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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黄河自古以来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博大的中华文明。三星堆、河姆渡、金沙等历史遗址的相继发掘，逐渐证明了长江也同黄河一样，孕育了中华文明。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40年），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年）穿越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水域进行实地勘查，最终著成《盘江考》与《溯江纪源考》，并确定了金沙江为长江源头这一地理事实。然而，在明朝之前，岷江被认为是长江的源头和主流，并被称作“大江”。岷江地处长江上游，是川蜀居民的生命之水，川西平原由岷江水冲击而成，蜀地文明也由此诞生。
大江之上
战国末年，秦国名将司马错向胸怀统一天下之志的秦惠王建议夺取蜀地。他说：“其（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国）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于是，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奉命率军出征伐蜀，浩荡的秦军最终攻取了巴、蜀两国，并改蜀国为蜀郡。秦国的疆土得以进一步扩充，而秦一统全国的攻势也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对于秦国来说，讨伐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需要储备大量物资，而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便成为秦国最为理想的后方保障之地。于是，一向注重生产的丞相范睢向秦昭王举荐了李冰。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秦昭王拟了一道诏书，任命李冰担任蜀郡郡守。那时的秦昭王也许还不曾预料，这道诏书将改变那个时代，改变当时直至现今蜀地百姓的命运。
同年，李冰赴蜀郡任郡守。由于岷江发源于川西高原，江水经高山峻岭奔流而下之后，裹挟着大量沙石冲入平原，导致河床增高，河流改道，水患频发，成为蜀地人民之大害。李冰到达蜀地后，便将治水工作放在了首位。他总结了先人的诸多治水经验后，多次勘察以了解岷水的水文情况。公元前274年起，李冰率领数以万计的工人，耗时18年，于公元前256年，修建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飧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建成后的都江堰灌溉、滋润着川西平原，原本水旱无常的四川也因此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华阳国志·蜀志》）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除了具有引水灌溉作用外，还推动了当时川西的航运，使其水路可直通长江中下游的江陵。自公元前230年起，近10万秦人迁蜀地，与蜀地居民一同对川西平原进行开垦，粮食渐渐被囤积起来，蜀郡也成为秦国当时最大的“粮仓”。同时，自四川持续不断地运往秦国国都咸阳的粮食、铁、盐等也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充裕的物质基础。此外，生活富足的蜀地居民还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人和军力。
都江堰为秦国打造出了蜀郡这一坚实的战略后方，秦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最具实力的王国。公元前241年，秦于今陕西临潼与楚、燕、韩、赵、魏五国展开了决战，最终秦国大获全胜。公元前223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两年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结束了自公元前476年起，长达250余年的战国时期，也结束了各国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秦王朝。而这一切，与蜀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秦的支撑密不可分，也更与造就“天府之国”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密不可分。
历史具有相似性，都江堰对之后刘邦统一全国，建立汉朝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楚汉争霸之时，刘邦便再次以巴蜀汉中地区为大后方，“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华阳国志·蜀志》）。可以设想，当年驰骋疆场的汉军若没有经都江堰灌溉的蜀地粮草作为补给，那么历史又将何去何从？
谈到都江堰，就不得不提及其建造结构和原理。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于岷江的弯道之上，以此使得弯道内的江水流入都江堰渠首。渠首由分水鱼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
分水鱼嘴堤建于江心，呈半月形。岷江水顺弯道而下，水面变宽，水流速放缓，水流撞击在分水鱼嘴堤后，岷江水被分为内江和外江，内江水由宝瓶口流入，可用以灌溉成都平原，是川西地区的主要水源，内江最后于成都汇入长江。
宝瓶口如同瓶颈，控制着流入成都平原的岷江水量，避免水量过多，并使多余的江水转经飞沙堰流入外江。外江用来排沙和泄洪，后与青衣江汇合流入长江。
都江堰内江位于凹岸，外江位于凸岸，因此，根据弯道环流原理，水流在弯道内进行曲线运动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表层江水流向凹岸，底层江水流向凸岸，故而大部分沙石都会随底层水流向外江。接着弯道内江水冲击水底而产生的漩流冲力再度将流入内江的泥沙经飞沙堰排走，沙石的排除率会随洪水水势强度的增大而提高。此外，内江和外江按照四六比例分水，由于内江河床低，枯水季节六成江水将流入内江，为成都平原提供灌溉和航运用水。夏季洪水期来临时，则将六成江水泄入外江，四成江水进入内江，使得成都平原免遭洪涝之害。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分水鱼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相互配合、呼应，使得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等环节融为一体，完美实现了都江堰灌溉、防洪、用水等作用。同时，由于都江堰的海拔约730米，成都平原海拔约430米，这样的落差就形成了3‰～6‰的坡降，进而可实现都江堰周边广大地区的自流灌溉。
然而，分水鱼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并不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全部。除渠首外，都江堰还包括内江总干渠、清水河、沱江河、通济堰、三合堰等19条渠系、37条干渠、60条总长3550公里的分干渠、272条总长3627公里的支渠、2848条总长11847公里的斗渠以及34868条总长23172公里的农渠，共涉及土地面积约21700平方公里，灌溉总面积达1370万亩。
规模如此宏大的都江堰是现今世界上年代最久远、唯一保存下来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它凝结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成为雄踞于岷江之上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奇迹。更令人惊奇的是，都江堰的建造没有对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破坏，反而利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特点，趋利避害，使人工与自然得以和谐相融，展示了设计者独特的自然哲学理念。
都江堰水利工程中还包含众多中华民族的优秀技术和创造。工程建设中采用的“杩槎”“竹笼”“干砌卵石”“羊圈”等独特的工程技术，以及“逢正抽心、遇湾截角”，“深淘滩、低作堰”等治水经验，又被广泛运用到了黄河和珠江流域的防洪工作中。古老的都江堰，不但没有沦为历史遗迹，而且依然于后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人民受益。
作家余秋雨曾在其作品中写道：“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华文明的杰作，同时也为世界水利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2000年11月29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市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功在千秋
都江堰自建成之日起，于两千多年的光阴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项千秋之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背后是众多无法被历史抹灭的名字。
西汉教育家、政治家文翁曾于汉景帝年间来到四川担任蜀郡太守。他在蜀地除了兴办学校，推动教育，促进当地的文化发展之外，还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文翁在修缮和维护都江堰的同时，还开湔江口，引水灌溉蒲阳以北地区，将都江堰灌溉地区向川西平原扩大，以此增加了灌溉面积1700顷。文翁也成为第一位扩大都江堰灌溉效能的人。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再起。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一位年轻人在南阳隆中的一座茅庐之中向刘备分析了当世之形势，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隆中对》）并建议刘备跨荆、益，抚夷、越。这位年轻人便是“卧龙”诸葛亮，三国时期的蜀国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拿下益州，实现了“隆中之策”。
对蜀地具有深刻认识的军师诸葛亮“以此堰（都江堰）农本，国之所资”。为进一步建立稳固的根基，诸葛亮对都江堰进行了修缮，并修筑九里堤，同时设置堰官，征派千余人负责都江堰的维护工作，至此，都江堰建立起了其专属的管理机构。除了对都江堰进行修缮、维护和管理，诸葛亮还将都江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经验运用到对国家的治理中，最终使蜀国富足强盛，并可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
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都江堰因修缮废弛而遭洪水损毁。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晚年居于成都的杜甫在游览了都江堰并目睹其倾颓之景后，有感而发写下诗歌《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甫叹惋之事在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得到了解决。那年，晚唐将领、诗人高骈赴四川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并大兴水利。都江堰由此迎来自李冰建堰以来的第二个修筑高峰。
高骈于成都任职期间，曾对由都江堰流向成都的二江进行了改造，使得府河、南河于合江亭处汇合，形成“两河抱城”的图景。两河汇合后称为府南河，也称锦江。高骈同时将位于城郊的荒芜丘陵地区开垦成农田，扩大灌溉面积。此外，他还于成都西北修建了縻枣堰，以防治洪水浸入成都城区。作为诗人的高骈也曾写下诗歌《锦城写望》来描绘成都繁花似锦的春色：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
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
蜀地江水汩汩奔流，而高骈的名字和他的诗句也从此如江水一般流淌不息。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唐代诗人、文学家白居易之从弟白敏中于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为防吐蕃侵扰，唐贞观年间，朝廷于都江堰修建了玉垒关。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白敏中主持修复了玉垒关以安川西疆土。在治理西川的5年时间里，白敏中十分重视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维护和治理，因其治水有功，白敏中后加任太子太傅。
唐代以后，都江堰的修缮和发展于清代达到了下一个高峰。吴棠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调任四川总督，4年后，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署成都将军。在任期间，吴棠曾奏请朝廷拨款20万两白银赈济饥民，并奏请增拨银两修缮都江堰，此举为成都谋福，使当地人民深受其利，直至今日。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丁宝桢代替吴棠任四川总督。他刚刚赴任，四川便发生水灾。丁宝桢来到灾区，救助和慰问灾民，后被百姓尊称为丁公。
大水之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宝桢向清廷奏请下拨10万两白银用以大修都江堰。此次大修都江堰的工程量之大，规模范围之广，在都江堰的修缮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为将都江堰修缮为永久性防洪工程，丁宝桢决定改用条石修砌都江堰分水鱼嘴堤、人字堤等部分，并以铁锭闩住条石，以石灰、糯米和桐油填铸缝隙。来自都江堰灌区的数万名工人于渠首聚集，共同复修都江堰堤，而注重调研的丁宝桢更是曾亲自往返勘工12次。此外，丁宝桢还沿江以石砌一万二千余丈堤岸，疏浚河道和分干渠，还田数十万亩。曾经干枯的田地又披上了绿衣，阻塞的水道再次流淌出了汩汩清流。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丁宝桢大修都江堰的第二年，洪灾再次来临。此次洪水之猛，难以以人力避之，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因此受损。然而清廷却将事故归咎于丁宝桢，并将其降级留用。同年，丁宝桢以家财为经费，再次兴工修缮都江堰，加固堰堤，拓宽河道，并出资救济百姓。1886年，丁宝桢于成都因病去世，享年66岁。清贫的丁宝桢死后无钱办丧，后来身边随员集资将其安葬。
清代对都江堰进行过修缮的重要人物还包括军机大臣刘统勋、武英殿大学士黄廷桂、武英殿大学士阿尔泰、东阁大学士陈宏谋、四川总督蒋攸铦等朝廷重臣和文化名人。
如今，在都江堰伏龙观前，有一条堰功道，纪念于都江堰治水有功的先贤。在堰功道两侧，分列着文翁、诸葛亮、丁宝祯等12位人物的青铜塑像。他们静静地矗立在这条不长却讲述了都江堰两千余年治水历程的路径上，聆听着江水滔滔，注视着他们为之付出心血的千秋伟业。
精神温床
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而长江文明也因都江堰的灌溉繁茂地生长着。被从都江堰流淌出的清流滋润的四川，在两千多年的时光里，孕育出了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神话传说等多元化的文化形式。同时，一大批四川水土养育的贤才志士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鲁迅认为：“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汉文学史纲要》）。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与《上林赋》震动文坛，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和汉赋的奠基人，然而，公元前118年，躺在病榻上病入膏肓的司马相如内心所念的，却是滋养过他的都江堰。生于蜀郡成都的他临终所愿，便是去世后葬于都江堰畔。
紧随司马相如之后的西汉大儒、著名经学家严君平也以都江堰为归宿。他曾于都江堰附近隐居读书并最终长眠此处。严君平的思想和主张指引了西汉时期的思想界和哲学界，并直接影响了中国道教的产生，而其著成的《老子指归》，成为道教的经典著作。
严君平隐居横山时开设的“读书台”，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在“读书台”，严君平更是培养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文化巨擘扬雄。
扬雄，蜀郡成都人，西汉时期辞赋家、思想家，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时期的又一位文坛领袖。他所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享誉文坛，其词风也成了当时文坛上的潮流，被借鉴效仿。同时，扬雄还曾作《太玄》《法言》等散文，主张文学和言论应以“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典范。
晋朝时期，四川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一位是西晋史学家陈寿，其所著《三国志》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影响颇深。另一位是生于蜀郡江原（今四川成都崇州）的东晋史学家常璩，他所著《华阳国志》是第一部以“志”为名的地方志。
到了唐代，曾造访过都江堰的文化名人更是众多，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岑参、贾岛、刘禹锡。而都江堰灌溉出的天府之国，也为这些名扬后世的文人墨客创造出了一片广阔的思想沃土。晚唐五代时期，生长在都江堰灌区内的韦庄、张泌、毛熙震、魏承班、毛文锡、李珣等15位词人，开创了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花间派”。“花间派”后又以温庭筠和韦庄为代表作家，对之后的词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世人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学家苏轼也出生于四川，其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均显示出旷世之才华。苏轼堪称后代文人心中的文化巨人，其所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作品更是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此外，由这位善烹饪的东坡居士所创制的“东坡肉”也为后人留下了口福。
四川盐亭人文同是苏轼的表兄，他以擅长画竹而闻名，创立了“湖州竹派”。其画竹叶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此法为后人所仿学，他被誉为“墨竹大师”。成语“胸有成竹”的典故便是来源于文同画竹的主张。
四川蒲江人、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继承了朱熹的衣钵。他结合多学派理论，以“心”为本源，形成了心、天、理为一体的宇宙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魏了翁还曾“遍任蜀官”，并治理都江堰。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春，魏了翁回乡后于蒲江建立起“鹤山书院”，讲学十余年。
清咸丰年间，都江堰的阵阵水声唤醒了古琴家张孔山心底沉睡的旋律。在都江堰畔修道的他凝神静气，十指抚琴，弹奏出的琴声如水，时而潺潺时而汹涌，一曲《流水》从此被赋予了新的段落。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探测器“旅行者2号”成功发射，并携带着收录有27首世界古典名曲的“旅行者金唱片”进入太空，其中就包括经张孔山整理传谱的7分37秒的古琴曲《流水》，这也是唱片中唯一一首完整收录的乐曲。如今，《流水》依然在太空中流淌，寻觅着遥远的知音。
时间走到1938年，那一年，享誉世界现当代画坛的四川国画大师张大千，携家人客居于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在那里，张大千创作完成了《青城山十景图》，也收下了他的入室弟子胡梦痕。客居期间，张大千曾多次游览都江堰，而滚滚的岷江水也从此流淌进了他的心里。1968年，张大千创作完成了绢本设色国画《长江万里图》，这幅长近20米的画卷绘尽了长江壮丽，也将张大千寄于大美山河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长江万里图》的开卷所绘，便是浩荡的岷江和雄宏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1943年春，徐悲鸿与同仁来到都江堰写生。都江堰的水、桥、庙宇，青城山的草木、道观为徐悲鸿一行人提供了身临其境的创作环境，也给予了他们不绝的灵感。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悲鸿共创作了7幅作品，并在离开时分别赠与青城山的7位道士。于都江堰写生期间，徐悲鸿还捐款修缮纪念李冰与其子二郎所建的二王庙。
说到李冰之子二郎，就需要提及一位著名的中国神话人物——二郎神。相传李冰任蜀地郡守之时，天庭被其治水精神打动，于是派遣杨戬下界化为李冰之子二郎，助其铲除江中妖邪并修建起都江堰，李二郎从此成为了“二郎神”的原型。在蜀地百姓的心目中，李二郎的治水功绩并不亚于其父李冰。后李冰父子被敕封为王，用以纪念其二人的庙宇也改名为二王庙。明代时，自幼喜爱神话故事的吴承恩辞官归家，正式开始创作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西游记》，而“二郎神”也成为这部著作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演绎出一段段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奇。
都江堰浇灌着巴蜀大地，而诞生于这片大地上的巴蜀文化，也如流水般汇入奔腾浩荡的中华文明之河，浸润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感谢王国平先生提供图文相关资料）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