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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春踏青，赏花探景，是中国古人闲适生活的永恒主题，躬逢盛世的唐人尤其如此，白居易有诗言，“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尤其是每年上巳节（农历三月三）前后，更会出现一波出游高峰。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的就是长安仕女在上巳节结伴出游，在水滨寻乐的场景。
今天，上巳节已经不再是必过的时令佳节，但在宋代之前，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古人认为，农历阳春三四月间，阳气虽在缓缓上升，但阴气并未完全消退，阴阳相持不下之时，正是人体容易患病、导致疾疫流行的时节，需要勤洗手、多洗浴，以祛病消灾。早在春秋时期，郑国等国就组织百姓于“三月桃花水下之时”，在水畔手持兰草祛邪，用熏香、草药沐浴全身，洗去一冬污垢，祓除疾病不祥，祈求健康平安，是为“祓禊”仪式，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祭祀色彩。
春和景明，万物生长，再肃穆庄严的祭祀活动，也压不住人们内心延续生命的渴望与悸动。青年男女“祓禊”沐浴之后，眼前春光良辰美景，身边伊人在水一方，自然会三五成群队游春逗乐，对歌起舞。眉目传情心有灵犀之际，便可私定心意，许下白首之约。连礼仪经典文献《周礼》都对此网开一面，表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以上顺天时、下合人心。
由此，水边“祓禊”沐浴与男女相会游春，共同成为上巳节的重要源头和节日内容。秦汉时，上巳节“祓禊”祭祀的色彩逐渐消失，突出了赏春游乐的意味。到了魏晋，上巳节逐步固定在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文人墨客成为节日活动的主角。他们往往在这天举办吟诗作赋的风雅集会，为上巳节更添人文情怀。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上巳节，一场雅集因为《兰亭集序》而千古流传。那天，王羲之、谢安等42名文人士大夫在兰亭“修禊事”，将清流激湍“引以为流觞曲水”。众人在水边依次列坐，将盛满酒的杯子放在弯曲的流水上。酒杯随水而动，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即兴赋诗一首，若作不出，便罚酒三杯。
他们感触自然，切磋文学，谈玄论理，体味生命，借山水浇灌胸中块垒。兰亭上巳集会不仅是文人的节日聚会，更是一次东晋世家大族对司马皇室政治立场的集体表达。他们在内忧外患交加、庙堂江湖失据下的自我超脱、豁达胸襟，让后世文人心驰神往。
到了唐朝，上巳节发展到鼎盛阶段，成为朝廷和民间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宴饮出游是唐代上巳节活动的中心内容，皇帝不但在这一天亲自赐宴，还要赏赐群臣钱财供他们参加节日期间的各种游宴活动。宰相等高官可得五百贯，翰林学士等中低级官员也可得一百贯。
有了朝廷的“过节费”支持，上巳节游宴规模愈加扩大。据唐代笔记史料《剧谈录》记载，上巳游宴时，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县和万年县都“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以致“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
皇帝赐宴多在曲江池边，参加宴会者主要是高级官员、宫廷文人。他们“幸得欢娱承湛露，心同草树乐春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唐代上巳节是普天同庆、官民同乐，长安城“倾都人物”，士农工商也都能到曲江一睹天子圣颜和百官风采。有富商大贾甚至可以“缚棚相接，至于杏园”，挨着御宴大摆私家宴席，一直连到距离曲江很远的杏园。
不赴宴的普通百姓亦可“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曰踏青履”，尽情享受惬意的人生。曲江边上草长莺飞，人们折柳采花，乃至使得“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踏青之时也有惊喜，“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散落天涯、多年未见的旧时好友都能在人潮之中偶遇，令人不胜唏嘘。
曲江之外，长安地势最高处的乐游原，也是踏青游宴好去处。乐游原就是当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中的“古原”所在。因“其地最高，四望宽敞”，太平公主曾在乐游原上出资修建凉亭供人游赏。“每三月上巳”，长安城里“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文人才子也“乐饮歌诗”。作出的好诗篇“翼日传于都市”，第二天就能传遍长安。
唐代上巳节除了游宴，还增加了彩舟竞渡的活动，“三月三日天清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两岸观众助兴喝彩、人声鼎沸，“江上人呼霹雳声，竿头彩挂虹霓晕”，上巳竞渡的盛况如在眼前。
除了锣鼓喧天的紧张竞渡，安静轻松的泛舟也是很多人的选项。曲江赐宴结束后，皇帝会率宰相、翰林学士等官员一同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彩舟，听教坊声乐，赏太平春色。白居易曾和好友“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皇甫冉和义兴李明府的后亭泛舟更是惬意，“更使轻桡徐转去，微风落日水增波”。刘长卿在上巳日与鲍侍郎泛舟耶溪，回想当年兰亭“永和春色千年在”，借问渔家“前洲几路入烟花”。常建曾于“永和三日荡轻舟”，去寻旧友李九，眼见“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
由于和寒食节、清明节日期相近，很多这两个节日的活动，比如拔河、荡秋千、放风筝、斗百草、射箭投石等，也被融入到上巳节习俗中，这使得上巳节几乎成为唐代春天的一个全民娱乐性节日。盛唐财富的充裕、社会的开放、生活的达观、精神的洒脱，在上巳节的各项习俗活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借宴饮踏青追求快意纵情，喜看“公子王孙恣游玩，沙阳水曲情无厌”，亦有人依然保持淡然闲适的心境，观照生命，感悟时光。年节的到来意味着岁月的流逝，白居易曾感慨“暮春风景初三日，流逝光阴半百年”；殷尧藩“无心修禊事，独步到禅斋”，用禅房花木的幽静荡平内心波澜；刘得仁在上巳日徘徊于“游人过尽衡门掩”之处，“独自凭栏到日斜”。
若是羁旅他乡，笙歌鼎沸的上巳日更会让人思乡怀友，追忆往昔。宋之问在桂州遥想“故园今日应愁思”，不知“曲水何能更祓除”。沈佺期独坐驩州思念家乡，慨叹“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忧”。孟浩然寄语好友王九迥，“不知王逸少，何处会群贤”，知己不能佳节相聚，深以为憾。王驾抱病，无法与故人游宴唱和，叹息“一觞一咏无诗侣，病倚山窗忆故人”。元稹于病中遥寄白居易，“当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里销。独倚破帘闲怅望，可怜虚度好春朝”。魂牵梦萦间，物是人非，五味杂陈。
无论是门外的繁华热闹，还是门内的静思独处，共同构成唐代上巳节的节日画卷。宋代以后，理学兴盛，文化渐趋内敛，上巳节过于张扬的节日氛围，尤其是男女共同出游的习俗底色，日渐与整体文化气氛不合。加上上巳节与寒食节、清明节日期过于接近，有时候甚至互相重合，三节便逐渐出现合并混同的趋势。
祭祖追远的清明节是不可取代的刚性需求，而游宴玩乐的上巳节则是可有可无的弹性需求。在清明节于祭扫之外发展出踏青出游的习俗后，上巳节更失去了最后的存在价值，逐渐被清明兼并。到宋代，发源于春秋、兴起于两汉魏晋、在隋唐达到鼎盛的上巳节，就已经成为旧时的文化记忆。文人们在三月三日，只能慨叹“曲水成空，丽人何处，往事暮云万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吴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