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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总喜欢思考一些很大很大的问题。比如我，小时候经常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无数个循环）妈妈是谁？我能活多久？死亡又是什么？
后来，我长大了，思考的问题却越来越“小”，上学时念叨“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工作后思虑打卡、租房、点外卖等眼前的“苟且”。要说人类的终极问题，似乎只剩疫情期间小区门口的保安最为关切：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当人们经常以“人间不值得”自嘲或标榜，除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一个非专业人士来关心人类的大问题，倒显得有些不合群。所以，当有人毫不掩饰地以“人类的终极问题”为题写一本通俗读物，这是作者和出版社的勇气，翻开这本书也是我重拾儿时的勇气。
作者袁越是一名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但他首先是一名科学家：1990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在中科院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工程中心都工作过。
他通常的文字作品可能是生物学论文，但这本书要用大众看得懂的话，讲三个大问题：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到底能活多久？人类的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来处”，第二个问题关于“归宿”，第三个问题关于“人如何成人”，的确够终极。
从古至今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古人只得求助于神谕。仰赖科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初步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袁越所做的，就是把目前已知的最佳答案和推理过程写出来。
前两个问题，涉及考古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多门学科，虽然复杂，但终归有迹可循，无论是化石还是线粒体，都为推理和结论提供了一步一阶的证据。第三个问题讲“创造力”，是最虚无缥缈的。
地球上有脑子的动物还有很多，为什么只有我们人类发展出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而且大脑是一个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器官，一种海鞘纲动物一开始是有脑子的，在海里四处游荡，一旦找到寄主定居，不需要再移动，就会把自己的脑子消化掉——它不需要这个“昂贵”的器官了。由此可见，生物的脑子最开始不是为了让我们思考人生或者发挥创造力才进化出来的。
直立行走、制造石器、学会用火、发明农业，每一次技能的进步都让人类迎来创造力的大爆发。过程很复杂，这本书已经是写给普通读者的简化版，恕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无法再继续简化。总之，目前的结论是，创造力的进化和生物进化一样，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修修补补、见招拆招的结果；人类的进化虽然源自一连串偶然事件，但其实整个过程遵循一套非常严格的逻辑和规则，创造力的爆发也是如此。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约翰逊的著作《好主意来自何处》。他把过去600年里出现的200个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按照创造者是个人还是集体、创造的直接目的是市场还是公益为划分标准，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创新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达·芬奇那样绝世天才单打独斗的情况越来越罕见；第二，资本市场虽然对于创造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1800年到现在，基于公益的创新日渐成为主流；也就是说，集体的、公益的创新是人类的未来。
袁越强调，科学不是宗教，它自带一套强大的纠错系统，所以科学一直在进步，写完一稿之后，一些领域又取得一些新成果，就得不断修订。
所以，以上结论也随时可能被更新，终极问题，从来没有终极答案。
回忆我的个人阅读史，这并不是第一次读讲终极问题的书。相信很多人的家中都有一本霍金的《时间简史》，在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畅销至今。我也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年从新华书店如获珍宝地买来，以为此书在手，就能了知宇宙的终极奥义。然而我承认，书中的那些物理学名词，每个字我都认识，却至今没能构建出那个脑壳里的宇宙。
前些年，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火了，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讲了人类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演化与发展史。书中的知识点都不算新鲜，但之所以吸引已经受了若干年科普教育的读者，是因为作者对同一现象作出了不同解释。比如，他说，农业革命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骗局，人类自以为驯化了植物，其实是植物驯化了人类。
学者通过探究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了解历史并预测未来，大部分人关心后者，毕竟知道了未来就能提前做好准备，但历史研究的好处在于“已发生”。就像“名侦探柯南”说的“真相只有一个”，标准明确而清晰。至于未来，不到那一天，没人能证明自己是对的。尤瓦尔后来又出了一本《未来简史》，就显然没有《人类简史》那么扎实。
人总是要有一点好奇心的，终极问题没有眼前问题那么紧迫，但偶尔想想，也算对得起我们“昂贵”的大脑。毕竟，如果我们的祖先那天没有站起身来、走出非洲去看看，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章径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