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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前，彝族同胞一步跨千年，从奴隶社会直接跨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今年底，彝区群众将不落一人进入全面小康。”5月21日，站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凉山干部群众艰辛进取，接续奋斗，仅最近5年，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就有151名干部负伤，23名干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说，感谢国家的精准脱贫政策，是彝族群众发自肺腑的话。2015年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吹响时，当地还有11个深度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今年2月18日，这里的木里县、盐源县、甘洛县、雷波县宣布率先实现脱贫摘帽，精准扶贫已让这个西南深山的彝族群众聚居地实现1772个贫困村退出、80.1万贫困人口脱贫。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没有丝毫松动。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从瞄准592个县到识别8962万人
新中国成立时，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年收入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
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达久木甲，对于幼年时生活的窘迫记忆深刻。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那时山路走不尽，一里十八弯，那种苦日子，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是精神上、观念上的贫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许汉泽研究认为，从新中国诞生的那天起，与贫困斗争的步伐就一刻也没有停下，从改革开放前的“救济式扶贫”到新千年的“开发式扶贫”，党和国家逐渐摸索出了扶贫的规律——认定贫困县、确定扶贫标准、设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这也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
1994年3月，随着国务院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将扶贫目标瞄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提出“到2000年基本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纲领性文件，“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目标的扶贫行动，对这一阶段的农村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8年后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当时，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有8800万贫困人口，占世界总数的7％左右。其中的2820万人，被国家统计局称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他们的年均收入低于627元人民币。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并确立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共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
李小云说：“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人口瞄准机制。”
精准扶贫战役由此开始了。
以人为中心的精准之策
选中这8962万人，中国曾用了两项指标：一看“年人均收入是否达到2300元”；二看是否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有没有保障。这一经验后来被概括为“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彼时，各省区市根据自身情况创新了识别贫困的做法，例如，贵州采用“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不仅如此，精准扶贫还通过“回头看”和甄别调整，不断提高识别准确率。
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之后，中国给出的战贫方略是精准施策，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
很快，“五个一批”的精准扶贫措施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即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同时通过就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对贫困户分类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响应组织号召驻扎进了村里，一家一家摸情况，一户一户想对策，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有专家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只有这个人民的政党才能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中国共产党有9000多万党员，占中国社会成年人口的1/10，其中，有不到1/10的党员在政府体系里工作，又有四五百万个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动员、组织宣传、为人民服务。所以，它是一个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效组织动员人民的执政党。
截至2020年2月，全国共派出25.2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名，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后门坪畲族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雷金玉，是一名1986年出生的畲族女青年。2015年，她放弃城市生活，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回到农村服务基层。
在她的印象中，家乡虽然离福安不远，但“落后的交通阻隔了联系，村民脱贫致富迟迟找不到门路”，当地与外界的沟通仍“基本靠走”。
近几年，依托脱贫攻坚的好政策，雷金玉的老家修通了去往镇街道的水泥路，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路通了，村民种植的茶叶、甘蔗、花生等特色农产品不愁卖了。2019年，村里的人均收入达到1.8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0万余元。
如今，宁德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村、6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清零”。今年全国两会，雷金玉带来的建议与突出产业特色、推动乡村振兴有关。在基层工作这5年，她体会到，青年是扶贫工作的生力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网络时代世界变化日新月异，青年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希望更多年轻人投入到乡村振兴中。
全国人大代表罗应和是贵州省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贵州188万易地扶贫搬迁受益群众中的一员。搬迁前，他居住的摆金镇斗底村岩下组是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男青年择偶婚恋一度受到影响。
搬出大山后，罗应和与其他搬迁群众一起过上了出门有医院、学校、超市、农贸市场的城里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只是摆脱贫困的第一步，要真正拔掉穷根，还需要增收的渠道、能力的建设。这4年，他和社区两委班子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同时，开办“移民技术技能培训学校”，成立“移民劳务服务公司”，组织大家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巩固就业，打开了脱贫增收的新渠道。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总攻的号角声中，一个个贫困“堡垒”土崩瓦解。2019年底，中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为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目前，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之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誓要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明确要继续加大扶贫投入，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安排1461亿元，连续5年每年增加200亿元，并通过结转资金再一次性增加300亿元，进一步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
李小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减贫经验说明，将贫困人口的利益纳入政治议程是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穷人的基本条件，政治力量突破结构制约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精准脱贫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化兜底保障。搞好脱贫攻坚普查。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目前，国家确定重大项目建设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机制也将在贫困劳动力务工上发力，中西部地区做好组织动员和服务保障，东部地区做好稳岗拓岗，东西部“点对点”输送劳动力返岗。
曾经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今年2月向9个未摘帽深度贫困县和3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拟摘帽县发出号令：“千方百计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尚未摘帽的毕节市赫章县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开展村（居）全排全查，建立问题短板台账，以明确责任人、列出时间表、细化作战图的方式，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不留一处问题。威宁县扶贫干部全部下沉到村，和群众一起抢抓农时保春耕，帮助农户移栽小菜苗、收割卷心菜、销售大白萝卜，助力群众实现致富增收。
如今，发生巨变的凉山州也有了更大的“底气”，达久木甲面对采访两会的记者们说：“大学生就业需要广阔的天地，凉山是一个施展才干的好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白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