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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6”如今对陈珂有着特殊意义。每次消费前，他都要把商品价格除以6——作为一个外卖骑手，6元是他每单的平均收入，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
两个月前，他还是个白领，在上海一家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里，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不管冬夏，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都会遮挡住强烈的阳光，空调让室内保持着舒适的温度。
在家人眼里，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应该有的样子。对热爱跑步的陈珂来说，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经对未来的期待。
疫情改变了一切。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失去业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休眠”——员工不用上班，办公区保持着春节放假前的样子，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忙碌起来。
陈珂每月的收入从1.2万元，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在来到上海的第三年，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自己第一次处在“半失业”状态。
他选择“打零工”来度过这段时期，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数以亿计”的“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一个。
除了外卖骑手，这些“零工”还可能是快递员、滴滴司机、代驾，或者网络主播。他们处在不同城市，曾经从事不同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
“黑天鹅可能是疫情，也可能是别的事情。”陈珂把这次经历当作“危机演练”。
他没想到的是，做了两个月骑手，收获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经验。
1
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陈珂没有感到一点意外。只是那时他还没做好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艰难。
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他努力思索，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却又摸不着方向，“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慌乱”。
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如果不辞职，他就没办法再做一份相对“正式”的工作。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了十几份简历，想找一份短工，但没收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他清楚，这些公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投简历只是为了最后一丝可能，但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
与此同时，在河南郑州，翟一帆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他在一家旅游类的B2B（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网络或互联网进行业务合作——编者注）公司上班，负责开发旅游产品卖给旅行社。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完全停滞，员工工资停发。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两人只能待在家里，等待疫情结束。
一开始，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太当回事。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淡季，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
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每月初，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上，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1万多元，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彻底失衡。
“如果这样下去，我最多撑到八九月份。”简单地计算后，一向对生活满意的翟一帆，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经济的脆弱。
成为待业青年后，陈珂在上海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不易。那段时间他特别害怕天黑，“每天都是净支出，一到晚上就意味着第二天又要花钱”。
除去每月1500多元的房租，公司发的基本工资只剩下900多元。虽然有些积蓄，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珂来说，那些“家底”还未到不得不用的时刻。
他意识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时止损，所以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hard（困难的——编者注）模式”——每天必须的开支里，吃饭被压缩到日均7元钱：早餐吃燕麦配牛奶，3元。午饭是泡面或者米饭配黄豆酱，平均3.5元。晚饭一般不吃，或者吃一碗白粥，0.5元。出门3公里内靠步行，距离再远点的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
对于每月少收入的1万元来说，这些“止损”还远远不够。待业期间，陈珂拥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时间。他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尽可能转化成收入。
“当时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多久，那几个月本来应该正常工作的，靠的就是出卖时间或者体力、脑力来赚钱，我不能把时间浪费了。”
原来的行业没有工作机会，他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他考察过快递员，最终因为时间不够自由放弃。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但又不相信自己的“车技”，再加上没车，随即打消了念头。
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对陈珂来说，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最高成本，只有不到200元——一套新的头盔、骑手服，再加上餐箱。电动车可以租，每天10元。
装备到手，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后，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饿了么外卖小哥。
即使“身无分文”，有人也可以“零成本入行”。在广州，因疫情待业甚至负债的李江天，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手机和一个用了4年的旧书包，他只靠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就开始了跑单。
翟一帆选择了当代驾司机。这个职业要求有5年驾龄，并且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因此比起外卖员，年龄门槛也偏高。
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翟一帆与50多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这些未来的“同行”原本来自各行各业，“有搞午托的、卖建材的，还有开货车的”。
大家戴着口罩，没有太多交流，但眼神接触的瞬间，他立即就能读出对方的状态，“焦虑、疲惫，和我一样”。
陈珂、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选择新职业时，都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准备。他们都清楚，不管是外卖骑手，还是代驾司机，这些“零工”的退出成本都和进入成本一样低。
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一时的应变之策，也是一种趋势。世界银行在《2019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未来劳动力市场将日益变成“零工”（Gigs），而不是工作。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时工作（包括“零工”）在工业经济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这是由不断变化的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今，提供按需服务的行业越来越多。在技术的加持下，陈珂、翟一帆们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进入互联网平台，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2
上岗第一天往往是艰难的。
第一天送餐时，陈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饭馆，因为太过着急，他把塑料袋上的“46”看作了“49”。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商家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拿错了单。
他只能原路返回、换餐，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已经超时近20分钟。这次紧张的送餐过程，最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只换来站长一通责骂。
因为不熟悉流程，这天陈珂路没少跑，却只送了7单，收入39元。最后一单送到一半时，电动车电量耗尽，他只能把车子停到路边，骑共享单车跑完了最后5公里。
来到客户门前，他已经满头大汗，双腿软到“差点没跪下”。他不断向门缝里伸出的脑袋道歉，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
站在路边，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出半步，不得不忍痛“奢侈了一把”，打了辆“滴滴”。他给司机指路，先开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卸下电瓶和餐箱，装进后备箱。
“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士服的陈珂，一脸疑惑。
陈珂苦笑，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的陌生人。话音刚落，司机抬手在手机屏幕上一划，结束了行程。
“小伙子，咱们都不容易，剩下的路就当我送你回家了。”
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眼泪“没出息”地流了下来。自己跑了一整天，收入不到40元。如果再除去车费，当天几乎等于白干。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到底是因为尝到辛酸，还是感到温暖。“待业”的几个月里，他遇到过更大的委屈，和更多的感动，但这是他唯一一次流泪。
翟一帆上岗的第一天也不轻松。晚上7点，他来到系统指派的“新手”区域，等待第一单生意。他把手机攥在手里，忍不住频繁刷新派单信息。20分钟后，手机的震动从手指快速传递到大脑，这几乎让他打了个激灵，第一份订单来了。
系统显示，自己距离客人3.6公里。他知道客人叫代驾时，酒席一般已经散场，不会预留太多等待时间。那时他还没来得及买电瓶车，没时间考虑，到路边刷开一辆共享单车就出发了。
“我咬着牙，站起来使劲蹬，3.6公里5分钟就到了，和骑电瓶车用的时间差不多。”就这样，翟一帆用共享单车创造了自己的骑行速度记录。
到酒店附近后，他放好自行车，强压着就要喘出的粗气，平复呼吸，走到客人面前。客人点头示意，把钥匙递给他，然后坐进车里，中间没有一句交流。没人知道他刚刚的“风驰电掣”，没人问他的名字、细看他的样子，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样平常，“我只是个代驾司机，我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最初几天，翟一帆发现零点过后自己总是接不到派单。这个时段代驾需求量减少，代驾司机需要主动向平台“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业务量。
他经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门口，见到客人走出来，就凑上去，推销自己的代驾服务。
在过去的工作中，翟一帆也需要经常与客户打交道，但都是商务往来。“大家坐在桌子前谈判，谁也不用降低姿态。”
现在，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户，他却拉不下脸，“过不了心理关”。
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3个月来，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怕“掉价”。
家人是最重要的“保密对象”。“他们每次跟街坊谈起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有个正式工作时，都很骄傲。”陈珂也理解，在河南农村，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孩子只有如此，才叫有出息。“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在送外卖，可能会疯掉。”
广州外卖骑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是销售。跑单期间，他关闭了朋友圈，“没人愿意跟一个外卖骑手谈生意”。
3
送到第十九天时，陈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
那天收车后，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自己。春节前，这是他“想喝就喝”的饮品，现在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他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送10单外卖才能买到”。晚上到超市买菜，猪肉的单价是“每斤5单外卖”。
不管是送外卖，还是代驾，跑完一单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这种收入模式几乎改变了陈珂和翟一帆的消费观。
“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感觉钱还不少。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感觉那都是辛苦钱。”翟一帆笑着说。
做代驾前，他每天下班后，不是与朋友聚餐，就是在家打游戏。现在，晚上7点半，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开始一天的工作。最晚的一次，到家时已经天亮。
陈珂每天要走超过1.5万步路，爬50层楼。最“惨”的一次，他碰到一个小区电梯维修，只好一口气爬到12楼。
在做骑手的第二十五天，他的膝盖在反复上下楼后“歇菜了”。长期跑步的经验告诉他，膝盖有了积液。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才逐渐恢复过来。
之前他也在网上看到过，有骑手因为订单快要超时，在电梯里急得哭出声。有时自己点外卖，也会碰到火急火燎的骑手，一边把餐递过来，一边摆出离开的姿势。那时他觉得这些都有点夸张，“不就是一单外卖，怎么能这么着急”。
“以前只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但没有真正在意他们的处境。”陈珂说自己以前是点外卖的，现在开始送外卖，“换了位置，才更理解双方。”
他记得有次同事点外卖，晚到了半个小时，对着骑手“暴跳如雷”。骑手没有解释机会，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当时陈珂也在场，但他没说什么，甚至觉得同事教训得好。
“他可能像我一样，车子没电了，也可能只是餐厅出餐慢。”现在，陈珂开始理解那个骑手的遭遇了，“自己犯了错却没又没办法弥补，很难受”。
做骑手后，陈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接到顾客电话。“打电话就说明对方已经忍耐一会儿了，我不是怕客人给我差评，而是这样的电话会让人觉得，这件事没办好，对不起人家。”
他逐渐明白，任何一种工作，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简单。晚上送餐时，他看不清楼栋号，就买了支手电筒。为了防止洒餐，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
在广州，每次遇到天桥，为了避免倾斜洒餐，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来，先抱着过桥，再回来推车。
成为代驾后，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豪车”。他提前做了功课，把很多车型的挡杆、手刹，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记到了自己的手机上，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
除了辛苦和收入，新职业也给他们带来了“出圈”的机会。
来上海近4年，陈珂就像一个陀螺，在住所和公司之间的线段上往返。他眼里的上海，只是线段两端方圆3公里内的样子。
送外卖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有时刚从一个单价15万元左右的高档住宅出来，下一单就进入了一个老小区，“里面打隔断，一个隔间里还摆两张高低床、住4个人的那种”。还有人一天三顿都叫外卖，门口堆满垃圾，“家里搞得像网吧”。
这种强烈的反差有时会让他感到恍惚，但又无比真实。
一天下午，上海忽然下起暴雨，乌云笼罩下，整座城市宛如黑夜。他提前收工回家，然后打开应用，翻看自己一天的“收成”。他发现，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里，有人点了麻辣香锅，有人点了奶茶，有人点了水果，“每一单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是最真实的生活”。
“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看的多了，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人。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确信双脚正结结实实地踩在路上。
在郑州，连续3天过了零点接不到派单后，翟一帆终于走到酒店门口。目标顾客越来越近，他向前一步，试着模仿从老代驾那里学来的姿态、语气：“您好，请问您需要代驾吗？”
对方回过头，礼貌地笑了笑，然后摆摆手。这单没有成功，却让翟一帆多了一些信心。
“客人很礼貌，让我觉得对方是尊重我的。”他忽然发现，别人并没有看低他，“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
后来与朋友聚餐时，他主动提起了自己的新职业，并且现场打出广告，“以后喝了酒，都找我代驾”。
现在，父母几乎每天会主动问起，“昨天跑了多少单”，几个同事也向他打听新工作，考虑入行。
他逐渐找到这份工作的乐趣，上岗不过半个月，“除了跑车，其他牌子的豪车基本都开过了”。更重要的是，他见识了许多中年男人最真实的一面——酒后，他们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备。
他发现在郑州这座城市，晚上喝完酒叫代驾的顾客里，有一半都是“搞工程的”，“打开后备箱，就看到里面放着的白色安全帽和荧光背心”。
他曾接到过一个路虎车主的代驾订单，平台要求代驾司机不能打扰乘客，上车后两人礼节性地相互问好，就再无交流。
“你这行现在干着咋样？”一阵沉默后，有些醉意的车主主动发声。
那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顾客瘫坐在后排，声音低沉，慢慢讲起生意遇到瓶颈，每天筋疲力尽，又不想把情绪传递给家人。
翟一帆开始只是安慰，不一会儿，两个男人就互相倾诉起苦闷。
这单结束后，翟一帆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他发现，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光鲜还是落魄，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各自的压力、困境，“自己遇到的这些事算不了什么”。
翟一帆的公司还没重新开张，但他已经决定把代驾作为长期的副业，“什么时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
李江天考虑辞掉推销员工作，做全职外卖骑手。只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零工经济目前还缺乏保障。这是种新型的劳动关系，一般都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因此社保还没有完全覆盖。
6月初，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时，已经有了不同的感觉。他拿出从前拟好的、已经落灰的职业规划，在下一项待办事项里打上一个重重的记号。
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周末时又“重操旧业”。只是这一次，他已经不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