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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的一天，饭点，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开车经过北京曾经热闹非凡的CBD。“目所能及，是一个又一个黑洞一般的餐厅。我们见证的这段历史，世界似乎是凝固了的。疫情对美食行业的打击巨大，同时也波及到了我们的节目”。
这时《风味人间》第2季还没完成全部拍摄，疫情成为这部片子跨时一年多的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无法出差，在北京也找不到一家可以拍摄的餐厅，剪辑会议只能线上进行。
“集中在两个星期，四五个摄制组不停地在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几家餐厅打转。”陈晓卿的朋友们提供了很大支持，帮忙单独选购食材、约厨师，找专门隔离的消毒房间。“拍摄时，只有开机的刹那厨师才摘下口罩”。
疫情之下，《风味人间》第2季诞生了。观众对这部美食纪录片的期待，也不仅是“下饭神器”，多多少少还有对寻常生活滋味的感慨。
摄制组遍寻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拍摄超过300种美食的《风味人间》第2季，共8集，每一集江湖气浓郁的名字就很有亮点：“甜蜜缥缈录”“螃蟹横行记”“酱料四海谈”“杂碎逆袭史”“颗粒苍穹传”“鸡肉风情说”“根茎春秋志”“香肠万象集”。
顶着复古侠客中国风的名字，光影交织着全球扑面而来的风味。所以从食物出发观察世界，是怎样一种感受？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两个地方为什么吃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说起美食寻觅之旅，陈晓卿的语气里透着一种探险家的惊喜。
“比方说乌鱼子，我们都以为台湾乌鱼子很厉害，最多日本有这种东西。慢慢研究了就知道原来地中海也有这个，而且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了。”每当对食物的研究增添新的了解，陈晓卿的感受是：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系。
观众都知道，陈晓卿做美食纪录片，是把爱好和职业融合在一起的。而陈晓卿说，越是详细研究，越感到这条路没有尽头。
比如《风味人间》中让观众垂涎的“螃蟹横行记”这一集，陈晓卿说他和导演组读的相关书籍，加起来大概100万字，笔记都做了十几万字，“它确实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东西”。陈晓卿举了个例子，全世界蟹的种类6000到8000种，单是中国的蟹就有800多种，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称呼。“南方地区，螃蟹不同的生命阶段也有不同的名字。你真的把它学清楚了，可能都过去几个月了”。
“看的书多了，每次除了困惑、绝望之外也伴随着非常多惊喜——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拍下来？不断出现这样的东西在你眼前，也是挺开心的事情，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求知过程中的“困惑”，陈晓卿更愿意将其形容为“好奇心”。
对于自己的纪录片团队成员，陈晓卿希望不管是懂吃或不懂吃的导演，都要尽可能多读书。
“书可能是我比较好的一个陪伴吧。最重要的是，再不痛快，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痛快。”包括吃这件事，觉得不解馋的时候，陈晓卿翻一翻美食作家写下的好文字，立马会感到很开心。
在众多美食作家中，汪曾祺是陈晓卿最喜爱的一位。他也爱读梁实秋、唐鲁孙、蔡澜等前辈的文章，而汪曾祺是故乡离他家乡最近的美食家，在饮食文字上有着“故乡口味的即视感”。
陈晓卿曾在拜访汪曾祺的故居后，专门写过文章。“流连在古城、运河岸边，我当真沉浸在过往中无法自拔”。在陈晓卿眼里，汪曾祺写的食物太有味道，人也是，比如《受戒》的主人公。“在荸荠庵做和尚的明海，当年行船就是从这里走过吧，船头上一边笑一边剥莲蓬的小英子，现在会在哪里呢？”
除了读书，陈晓卿还希望团队的人，平时多听一听别人对食物的评价，知道食物形成风味的过程。“拉得漫长一点，更多地从它的原产地、原材料到加工烹饪，到最后的享用阶段，尽可能地有一个全局的观察。其实就像指纹一样，每一个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陈晓卿说，疫情期间，虽然做片子压力大，但工作室总能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喂”，从年糕到青团，从春茶到刀鱼馄饨。“我做餐饮的朋友，还有过去的一些拍摄对象，就会往这儿寄，挖了笋子，采了茶，做了青团，都寄一点，真的非常非常温暖。”
这对于工作室成员而言，不仅是饱了口福，更珍贵的意义在于隔离期间的连接感——“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还能感受到江南的桃花开了，哪里的火腿又做好了，哪个时候皮皮虾成熟了……”蜗居机房的陈晓卿和团队，感受到了美味和季节的流转。
疫情“闭关”阶段，大家就在办公室做饭。每次陈晓卿做的食物，起初同事们都会“以貌取食”，吐槽“暗黑料理”，例如惊呼为什么烧排骨里会放西红柿和年糕？“后来你发现吐槽的人吃得比谁都多。”陈晓卿很得意。
陈晓卿特别提起，他在美国的儿子一直没回来，很懂事踏实地自我隔离和上课，让他很放心。“本来他要帮我们做一些《风味人间》第3季的调研工作，也因为疫情没有成行。但每天仍跃跃欲试。今天早上还给我发微信问调研什么时候开始，他可以回来帮着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