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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泽，今年28岁，家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2011年，我从文山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通过“特岗计划”考到距家500多公里的老曹寨小学工作。这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一所乡村小学，位于偏远的山区。我对该县著名的元阳梯田美景向往已久，面对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我以为它也同样美好。
第一次迈进校门，我才发现，学校仅有一栋两层教学楼和一栋宿舍楼，操场地面坑坑洼洼。
那年11月中旬的期中测试，班里学生的平均成绩只有27分。我失望至极，向他们发了火：“你们这里山高路远，连菜都买不到，你们又不听话，我不想教你们了！”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时差点被绊倒——门口堆着腊肉、大米、米线、豆腐、白菜等食物。我捡起旁边的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您别走，我保证听话”“老师，我保证好好学习”……
我被感动了，也深深意识到，学生们对知识多么渴望。从那时起，我决定调整好工作状态，认真教书，用心和孩子们交朋友。
许多学生用普通话表达的能力很差，对语文课也没信心。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培养对语文课的兴趣是第一步。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跳皮筋、玩老鹰捉小鸡、去梯田里抓鳝鱼，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班里开展查字典、写钢笔字、演讲、朗诵等多种比赛，以及课文情景剧表演等趣味语文活动。
在潜移默化中，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提升了。考虑到哈尼族学生从小能歌善舞，我还将流行歌曲《小苹果》的歌词改编成了《大语文》，教学生哼唱，记住语文学习要领。
2012年夏天，我和当时的校长骑摩托车外出开会。15公里的路泥泞不堪，返校用了3个多小时。快到时，我们连人带车摔进了泥坑，我的一只凉鞋也丢了。三年后村里修路，工程队居然挖出了那只凉鞋。
2013年9月，我第一次带六年级毕业班，经过开学第一周的摸底，我发现这个班的语文成绩不理想。于是，我和同事白老师周末去县城给学生买课外读物。买书的过程并不容易，我们需要从村里步行到乡里，再乘车去县城。购书时，我特意选了童话、寓言、科幻、成语故事、诗歌、漫画、中外经典名著、字典词典等多个类别。乘车返回逢春岭乡街道后，我们背着几十公斤的图书，走了3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回到学校。
我把学校原有的图书、新买的书和我的一些书码放在一起，成立了“三到书屋”。“三到”这个名称，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有了书屋后，周末回家看书成了学生们的习惯。他们静下心来阅读，学习语言文字规范，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提升得很快。
那年10月，为了拉近师生距离，我提议班里学生各自给我写一封信，可以“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拆读这些信后，我了解到，因为学校条件差，原先的教师团队不稳定，久而久之，孩子们不再信任教师，学习兴趣也跟着降低。
有个学生在信里问我：“你能去我家吃一次饭吗？还没有老师到我家去吃过饭呢。”我回复他：“你好好学习，等你爸妈回来时，我一定到你家吃饭，亲口把你的优秀表现告诉他们。”
还有个学生写道：“老师，我读初中的时候，你也能一直教我们吗？”我鼓励他：“只要你愿意学习，我永远可以教你学习知识，你也可以教老师知识，加油！”
2014年9月，我担任老曹寨小学校长后，很注重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有段时间，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校门口值守，查看学生的着装和按时到校、带零食进校园等情况。不久后，学生们的在校行为习惯都出现了变化：没人穿拖鞋上学了，都能按时到校了，教室也保持得很干净。
同年，我带一位爱心企业老板前往贫困学生家中走访。这名老板得知该学生家庭生活困难、面临辍学，便表示要资助该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没几天就给了一些资助。从此之后，我开始为贫困的学校和学生拉赞助、谋生存。
我陆续认识了很多有资助贫困学生意愿的爱心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学校有22名学生得到“一对一”结对帮扶。
2019年对我来说很特殊。这一年，我调入逢春岭乡中心小学任教，并有幸在马云乡村教育公益系列活动中获得“优秀乡村教师”称号。这份荣誉就像冬日午后的一缕阳光，为我和全体师生都带来了温暖。于我而言，多年的辛苦工作得到了肯定，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继续奋斗的初心愈加坚定，家人越来越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于学生而言，“明星教师”带课，是种骄傲，他们发现努力读书是有用的。于同事而言，大家坚信，即便身处条件艰苦的基层，努力教书育人就会有收获。
不经意间，我已在乡村教育领域工作近10年了。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过去时常自卑而羞涩。三尺讲台与可爱的学生让我找到了人生价值，让我变得更自信。畅想未来，我坚信，只要保持善良、持续学习，就能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成为善良自信、懂得感恩的人，能永葆学习之心、乐于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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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云南省元阳县逢春岭乡中心小学教师 王泽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