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客户端

 中青在线版权与免责声明

中国青年报手机版

中国青年报手机版二维码

中国青年报官方微信

中国青年报官方微信

2020年04月01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他来武汉处理“小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4月01日   07 版)

    孙震强在搬运物资。

    物资抵达后,孙震强组织医护人员卸货、搬运和分发。

    孙震强(右)和医疗队医务人员。

    38天后,孙震强的表格长成了巨人。

    那是一张记录物资接收情况的电子清单,也是303个人在武汉的具体生活。

    表格里出现过消杀用品,登记过种类各异的水果,有包装盒比人高的的电暖器,也有几厘米长的指甲刀。有一天,表格里新增7个新项目,拉长一大截。也有一批物资,标记了33个种类名称。

    2020年2月9日,天津市派出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孙震强作为联络员,与两位领队一起,带领着54家医疗机构的100名医生、200名护士登上飞机。

    这是天津市派出医疗队中最大的一支。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消息显示,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算起,全国共有346支医疗队合计4.26万人相继抵达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

    人们通常认为,生死是大事,生活是小事。孙震强不行医,但行医的人离不开他。在武汉,他是医护人员的大管家,有人眼镜坏了,他开车带着去配。有人宿舍墙砖掉了,他联系调换房间。他负责所有的后勤保障工作,协调医疗、生活物资,“把每个人给照顾好”。

    医护人员在江岸方舱医院照看患者,孙震强“就在后方补充弹药”——吃的穿的消毒用的。

    “一切都被时间追着跑。”2月9日深夜1点半,作为天津市卫健委政务服务处工作人员,孙震强接到通知——马上准备去武汉。

    同队的300名医护人员陆续得到消息,他们将进入武汉江岸方舱医院工作,6小时一换班。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集体任务,孙震强也是。

    出发前,这支队伍准备了医疗物资,防护服、护目镜能顶一阵子,但酒精、消毒液不能带上飞机,消杀用品只能等抵达武汉后,“现场临时凑”。

    按照计划,医护人员要在2月12日中午进入医院工作。离“进场”还剩不到24个小时,他们一瓶消毒液都没有。队里一位医护人员急哭了。

    孙震强翻着手机通讯录,与江岸区防疫指挥部和志愿者联络,寻求物资。医护“进场”前的那个上午,他最终协调到一些消杀用品,用于驻地酒店电梯间、楼梯口等公共区域。撑了几天后,他又陆续搞来几十桶消毒液。

    武汉春寒,室内湿冷,烤惯暖气的天津人不适应。为防止病毒传播,酒店的中央空调关闭,室温只有8摄氏度。

    一些医护人员忍不住表示,本以为钻进被窝就行了,躺了一会儿却冻得睡不着,衣服洗完晾半天,一摸仍是湿漉漉的。

    孙震强把这情况听进耳朵里,马上开始联络物资。一试才知,能要来的电暖器只有30个。为医疗队提供物资的江岸区防疫指挥部,要负责各地前来支援的众多医疗队,“态度上200%支持,可东西不够分”。

    他就自己想办法,找一位偶然认识的志愿者负责沟通,武汉国美电器提供产品,中华慈善总会搞定捐赠。最终,从全国各地仓库调取的280台电暖器到货。

    其实,孙震强还试了好几条路,找来热水袋、电热毯、暖宝宝。电暖器送到武汉花了6天,等待的日子里,医护人员睡觉时把热水袋抱在怀里。

    饭盒和被窝常常一样冰凉。303人的一日三餐均由驻地附近的中学食堂负责,做好后分批运到医院和酒店。车程10分钟不到,但用餐人数众多,需要来回运上三四次。饭到了医护人员手里,已经全冷了。

    有人就用热水泡着吃。孙震强心酸,去买微波炉,超市没营业,他就从酒店借来一个。之后每到午餐时间,酒店大厅都会“叮叮叮”不断,饭热好了。

    中学食堂菜品有限,孙震强找到方舱医院紧邻的一家酒店,接管餐饮事宜,还说动酒店再提供一辆热饭车。

    他把医疗队里的医护人员分成值班组、餐饮组、物资组等。值班组每小时排一班,留两人驻守在酒店的大门口,保障安全。餐饮组负责为分散在14个楼层160个房间的队员送饭、送水、分物资,每顿饭运送完要花2小时。

    物资组的组员是3个平均身高1.85米的小伙子,他们帮孙震强卸货、签单、照相、消杀。在合照里,孙震强站在这几个高大壮硕的男生中间,比他们矮一头。他圆脸、腆肚,总挂着笑,被队员戏称“大总管”。

    他没什么特别的沟通技巧,总操着天津味儿的普通话。物资到了,他打开物资组的微信群吆喝:“兄弟们,来货了,走着!”

    全套过程比较繁琐——穿上外套,戴好口罩、手套,跑下楼,卸货,对物资进行消毒,搬进门清点、登记、分发。之后,扔手套,消毒鞋底和手,把外套反脱晾在衣橱,最后洗手。

    有时候,到货的日用品塞满两辆单层公交车。因为经常“见面”,他给运送物资的车起外号,有叫“擎天柱”的面包车,也有叫“铁皮”的集装箱卡车。

    这支医疗队里,女性有229人,占比近76%,有女护士主动找他,要参与物资搬运:“在医院抢救重病患者比这活重多了,我们啥都能干!”无论再晚,只要他叫队员来帮忙,没人推辞过。

    在武汉期间,有一段时间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紧缺,“保证能来”的数量很难提前确定。

    即使物资来了,要保证303人人手一份也很难,厂家没那么多存货。

    孙震强很看重公平,每次清点物资,会叫几个人一起计算。数量不够,他就把303个人按天津市区划分,派人多的区多发,派人少的区少发,“严格按比例走”。

    有企业捐出清仓的库存——221件不分男女款式的居家服,房间里穿着可以保暖。想了许久,孙震强决定“女士优先”。

    指甲刀也是当时稀缺的宝贝。来武汉时,很多人“没想那么细”,半个月过去,指甲变长,才想到这个小小的、家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为防止互相感染,303人每人需要一个指甲刀,武汉买不到。同样紧缺的还有鞋套,医护人员试过用普通的塑料袋代替,随后,塑料袋也缺了。求助志愿者,孙震强最终搞到外省的货源。

    他理想的情况是,物资调配井然有序,可当时的武汉物资到货没规律可言——有时两批货前后脚到了,有时说好的时间一变再变。

    来武汉的第一周,有一次,孙震强在一顿饭里接到3批货抵达的消息,1个多小时后,才第四次拿起筷子。还有一晚他钻进被窝了,又被凌晨物资到货的电话拽出来。

    他的微信界面永远排着一列提示“新信息”的小红点,接电话时有新号码呼入是常见的情况。他的“饭点儿”比队里的医护人员晚一两个小时,上午10点多吃早饭,傍晚七八点吃晚饭。他一般早晨7点开工,深夜1点收工。这个时间他有空和家人聊上几句,紧接着就睡着了。

    每天围着物资打转,孙震强很少有工夫去倾听医护方舱归来的见闻。但他知道,有人因没有合适的防护服被安排到后勤岗位,但仍要求前往一线。不少女护士剪了长发。有队员给过生日的患者唱歌、跳舞解压,还有人一直值夜班,直到休舱那天,才见到医院外的第一个白天。

    303人,每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情况。有队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吃完了随身带的药,孙震强一边在武汉找药,一边联系家属和单位寄药。

    “大总管”的物资登记表越拉越长,一些人也开始想念家乡的味道,问食堂能不能做点“天津味儿”,比如饺子和手抓饼。

    孙震强发现大家瘦了,男的啤酒肚平下去了,自己也“缩水”一圈。“嗨,本来也不是来享福的。”

    但他仍然关注队员的“饮食营养”。每次送饭时,接过饭盒,他会趁机扫一眼里面的配菜,看有几样荤,青菜里有没有藏肉,素菜做出了什么新花样。

    好几次分水果,都有医护人员朝他竖大拇指,“真没想到还能有这些”。他们在这里吃过芒果、菠萝、橙子,还有来自老家的沙窝萝卜,每人每餐一份水果。

    初来武汉时没人奢望这些。那时,他们还只能3个人分一个苹果,两人吃一只卤蛋。

    医护人员在驻地和医院间两点一线,孙震强带着物资组四处走,他联系到饮料和罐头,还说服送餐酒店在驻地楼下开临时超市,提供零食。

    不久前,他给队里3月出生的医护人员过了个集体生日。部分物资充裕的时候,他还会匀给兄弟单位。

    3月17日,这支医疗队的大部分队员随天津市派遣的大队伍一起离汉,50位擅长重症救治的医护人员留下,转战另一家医院。就在前一天,孙震强女儿过5岁生日,他在朋友圈送上祝福。“大总管”的清单,最后拥有130多种物资名称。

    3月31日,最后的50人也回到天津,孙震强已经解除隔离。

    他还忙活着,填写一份份表格,完成收尾工作。他挺自豪:“我就是服务大家承上启下的联络员,最起码,遇到的共性问题都解决了。”

    如今,他熟悉不同型号口罩的功能差别,了解消杀的具体步骤。其实,赴武汉前的那个下午,他才在会上得知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没有任何经验,对医疗物资没一点儿概念,“不知道隔离衣是干吗的,防护服如何穿,‘手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第一次来武汉,驻扎的酒店位于“疫情的第二重灾区”,离华南海鲜市场5.4公里,方圆2公里内坐落着5家医院,旁边的小区也曾因疫情严重备受关注。刚到武汉时,他们遇见了一场雪。临走时,外套里可以只穿一件单衣。

    这位最熟悉医护人员需求的“大总管”,其实经常跟车到医院,他送过物资,也拿过药,他也想进到那个出现在新闻里的地方看看,可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战场,“保不齐一会儿还要接货,就不要浪费一件防护服了”。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4月01日 07 版

他来武汉处理“小事”
防护服为何不能穿得舒适
我的柏林 疫情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