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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让城市迎回了烟火气，也让很多人端上了“饭碗”。但也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新问题：“现在兴起的地摊要跟以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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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10元1斤”“臭豆腐，12元1份”“耳环，15元两对”……6月5日，夜幕降临，在北京一条临近地铁的街上，摆满了地摊，吆喝声不时响起。
当晚8点，90后女孩盼盼打车到这里抢到了一个小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摆摊经历，本打算只开个张，没想到不到8点半，就卖出去了3件首饰。
然而，在盼盼看来，摆摊仍具有不确定因素，什么时候可以摆摊，在哪里可以摆，这些都不明朗，“希望能有个正规的摆摊地点”。
近期，一些以摆摊为生的人每天不用四处游走；一些上班族下班后搞起了“副业”，“后备箱集市”重现江湖；还有一些人摩拳擦掌，加入“地摊老板群”，商讨“摆摊大计”。
摆摊热重新兴起
老霍和朋友开车到这条临近地铁的街上吃饭，正好碰上了大家摆摊。他吃完后发现路上堵车。于是，他打开车后备箱，拿出游戏机存货，往地上一坐，支起了摊儿。不一会儿，就卖出去一台，赚了几百元。
“摆摊就是加人气。”作为一家大型化妆品店的经理，老霍平时摆摊卖的大多是高端化妆品，一套上千元，不过他坦言很少有人会在地摊上直接买，摆摊只是一种引流方式。平时，他都把东西放车里，走到哪儿，摊儿就可以摆到哪儿。
来自安徽的陶女士摆摊11年。2009年，在开店10多年后，她和丈夫无法负担高额的租金，就摆起了地摊。“开店拴人，不开门就等于往外掏钱。”每天下午5点左右，她和丈夫用三轮车装上五六大袋子鞋，骑到人多的地方去卖，一晚上收入两三百元。收摊时间根据不同地点，从晚上9点到12点。如果晚上收入超过300元，他们就会一直待到很晚，“哪里舍得休息呢！”
陶女士见证了地摊的发展历程。她回忆，早些年地摊很火，最挤的时候摊儿挨着摊儿，一点间隔都没有。去晚了，摊位就没有了，只能让关系比较好的摊主，挤出来一个小摊位，“哪儿都满满当当的，摊儿遍地开花儿”。
“那时，早上即使眼睛睁不开，也想着赶紧去拿货，不然晚上没得卖。”陶女士先后卖过拖鞋、雨伞、袜子等多种物品。2013-2014年，苹果手机特别火，她就开始贴膜，最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挣上千元。
摆摊的人之前或多或少都与城管打过交道，老霍也不例外。他说，如果被城管抓住了，一般一次罚款500元，有一次，他连货带车都被城管扣了，交了6000元才赎回来。
陶女士表示，除了要与城管打交道，有时被罚款之外，随着网购的兴起，地摊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东西卖不上价了。两年前，陶女士找了一份保洁工作。现在，每天下班后，她给孩子们做好饭，还是会出来摆摊补贴家用。6月3日，她在家门前的路上摆摊卖袜子，据她观察，路上人少了很多，现在一晚上大概能挣几十元。
在这波摆摊热中，有的企业通过摆摊招人借势宣传；有人开着豪车到夜市摆摊，主要是为了“炫富”；还有一些父母带娃摆摊练胆量。
6月5日，7岁的军军（化名）带着他的贴纸、书籍上了街。他想通过摆摊，买个水弹枪，同时也想给妈妈买个戒指。军军的母亲表示，“摆摊的想法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想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收获。”
58分钟，他卖光了所有臭豆腐
对于更多人来说，摆摊是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摆地摊低门槛、低投入、低风险，成了一些人的谋生之路，特别是疫情之下，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摆摊成了他们快速“回血”的一种方式，也成了一些企业自救的路径之一。
但对于50多岁的老何来说，摆摊是一份事业。2013年开始，老何的老伴儿开始骑三轮车沿街摆摊卖烤冷面。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老何跟老伴儿俩人索性都摆摊了，相互也有个照应。
今年两会过后，老何听说有些地方开始允许摆地摊了。他骑上车到以前经常去的几个路口转悠，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摆摊了，“去晚了还没位置”。他就拉上媳妇，各骑一辆三轮车。烤冷面6元，加个烤肠8元，一辆车一晚上能卖五六百元。
以前，他们经常站在路口张望，担心被城管发现。2017年老何被城管收过车，交了500元罚款才拿回小车。从那以后就很小心了，只要没有客人来买东西就坐到车座上，随时准备跑。有时候刚摆上十几分钟就得挪动挪动，绕到附近，等城管走了以后再回来，“人家下班咱上班”。
最近摆摊六七天了，他只遇到过一次城管。他说，现在管理比以前好多了，只要不占道，城管也基本不会太管。
疫情之下，一些餐饮企业的经营受到重创。江西萍乡市餐饮协会会长、萍乡市萍水相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海波表示，疫情期间，餐厅的损失在300万元左右，自3月18日复工复产以来，餐厅的营业额从1000元，逐渐涨到现在的1万元，也只有疫情前的三分之一，店里仍有半数员工未上岗。
支个夜宵摊让更多员工复工。6月2日晚上，在取得了城管的同意后，周海波带着新研制的夜宵食品麻辣小龙虾和烤鸡爪，在店外摆起了摊儿。
当天晚上，夜宵摊来了六七桌客人，营业额约为2000元。周海波表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不愿意出门吃饭。顾客向周海波表示，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只要店铺坚持下去，一定会火。
与此同时，多个地摊聚集在一起会产生“聚集效应”，有利于提高摊主收入。6月4日晚上8点，50多岁的郑国军准时来到摊贩聚集的“夜市”，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58分钟，他卖光了当天准备的所有臭豆腐。然而，前一天，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把这些臭豆腐全卖光，已经是凌晨一时了。
地摊火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在释放。有人驱车一个多小时，专门来找地摊，他们表示：“想吃地摊很久了，苦于无处可去。”
在一家点评网站工作的潇潇（化名）告诉记者，有一次下班路过臭豆腐摊，本来想买一份，当时手上拎的东西太多了，没买上，后来就再也没看到了。“今天终于吃上了。”吃之前，她还顺手拍了张照片。
一位女士在路过郑国军摊位时，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从疫情到现在，感觉一下子活起来了。”
“看不出这里支过夜宵摊”
地摊让城市迎回了烟火气，也让很多人端上了“饭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小小的地摊对稳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就业有独特作用，同时，还可以拉动消费。
据成都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28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
多地出台政策为地摊松绑。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成都、南京、济南等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主要包括允许在规定范围内的占道经营、设置临时摊点、柔性执法等。5月28日，成都升级“五允许一坚持”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地摊的管理。
地摊火爆之下，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完善。比如，环境污染、消防安全隐患该如何处理？地摊缺乏相关执照，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如何把控？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很多摊主都考虑到了卫生问题。周海波表示，在开设夜宵摊时，每个桌子下都放了两个垃圾桶，在收市的时候，会将污渍清理干净，“看不出这里支过夜宵摊”。
对于老何来说，一个比较安稳的摆摊位置来之不易。他在三轮车旁边绑了两三个垃圾袋，专门清理摊旁的垃圾，看到旁边其他摊位有垃圾，他也会提醒收好。“国家照顾我们这些人，我们也得守规矩，起码环境不要弄太脏了。”
不过，依然有一些卫生问题难解决。6月5日，北京市三间房城管执法队队员对双桥地铁站附近街道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进行了劝离。执法队员表示，占道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脏乱差。可以看到，地摊附近的一个垃圾桶装满了垃圾，未进行垃圾分类。
“现在开放地摊是一个好事，却给城市管理者出了一道难题。”周海波表示，未来地摊一定更规范，并且更便民。
“现在兴起的地摊要跟以前不一样。”盘和林指出，当前，地摊要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品质，更需要精细化管理。盘和林建议，在一定区域内划定摊位规范经营，这样既鼓励了地摊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服务。过去有些城市打击小摊小贩，但给市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事实证明，摆摊与城市管理并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适度管理。
盘和林认为，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未来地摊怎么发展、怎么管理，怎么贴近老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在神经末梢更便民？如果地摊出现了噪音、污染等，城市管理者要尽快去监管解决，而不是在一开始就一禁了事。
本版图片由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若一/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李若一 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