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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研究生彭博，是目前仍留在韩国的近4万名中国留学生之一。就这段时间在韩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状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日前对她进行了采访。
记者：韩国疫情现在趋于稳定，但前一段时间比较严重，你在那边感觉怎么样？
彭博：总体感觉还好吧。我就读的延世大学在首尔，而韩国疫情中心在大邱，首尔离大邱有4小时左右车程。这个距离在中国国内听起来可能并不算远，但在韩国在首尔，心理上会觉得比较远、比较安全。现在包括大邱在内的韩国疫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觉得最严峻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
记者：你觉得韩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在韩人员怎么样？
彭博：这方面我感受确实比较深。我2月4日从国内返回首尔时恰逢韩国加强入境管理的第一天，中国入境人员单独走一条通道，工作人员虽然“全副武装”，但态度和话语依然亲切。从入境那天开始，我也切身体验和见证了首尔市长朴元淳的承诺：“首尔市将全心照顾在首尔学习的留学生等中国人民的家人”。我记得，在中国疫情形势吃紧的2月，文在寅总统曾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文在寅总统还特别强调，希望韩国教育部门与各地区政府、各学校高度协作，确保妥善安置中国留学生和从中国回国的韩国留学生。韩国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俞银惠曾说过一句话：“在韩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政府和大学的保护对象。应避免发生排斥中国学生的情况。”她还与17个市道政府的首长召开视频会议，讨论并决定与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解决月内陆续入境的最多可达7万多名中国留学生的安置问题。
要知道，当时正值某些国家对中国关上大门、脊背相向。当时仅仅是听到韩国政府高层的这些言辞，已经让我觉得暖心。
记者：韩国民众对中国留学生态度如何？
彭博：对于疫情期间留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我知道国内父老乡亲最关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只能说我个人没有遇到过不友善的眼光和言语。
我入境韩国后进行了14天的隔离观察，就以隔离期间为例吧，可以说我感受到的都是真情与善意。隔离第一天，他们就把各种防疫用品、生活补给品送到隔离住所门口，之后每天是各种电话问候、接力传递一日三餐。这样的例子和细节还有很多，比如说，社区中心和保健所都专门调配了会讲中文的韩国职员，负责联络中国留学生，除非确认中国学生可以流利使用韩文；社区保健所还为我们安排了心理咨询师，用电话形式对隔离中的中国留学生做心理疏导；保健所工作人员每天早晚各来电一次了解健康状况，每次挂断电话前都会强调他们24小时在线，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他们。
疫情对每个人的冲击都会很大，有时感到焦虑与不便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就我个人来说，这些都一一被善意、爱护与支持化解。
记者：你个人是怎么进行防护的？
彭博：作为中国留学生，在隔离期满后，我在首尔的最大防护秘诀就是不出门。不得不出门时，无论距离远近都必须做到“顶级防护”。隔离期间我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一批个人防护用品，至今我仍然坚持出门必须戴口罩，护目镜和手套也装备齐全。
我相信很多留学生跟我一样，这段时间接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关心，有些问候甚至来自多年不联络的同学和朋友，还有躺在通讯录里多少年不曾互动过一次的“陌生人”。这样一种被爱被惦记的感觉，都是始料未及的幸福。这次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与挑战，作为个人，我能作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谨慎小心，决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给他人、给医护人员、给中韩两国政府增添负担，也让惦记我的亲友担心。
记者：疫情期间你留在韩国，有没有动摇过？
彭博：必须要说的是，疫情期间我们留学生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得到从精神到物质的许多支持，这让我们从未觉得被遗忘。有祖国和驻韩大使馆的强大支持作后盾，有韩国各级政府和社区、学校工作人员的悉心关爱，我每天都充满信心。这也是我即使在韩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选择离开的原因。我曾告诉我的好朋友，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该离开。一方面，盲目出入境会增加感染风险，更会给中韩两国防疫工作平添负担。另一方面，就算疫情形势恶化，我坚信祖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会让我们及时撤回国内的。再说，就算到了留学生回国的时候，我中文韩文都不错，应该也肯定能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是获得中韩政府互换奖学金来韩国学习的，从拿到奖学金那天开始，我一直被中韩两国各方面支持、善待和关怀。我也应该在被爱中学会爱人。虽然能力有限，但并不妨碍我胸怀无限：无论面对人民、国家还是全人类，都不应忘记匹夫之责。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