐标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什么意义？
徐则臣：作家经常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根据地，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个根据地给作家一个聚焦范围，有助于他收拢和汇集注意力、想象力和才华，在个人化的维度上开拓和深度地掘进，最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第二世界。
我在小说里经常写到花街。第一次写，就是一条南方典型的青石板路，几十户人家，门对门开着；后来再写，人物和故事放不下了，这条街就被迫越来越长。有人问，这条街到底有多长？我说这个世界有多复杂，它就有多漫长；我的写作需要它有多长，它就会有多长。如果经营得好，最终它不仅叫“花街”，还会叫“世界”。它是我以文学的方式建立的一个乌托邦。花街确有其街，但我的花街，肯定不仅仅是那条花街了。
正如我一直在开辟的另一个文学根据地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在哪儿，大概长什么样，我小说里的北京既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北京，也是大家所陌生的北京。我在用文学的方式拓展和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北京”。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一些在北京西郊生活过的朋友和读者跟我说，他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北京西郊，也看到了相对陌生的北京西郊。我说，那就对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