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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是敦煌人，童年就生活在离莫高窟最近的乡。小时候跟着大人去莫高窟，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重大活动。尤其到了农历“四月八”的庙会，几乎全敦煌的人都要去莫高窟，带上吃的喝的，一去一整天。
“到了能跑能跳的年纪，莫高窟400多个洞子，我满洞子钻，那时候也不懂艺术，就觉得这些洞子一天也钻不完。96窟的大佛，也就是现在莫高窟标志性的九层楼，背后有一个暗洞，可以一直钻到最上层，这是每次去的必游项目……”那时候秦川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将和石窟纠缠不清；莫高窟也不知道，从这里出发的一个孩子，长大后将为中国石窟拍摄一部“传记片”，细数石窟的前世今生。
2020年5月，由秦川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中国石窟走廊》在央视播出，分为《石窟鼻祖》《敦煌丹青》《东方微笑》《国家宝藏》4集，聚焦凉州石窟群、敦煌石窟群、天水石窟群、陇东石窟群，并向西上溯至新疆克孜尔石窟，向东延伸到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
《中国石窟走廊》将这些散点串联起来，还原一个石窟里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是各种各样的人，历史的、现代的，开凿石窟的、保护石窟的。敦煌石窟开凿第一人乐僔、“凉州模式”开创者沮渠蒙逊、云冈石窟创建者昙曜、在武山拉梢寺留下世界第一大摩崖浮雕的秦州刺史尉迟迥，“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女儿”樊锦诗，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的麦积山石窟“掌灯人”冯国瑞、提出“凉州模式”的中国考古泰斗宿白……
在同一个空间内，古人与今人发生着穿越时间的关联——自然也包括纪录片的剧组成员，他们是旁观者、记录者，但走着走着，他们也融入其中。
作为“本地人”，秦川看莫高窟的感受和外来游客不同。“游客来看，是看一个没有见过的东西，盛大、辉煌、震撼；对我来说，就像看自己家的东西。莫高窟在敦煌传承了1600年，这里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把它视为精神寄托。每一尊塑像、每一幅壁画，在我还不懂的时候就印在脑海中，把它拍好，就是一种‘供养’”。
秦川在酒泉电视台工作，十几年来，数不清拍了多少次包括莫高窟在内的中国石窟。这次《中国石窟走廊》的故事纵横几千里，跨越上千年，别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片子每集只有不到40分钟，原始素材有多少呢？秦川想了一会儿，也给不出准确答案，“数不清楚有多长，总之十几个2TB到5TB的硬盘都装满了，得有几十个TB吧”。
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剧组连秦川在内，却只有5个人。但正是这5个人，已经“身经百战”，合作拍了十五六年的纪录片，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就有10部。秦川经常一人身兼编导、撰稿、摄像、剪辑、特技、配乐甚至配音等各种工作，若不是经费紧张，那一定是爱得深沉。
为了拍摄《中国石窟走廊》，从2018年4月到2019年5月，剧组一直在路上。
秦川说：“我们拉着很重的设备，也不适合坐火车或者飞机。从酒泉出发，往西开车到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开了整整3天，单程就是2000公里；往东开到西安，又是1400公里；甘肃境内更不用说，来来回回地跑……这部纪录片的路程真是创了我们这些年拍片行路的最高纪录。”
《中国石窟走廊》导演之一安秋，是剧组唯一的女性，一样跟着男人们翻山越岭、摸爬滚打，走了从新疆到甘肃，从河西到陇东，从黄河三峡到秦岭山区，以及龙门、云冈的几万里河山、数百个佛窟，“累归累，终归是欢喜的”。
安秋回忆，2018年12月7日，一行人去拍榆林窟。那天寒风凛冽、积雪深过脚踝，汽车不能直接开进榆林窟，只能停在两公里以外的雪地里，几百公斤的设备全靠肩扛手提。然而，当推开榆林窟25窟，巨幅经变图壁画跃然眼前时，一切辛苦就觉得值得了。
巧合的是，77年前，在榆林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在此处留下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那场雪，好像一直从张大千的眼前下到了安秋的眼前，历史仿佛凝固，1200年历史的壁画注视着张大千和安秋们。
“拍摄完已经是傍晚，我们再一趟趟踩着雪往返搬运设备，穿着羽绒服套棉大衣还是冷，手指脚趾快冻僵了。可是抬头一看，天边积雪的大漠，红彤彤的晚霞气象万千，就像无数少女挥动衣袂，我除了尖叫无以表达内心的畅意。”安秋说，接下来夜归途中，雪滑难行，只好停下来装防滑链……就都算不上什么事儿了。
拍摄完一手素材，如何把“衣料”裁剪缝合成“衣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纪录片的逻辑。纪录片名为“中国石窟走廊”，要将散落在3000里河山上的石窟群集体亮相，究竟是按地理文化单元划分，还是按照艺术链接整合？
秦川最初的分集大纲选择了后者，然而，他和安秋分头写完后一汇总，发现了大问题——内容多处重复交叉。不得已，只能重新按照地理文化单元，即凉州石窟群、敦煌石窟群、天水石窟群、陇东石窟群来分集。这也意味着，7万多字的初稿清零重写。遇到这种事，秦川和他的伙伴们没有任何抱怨——安静地投入了新一轮创作。只要目标是确定的，过程中的任何艰难去克服就是了——也许，当年开凿石窟的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石窟走廊》第一集中讲到，武威城南50公里之外的天梯山，异常陡峭，因为“登山如登天”而得名。而1600年历史的天梯山石窟，不仅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的皇家石窟，更对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等中国四大石窟都产生过影响，堪称中国的“石窟鼻祖”。但天梯山石窟在1959年黄洋河水库上马后被拆得只剩下一个有造像的洞窟，赫赫有名的北凉造像几乎无迹可寻，面对空荡荡的石窟，他们又该如何去表现中国石窟鼻祖的来龙去脉呢？
他们迎难而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努力寻找鲜活生动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雄伟的天梯山大佛，在20年前是另一个样子——大佛头部荡然无存，身体大部分表皮泥层已经剥落。1998年，曾经参与过1959年天梯山石窟拆迁工程的李云鹤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这一年，天梯山石窟大佛修复工程启动，他又被敦煌研究院返聘，而一直跟着他做塑像修复工作的儿子李波，此时也已是敦煌研究院的技术骨干，父子俩共同挑起了这项修复工程的重担。
然而，交到他们手上的资料，只有几张20世纪50年代的黑白照片，还是不很清晰的远景。用平面照片修复立体大佛，前无古人，只能硬着头皮上。李云鹤父子把邮票大小的老照片放大到极限，再根据大佛头像的残存部分来确定实际尺寸，破解佛头立体成像的问题。在修复过程中，李云鹤和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古代的材料和工艺流程。“土里面有盐分，盐分对保护塑像是破坏性最大的，就要用纯净水把盐分漂洗掉。”李云鹤笑言，“我的一斤土比你一斤面粉还贵。”
这只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个片段。60多年来，经李云鹤修复的壁画有4000多平方米——要知道，壁画修复面积一般是以平方毫米计算的。这更是一个家族几代人接力保护石窟的故事，李云鹤的孙子李晓洋，如今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名壁画修复工作者。
2006年，敦煌研究院承担了天梯山石窟壁画的修复工作。2017年，他们发现第四窟的元代壁画层有松动，整体揭开后，一幅北凉菩萨惊艳登场。
2019年5月22日，《中国石窟走廊》快要杀青，就在剧组拍摄壁画修复现场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一个爆炸性剧情——第四窟又一块重层壁画被揭开。摄像机对着泥皮，剧组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画面。随着技术人员用牙签一点一点地清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渐渐“睁开”。那是一幅北凉菩萨壁画，盈盈眼波穿越1600年岁月，怎不令人怦然心动！这也让北凉造像的故事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高潮。
秦川介绍，武威，古称凉州，凉州造像模式正式传入中原地区是在北魏。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凉州迁出3万户到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这些人中有一个著名人物——昙曜。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就是他主持开凿的。而开凿的具体操作者，正是曾经参与过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的僧匠们。他们被“整体搬迁”，在大同营造新的佛教中心。
《中国石窟走廊》第三集“东方微笑”中讲到，天水麦积山最早的石窟，明显受到印度犍陀罗模式的影响，高鼻深目，是刚从西方传入的样子，起步阶段的中国内地石窟造像皆是如此。在人们惯有的印象中，佛像总是端庄威严的，然而从北魏开始，中国的佛像竟然开始露出了“微笑”，这个极富感染力的“表情包”，从云冈、龙门向全国蔓延，并又向西回传。北朝时期的石窟走廊，变成了一条佛陀微笑之路。
“微笑的佛像，是佛教石窟艺术完成中国化改造的标志。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微笑造像最多，也最动人，而且塑像的面孔就是天水当地人的形象，比如44窟美丽的主尊佛像就是按照西魏皇后乙弗氏的形象塑造的。佛像面带微笑，拉近了佛与人的距离，让秦州造像充满了人间气息。”秦川说，“在漫长历史中，中国敞开怀抱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同时也具有自主创新精神，有着强大的文化自信。”
历史也许有很多偶然，但无数个偶然就会汇成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石窟中，无论法相庄严的塑像，还是绚烂多姿的壁画，都提醒着后人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某个印度笈多王朝的画师，为龟兹石窟带来了他们富有立体感的凹凸晕染法；某个阿富汗的雕塑家，在河西走廊留下了犍陀罗风格的雕塑印记；某个凉州的工匠，给山西云冈石窟带去了西域风格的造像；某个长安的宫廷画师，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中原的壁画粉本……
走一趟中国石窟走廊，看到的是一个文化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视频编导：吕子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