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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武汉是一点点开的，不是4月8日零时“轰然”打开。
很难说清启封的第一丝裂缝是什么时候，一名志愿者觉得是时隔2个月再次被查酒驾的时候；一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说，是他重新接到因打架斗殴来看病的患者的时候；一名住在商业街边的居民发现，放了两个月“武汉加油”的大屏幕又开始放广告了。
武汉正在“一寸寸”地打开。歇业多日的早餐店门口重新排起长队，一提面下锅，蒸腾起雾气，人们摘下口罩，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住宅临街的居民早上被车喇叭吵醒。
4月8日0时50分，离开武汉的第一班火车从武昌火车站开出，驶向广州。“封城”76天后，武汉终于恢复与其他城市的自由流动。
一名武汉市民用“病来如山倒”形容“封城”。那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切断对外交通，公共交通停摆，所有住宅封闭化管理，临街的商铺外立起高高的围挡。横亘在长江上的6座大桥上很少有车经过，只有江水在桥下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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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和空气在震动，仲春时分的风带来了“轰隆隆”声，3月23日早上7时许，一辆轻轨列车从环卫工严国明头上驶过。当天一直到晚上6点，每隔一阵就有一辆轻轨开过循礼门站。
他负责的江汉路步行街是武汉市最繁华、人流量最高的商业街之一。封城后，这里静得只剩下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嘈杂的叫卖声消失了，灯牌也不再亮。附近一处年前搭好的脚手架上，鸟儿衔枝做起窝。
在江汉路扫了快10年街，严国明的工作前所未有的轻松：只需清扫落叶，不用再面对一小时不管就满溢的垃圾桶、不计其数的奶茶杯和串签。
整整两个月后，严国明重新听到这规律的、曾令他感到厌烦的噪音。自2004年7月开通运营，武汉轨道交通第一次停止运行长达2个月时间。他望着高架发了一会儿呆，“武汉市不是要解封了？”两天后，武汉地铁宣布，将于3月28日恢复运行。
循礼门地铁站站长张兢不比市民更早知道这个消息。1月23日，她起床准备上班，也是从新闻里得知封城、地铁停运。这两个月，地铁职工仍在轮流值班，做好地铁随时恢复运行的准备，但具体何时恢复，谁心里也没数。
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0人的消息让几名同事一阵兴奋，“第一次觉得，上班使我快乐”。3月21日，员工恢复上班，准备试运行。受封城影响，张兢找不到开门的干洗店，第一次把玫瑰色的制服、帽子和丝巾带回家自己洗。
松动的消息几天前就在街坊间传开。一天上班前，严国明在里份（武汉特有建筑群，类似胡同、弄堂——记者注）口被散步的邻居叫住，“武汉是不是要解封了？”递来的手机上，是消杀队在汉口火车站喷满白色雾气的视频。
里份的另一头直通江汉路步行街。服装店、副食店的店主纷纷接到通知，可以回店里做清洁、备货，准备开业。一些商户已经在2月底恢复外卖业务，外卖员的叫喊声不时穿巷而过：“181号！好了冒？（口语，好了没有？——记者注）”“老子手快，抢了个顺路单！”
围栏挡不住在家里憋了2个月的武汉市民。支付宝的监控数据显示，3月23日起的3天里，武汉市奶茶订单增长了8倍。一家早餐店每天要往200米外的围栏送餐超过300次，为此专门安排1个人骑电动车跑这段路。围栏另一侧总有外卖员守候，性急的外卖员透过围栏上的洞往里看，还有人用废弃的共享单车搭了一个小台子，方便接过从围栏上递来的外卖。
对面居民区的围栏上不时有人探出脑袋。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修补围挡上的漏洞，但前脚刚走，马上就有人把围栏掏出洞钻进钻出，或是直接拉开一条缝。
最近一周，外卖员陈锋跑了200单外卖，是疫情期间低谷时的两倍。尽管距离平日的一周400单仍有距离，但他确信，城市在复苏。证据是，他和同行无法再一人一条车道，路上偶有顶着一头落叶的车辆发生剐蹭。
封城的日子，这些外卖员和志愿者车队承担起向城市末梢的一个个家庭送去营养和补给的重任。除了柴米油盐，陈锋接到最多的跑腿订单是托他购买手机充电线——“都关在家里玩手机，线坏得快。”他猜测。订单上的高频词还包括酵母、小苏打。
为了方便送货，外卖员把江汉路步行街两端阻拦电动车的路障搬开，他们享受了2个月在步行街飞车的感受。3月28日这一天，陈锋被值勤城管拦下，对方质问他，“你不晓得这是步行街？”陈锋赔了个笑脸，转弯开上了往日常走的绕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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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汉来说，3月28日是个重要的日子，武汉恢复铁路客运到达业务。0时24分，K81次列车抵达武昌火车站，比预计早到了十几分钟。一名火车站工作人员对着列车喊了一句“欢迎回武汉”，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英雄、英雄，欢迎回武汉”。在汉口火车站，崔先生带着鲜花等待从恩施返汉的女朋友。因为担心在武汉买不到鲜花，他当日早上从黄冈出发时就已经买好。
6时30分，武汉地铁6条线路共90辆列车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出发。这一天，循礼门站的进出客流约1000人次，只有平日的五十分之一。广告灯箱上还是商城新春促销的信息和旅行社的出境游广告。
那家旅行社已经停工2个月，商城则在做开业前的消杀准备。3月30日，武汉的各大商场恢复营业，武汉国际广场里店员比顾客多。一家服装店一天只等到21名顾客，店员把店内的沙发擦了5次。
多家银行网点也在这天恢复营业。江汉路步行街上的中信银行门口排起长队，人群自觉间隔1米。排队的都是中老年人，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养老金和低保每月打到存折里。
春分时节，武汉一阵倒春寒，服装店主郑中莲裹着大衣回到店里。歇业的日子，她在武汉的几家店面仅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元，积压在手里的冬装成本30万元。“服装行业，压货是最可怕的。这一季衣服没卖出去，就没有现金进下一季的衣服，冬装成本又是最高的。”
她本计划正月初十就返回武汉，“已经顾不上疫情多严重了。疫情总会过去，生意没了，日子怎么过？”3月25日，她取得返回武汉的许可，赶忙驱车返回，后备箱里塞满了蔬菜。
离开武汉前，她想着最多一个星期就会返回，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透气，衣服晒在阳台。结果两个月后才返回。
她隔壁的一家连锁服装店也是匆匆开业，只有门口一小片区域摆着春装和夏装，店内大屏幕上还滚动着“2019 Winter”的字样。对面的另一家店，卷闸门禁闭，门上的纸条写着“春节休息，2月1日营业”。附近一家写字楼的保安告诉记者，楼内有40多家公司，目前5家恢复办公。
陈锋接到的订单透露了餐饮业的恢复。麦当劳开了，星巴克开了，喜茶开门那天，他往店里跑了15次。疫情最严重时，某外卖平台上开业的餐饮商户只有平日的5%。平台预计，解封后的一周，能恢复到50%。
最让他兴奋的，还是王记牛杂馆开业的那一天——他是老武汉，家里能做热干面，但已经很久没吃到面窝了。不出几日，店门口就开始排大队，整条街都是端着面边走边吃、一嘴芝麻酱的人。
老板潘红菊印象最深的顾客是一个年轻的武汉人，吃了一碗生烫牛肉细粉，“感觉他都要吃哭了”，吃完以后，又买了5个面窝，说要带回去给父母。
这家早餐店每天8时开始外卖业务，连续很多天，第一单都是住得很远的一位“张女士”点的。有人在备注上写“很饿很饿麻烦快一点要饿死了”。附近永和大王的店长一天早上买了11碗面给员工，“我们哪儿有热干面？”还有一个住同一个社区的大爷拿着手机拍视频，边拍边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买到莫斯（口语，什么——记者注）了。”
因为餐多人少，常有送错的情况发生。放在以前，顾客早就打电话来骂人了，但现在，对方连重送都不要，说老板辛苦了。
街坊邻居的热情没能焐热这家22年的老店面临的“寒冬”：亏损的店租、食材、人工费用不说，潘红菊年前还盘下了一家新的店面，装修好了，准备年后开张。
有一个行业在寒冬赚得盆满钵满：做横幅标语的打印店。一家店主告诉记者，来自政府、医院、医疗队的订单多到接不过来，他找了好几个亲戚来帮忙，每天关着门没日没夜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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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封城的时候，社区里的人都不敢出门，最多到阳台站一会儿。老房子隔音不好，总能听到邻居家里小孩子的玩闹声，有时也能听到别人家吵架、训孩子的声音，甚至有人隔着巷子大声劝架。
严国明每天上班时，总能看到邻居在家里隔着玻璃望着他，“似乎是羡慕，但又有些警觉”。很快，警觉没了，很多人向他求助。他给邻居借过米和酱油，后来又成了半个志愿者，下班时顺路帮大家购买生活必需品。
一家肉贩为了做餐馆的年夜饭生意，提前进了好几头猪，1月23日一觉醒来，所有的订单都取消了。他本已做好砸手里的心理准备，没想到下午肉就被街坊抢购一空。
社区的一家粮油副食店开了17年，老板57岁，在疫情期间把老街坊的微信加了个遍。以前他们就是熟人，天天打照面，从没想着要加微信，现在只能靠手机交流。社区里很多独居老人，子女远程购买她家的货物，她都亲自送上楼。
一连3天，有年轻人来问有没有猫粮，下次进货时，她便买了一批猫粮，在围挡挂上牌子，“猫粮到货”。附近一些小超市没得到开门许可，把货拖到她家，请她帮忙卖，她也帮忙，一笔一划写下收据和明细，对方甩甩手，说不用。
封城两个月，她估计副食店都有20%的货物过期没法儿再卖。一个邱姓老板把过期的食品带回家吃了，“就当自己买了，减少损失吧。”
王记牛杂馆往年除夕到初六休息，潘红菊本打算今年过年不休息，还专门做好了牌子，每个品种涨价1-2元。她为此准备了20万元的食材，因为往往要到初七农贸市场才开门。
1月22日，她感到情况不对，紧急停业，让员工返乡过年。“不然20多个人都要关在武汉出不去。”
2月6日，她把店里的2000斤萝卜捐给了社区，因为她发觉，那个时候所有的地方都缺物资。“我一个做餐饮的人都买不到菜，更别说别人了。”再后来，她免费给下沉社区的志愿者送饭。她还收到过浙江援鄂医疗队的订单，她坚持不收钱，还到处找供货商要浙江人爱吃的粉干。
重新开业后，潘红菊把年前做好的已经积灰的牌子又找出来，拿抹布擦干净，然后用记号笔把上面的价钱又改回平日的价格。“其实我们的食材成本涨了很多，但现在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一起渡过难关，生意有得是时间做。”外卖和点评软件上，很多顾客留言“良心”“这家店应该成为百年老店”。
黄鹤楼下的得胜桥社区，刘军每天清晨5时去城郊的市场进货。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商贩，供养了困守武汉的1000多万张嘴。许多餐饮店在疫情期间也转行当菜贩，卖起了蔬菜和肉。元宵节前后，刘军不顾家人的阻拦，开始出去做生意，因为一家人的生活、社保、店租、房贷的压力很大。
一开始，他只有几个成为朋友的熟客的联系方式，后悔平常没有搞个“顾客群”，后来，街坊把他的联系方式扩散。
做完生意，他又要翻过围挡，照顾80多岁的父母，备好次日的风湿、降压药，做好饭菜，回到家都是深夜一两点。他有一次准备了3天的药，结果第二天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老头做的饭难吃、药也混了。他知道，其实是母亲想念自己，母亲也有恐惧，于是他继续每天翻进翻出照顾。
翻围挡的时候，不远处的黄鹤楼还亮着灯。等他回到家，灯已经灭了，妻儿也都已经入睡。
刘军一开始进萝卜、土豆多，因为能放，且不贵。后来，顾客都不买它们了，点名要蒜苗、菜苔，还有人托他买鱼。蒜苗最高时卖到了20元一斤，他知道，这都是武汉人过年离不开的东西。
一名顾客总结出“四大天王”，萝卜、土豆、莴笋、大白菜，说这一年都不想再看到这些菜。一天他妻子把快放坏的莴笋抱回家，读初中的儿子一惊，说“妈妈怎么抱了颗树回来”。
他看着菜价一点点降下来，“武汉人终于能好好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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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已经恢复117条公交线路的运行，车辆按照高峰5分钟一班，平峰15分钟一班的频率发车，很多司机全程载客不超过20人次。“空车也照样走。”一名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开车就是给人信心。”
一辆公交车上贴着“欢迎回家”四个字，那是送援汉医务人员返程的时候留下的。司机特意留到现在，正好送给返回武汉的人。
返汉的第一天，郑中莲就回到店里整理库存。她第一次尝试线上直播卖衣服，淘宝开店手续还没走下来，在抖音因粉丝不足1000，不能上链接，买卖衣服必须先付款、后发货，完全靠信任。为了尽快出货，衣服的定价甚至低于进货价。
因为手机支架未到货，她用挂包用的支架和夹衣服的夹子固定手机。手机壳是她2019年订做的，上面有郑中莲和女儿的大头照，和“希望2020好运”的字样。
这场疫情让她感到卖货人情冷暖。一些朋友知道她在武汉开服装店，直接打钱给她，帮她宣传直播卖货，也有人“明显就是确认你有没有事、暗示近期不要见面来往。”
刚封城时，潘红菊在家过得很邋遢，忧心生意。一周后，她想通了，着急也没用，不出门也穿一身好衣服，认真化妆。有空时学英语，她计划再干几年就环游世界。
现在，她最忧心的是在纽约工作的儿子。之前两个月，儿子担心武汉情况，给她发了很多链接，最近，她都找出来发给儿子，叮嘱他注意安全。
这几天，她在考察包装机器，打算让餐食可以像奶茶那样封装好，好运输，也更卫生。平日里，店面就不太忙得过来，高峰时排几十米的大长队。以后，她打算发展更多线上业务。“肯定要走在别人前面一点，才能生存，这也是自救。”
这座城市正在逐步恢复正常。3月底，多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清空、转为普通患者就医医院。很多本地医生来不及休整，连轴转看了2个多月新冠肺炎患者后，又回到自己的科室看病。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等到了卡到鱼刺的病人、胃出血的病人、踩到钉子要打破伤风针的病人。刚恢复急诊时，人手还很紧张，一名医生给患者开药期间，两次跑进急诊室抢救其他病人。
一名医生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医患关系，医院很安静，没人插队、吵架，患者和家属“谢谢”“没关系”不离口，“和平日的景象简直天壤之别”。
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医生蔡毅本以为医院重新开门后，60多天没有看病的武汉市民会一涌而入，结果10多天过去了，他们才迎来3个病人。后来，他开了个患者群做疼痛公益宣讲、免费网上咨询，500人一天就报满了。
站在空荡荡的病房，他感到失落。“有时候想来几个新冠康复的病人治治，总比闲着无聊强。”他开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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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印记。在华南海鲜市场，一家商店招牌上的“野”字被抠去，留下一个洞。一家火锅店门口的藤架上，枝叶枯败，花也凋零。
江汉路边，一个中年女性悄悄为死去的公公烧纸。她的丈夫在封城前回老家办事，无法返汉，结果她的公公因新冠肺炎去世，婆婆进了方舱医院，她无法照顾。
领骨灰的那天夜里，她梦到吃年夜饭，一家人都在，但她清醒地意识到公公已经去世，哭着和丈夫说，我没有照顾好你爸爸。清明节前，她申请去江边凭吊，社区没有允许，她在家里对着长江的方向磕了3个头。
4月4日10时，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国旗降半旗，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武汉市汉口江滩、武汉市中心医院等地，市民自发献上鲜花，哀悼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
在武汉，2571人因为新冠肺炎离世。疫情早期是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武汉急救中心一天能接到1.5万个求救电话，但救护车只有57台，一名调度员说，每次接线，都能看到后面排队二三十人。曾有救护车拉着一个重症病人辗转6家医院都没被接收，最后送回家。
全国的医疗资源都在向这座位于中国版图心脏位置的城市聚集。各地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开着救援车、满载医疗设备和队员开往武汉。一名从上海来武汉支援的医疗器械公司员工，最多一天装了十几台CT机器。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援鄂医疗队在这家二级医院搭起负压病房。医院没有ECMO，全武汉都借不到，医生从陕西借来两台。西安那边9时出发，19时开到武汉的高速路口，医生亲自开车去接回。
一户居民在疫情前刚添了孩子，每个月一次，一家人都要艰难地钻出围挡，再把婴儿车从围挡上递出，带着孩子打疫苗。
得胜桥社区的一个60岁老人，每天都会到阳台上练吉他。吉他是孙儿的，他年轻时也学过，现在一点点捡起来。他的手法并不熟练，弹起来一个音一个音地往外跑，和巷子里 的炒菜声和饭香混在一起，融进黄昏的夕阳里。
一天要下雨了，一个街坊对着他喊，“抓紧时间出来散步，透哈子气啊老爷子。”社区里，很多人第一次学会了发面、做包子、炸酥饺，也有人修炼成了瑜伽大师。
一个平常不买零食的志愿者每次出门给人送物资，总要收获居民赠送的腊肉、香肠、橘子、鲜花饼和香飘飘奶茶。
市民对解封的渴望还体现在点评软件上。理发店的点评区，几十条评论呼唤理发师上班，一条评论说愿意出高价请Tony老师上门服务，被赞到了第一条。
一家影院在软件上开放了票务测试，片名为《未营业大地》，不少人心甘情愿花钱买下了张不存在的电影票，也有人装作看过留下影评。有人说“影片讲述了广大人民群众疫情期间在家无聊度日的点点滴滴”，也有人留言，“加油武汉！”
有人打趣，“再不解封，火神山、雷神山都得改成精神病医院。”
人类禁足在家的时间里，动物重新占领自然。四川雅安宝兴县的315国道，一只野生大熊猫误入国道，悠闲漫步；武汉的高架环线上，一只野猪撒欢奔跑；60只极度濒危的水禽黑脸琵鹭，突然到访广东阳江海陵大堤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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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桥社区内部解封后，一家理发店主以为会有很多人上门理发，结果最多一天也就接待了8名顾客。他发现，社区里的很多男性都请老婆在家拿推子理过了。
很多人告诉记者，解封后会继续待在家里。“除非学校复课！”一个老年人说。
店主们早就习惯了常年守店的日子。一家副食店老板准备改为24小时营业，特意定做了一块副食灯牌挂在门口，“我要告诉别人，我开门了。”解封那天，他计划清晨五六点去长江边走走，然后赶紧回来看店。“做街坊的生意，人家一次找不到你，就不会再来了。”
卖肉的刘军期望武汉早日恢复正常，“正常了，食堂和餐馆才会来买肉，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再啃老本。”卖服装的郑中莲估计，即使解封，人们也不愿意上街，她要把更多精力放到线上。
截至4月3日，已有16省（市、自治区）的援鄂医疗队全部撤离。4.2万援鄂医护人员，超过70%已经返回家乡，隔离、休养后重返岗位。剩下的医护大多还要继续看管600多名住院治疗患者，其中近300人为重症或危重症。雷神山医院和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留到了最后。
一名医生形容援汉的经历，“就像电影《1917》一样，你能做的，只有开头在树下睡去，结尾再在树下睡去，睡去和睡去之间，是无数的日子失去。”
武汉市的16家方舱医院3月10日已全部休舱，但临时建设的公共厕所、床和桌椅仍未搬走，院感团队定期做消杀。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洪山体育馆本该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拳击项目资格赛。如今，东京奥运会也延期了。这座体育馆在疫情期间服务了1124名市民，疫情过去后，它将被交还市民，供游泳、打球、健身，看演唱会和比赛。
武汉市的80万中小学生将继续线上学习，很多教师一边给学生授课，一边还要承担下沉社区的任务。一名小学校长接到教育局的通知，要统计学校空调的情况，她猜测，学校可能会在暑假补课，或是要在暑假组织升学考试。
一名教师说，线上授课，两极分化严重。有些学生不自觉，涂改老师布置的作业题。这名教师把原作业题发给家长，家长的回复让人哭笑不得：“不好意思老师，就今天没检查，已经打了他了。”
4月5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防控组相关负责人罗平接受采访时说，武汉市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将继续强化小区封闭管理。
“武汉解封了，但我还没解封。”一名痊愈的新冠肺炎患者说。她刚刚从康复驿站返回家中，仍要居家隔离15天。她很遗憾无法送帮助过自己的援鄂医疗队撤离武汉。
疫情期间，她删除了几百个微信好友，“以前我是讨好型人格，但见了那么多生死，我要把每一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活。”
江汉关钟楼传来6声钟响。钟声提醒环卫工严国明该下班了。他期待钟声再次淹没在江汉路步行街人声鼎沸里。这个直脾气的中年人说，他还是会继续管占道经营的商户，骂乱丢垃圾、乱吐痰的人。
4月8日，已经到了春天倒数第二个节气。清明节那天，一个市民外出散步后，捡回一根树枝插在阳台上。“我已经错过了大半个春天，现在要抓住春天的尾巴。”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见习记者 鲁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