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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先生新作《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论述了荀子在儒家与法家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让我对荀子以及法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文章对亚里士多德的讲述，也很有启发。我对中国历史仅限于一些粗浅的阅读，对希腊历史更是知之甚少，但受此启发，也有一些粗浅认识。
潘先生认为，中国自先秦开始就把“秩序”作为核心的追求目标，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总结。孔子一生都想恢复周礼，孟子更多地强调个人修养在其中的作用，而荀子则推进一步，让儒家成为接地气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可能起源于周朝。商代的中国是由被商以及被商征服的方国组成的，商以及其残酷的手段压榨方国。周推翻商的统治，也许从商那里吸取了教训，对于征服之地采取了分封制，不仅封自己人，也封当地的贵族，包括商的贵族。周的统治不以武力为手段，而是以一套礼仪制度来规训和柔化各个诸侯国。进入东周之后，这套制度趋于瓦解，各个诸侯国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之间的争斗成为主旋律，但是，争斗的目的不是像商那样征服对方，让对方臣服、纳贡，而是要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治理版图，完成天下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化家为国”的过程，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一个现代政权：国家不再是君主一人的国家，国家的治理也不再是君主和他身边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交由一个官僚集团来完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当作国家的唯一正统学说，并不是真要“罢黜百家”，而仅是把儒家学说当作国家统治的政治哲学。自此，中国的政治秩序牢固地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潘先生认为，与中国追求秩序不同，希腊从一开始就是以追求自由为主调。在这一点上，我有比较大的疑问。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从国家形态来看，尚处于中国商代的阶段：各城邦国家之间以争斗为主旋律，一个国家的目标要么是征服其他国家，要么是避免被其他国家所征服。雅典的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但却是以奴役周边国家作为支撑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火索是它们各自的附属国之间发生争斗，它们不得不出面干预，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的德国和英、法一样。所以，与其说希腊人爱好自由，毋宁说他们喜好征服。亚历山大统一希腊，为的是去征服波斯和东方的其他地方。在打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霸占了大流士的妻女，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野蛮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轴心时代的三大文明分别解答人生的三大问题之中的一个：希腊文明解答“我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印度文明解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华文明解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因而，希腊文明是外向的，倾向于征服，好处是发明了科学；印度文明是内省的，因而发明了人类第一个宗教；中华文明是入世的，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问题，因而发明了现代治理模式。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下面四个阶段：氏族-方国（城邦）-封建-现代国家。希腊刚走出城邦阶段就被罗马灭掉了。罗马帝国是一个大的封建帝国，它衰落之后，欧洲退回方国（城邦）阶段，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现代国家。东方的日本一直是处于封建阶段，直到明治维新才建立了现代国家。
但是，这种落后的表现，到近代却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优势。比如，在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签订《大宪章》，明确国王只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即使后来国王的权力增加，他的权力也没有达到中国皇帝的权力。加上宗教因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就变得容易得多。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类似的。幕府后期，幕府将军的权力受到强藩的挑战，最终，4个西南雄藩联合发起倒幕运动，革命成功。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现代国家，到近现代却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中国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条既拥抱世界主流价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方面，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恐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潘岳先生对荀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把荀子的追求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要在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实行法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