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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了关于“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的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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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不确定信息”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要解决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在“不确定信息”阶段，择地择时择机发布必要的“或然性信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息，相机抉择，及时采取一些“不会后悔”的成本较低的“无悔行动”。
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说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不确定性”，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问题。而“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及时科学应对这个“不确定性”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发现初期的一个时间阶段里，对其一无所知，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毒。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导致人生病的，医学病理是什么？它会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怎么传染？传染途径是哪些？潜伏期多长？哪些人容易被传染？致病率多大？有没有药可治？死亡率多高？这些问题，几个月后，我们可以说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可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病例一旦出现，就会有一些信息了，这时发现这些病例的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要及时把这些信息上报、传递给法定权威机构的专家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一例公共卫生疾病的确定、定义、判定，是需要一定的科学研究过程的，是要由这些领域中的专家进行研究分析，经过科学的审核，由法定权威机构最终认定，并根据法定程序公布于众，而不是由几个人基于几个病例就能确定的。也就是说，要通过“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才能“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如何及时上报信息是一个问题，上报了信息后处理这些信息，实时分析、集中研判，需要数量充分的病例样本和病理数据，需要一个观测病毒演变的过程，这就需要时间，直到基本的问题搞清楚之前，可以说我们都是处在一个“信息不确定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是几周，也可以是几个月。
如何应对“不确定信息”
人的认识进步、科学的探索，总有一个过程，总是从不确定走向确定。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里，人们可以做什么？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事后有了确定性信息的时候，去指责当时在不确定时期人们既无法发布确定的信息，也无法根据不确定信息去作出后来才作出的决策。那时因为信息不充分，不可能作出信息充分之后才能作出的决策。我们也不能盲目决策，鲁莽行动，还要防止根据虚假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决策。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对待这个不确定时期。办法只有一个：实事求是，承认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时期，发布“或然性信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息，相机抉择，及时采取一些“不会后悔”的成本较低的防疫措施，也就是那些成本相对较低，扰动相对较小，负面效果轻微的措施；采取一些“无悔行动”，即使早期判断有误，纠正起来也较容易，不会因为采取了这些行动而后悔。
比如，首先可以加强医护人员的防护，这个成本不高，并且对医护人员健康有好处，不会后悔。接下去可以做的是呼吁大家戴口罩，这是有一些成本的，口罩本身的物质成本加上人们戴上口罩所感受到的不舒服，但是这点成本相对还是较小的。再比如，加大市区街道清洁剂的喷洒，强化商场、娱乐场所等公共区域的保洁，限制和减少大型集会、聚集活动，等等，都属于成本不高的防疫措施。再进一步，随着情况进一步明朗（也就是确定性提高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可以采取“局部封城”的措施，就是对一些居民小区、商业街区等实行更严厉的管控。这当然成本就较大了，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部的防范措施，成本仍然是较低的，而收益则是及时地把疫情控制在一个较小的局部范围内，避免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事后证明这样做是小题大做了，纠正起来也不难，不会导致大的社会震动。
重大防疫措施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较为确定的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这种确定性信息一定要由法定的权威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搜集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供，由中央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不可动摇。从有病例出现开始，直到法定权威机构宣布较确定信息的时期，都属于“信息不确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及时向权威部门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这点我们的现行法规也有明确规定，需要的是切实贯彻执行。
中国为何能够率先走出来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尽管来势汹汹，开始仍然有一个“信息不确定时期”。现在看来，一些国家疫情蔓延乃至一度失控，教训正在于疏忽了这个时期。
而中国率先一步采取“无悔行动”。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向公众提供持续、清晰、重要的信息，让人民群众及时全面了解政府应对疫情的方针政策和战略举措，把“公众充分知情”作为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沟通互动和形成强大社会共识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公众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感，积极投入到对疫情的全民抗击之中，形成14亿人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起严密防线。
灵活的人性化社会管控以及以传统隔离方式为主的非医疗干预成为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因素；以流行病学调查为核心的排查、检测和监测，成为切断病毒传播链条和对患者实施及时救治的关键环节；以分级设置医院和按病情分类分流救治轻、中、重症患者，坚持中西医结合，大幅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提升了治愈率。
同时，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资源，打响后勤保障战，举全国之力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了疫情防控阶段性重要成效，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因而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