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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写天津，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写天津的小人物，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不过，《俗世奇人》中的人物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毕竟应了一个“奇”字，终究是有过人之处；而王松的这部长篇小说《烟火》，铺陈开的是一个更普通的人间百态，从题目就能看出，很市井、很生活，宏大叙事是没有的，但能具体到老天津的老百姓是怎么摆地摊的。
王松说，真正的天津人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非常崇尚手艺，而且这手艺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已经不仅是手艺，还上升成一种文化。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卖什么，基本都不是买进卖出的“中介”，而靠的是手艺。
故事从1840年开始讲：卖鸡毛掸子的，杆儿轻，毛儿长，看着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掸子上跑；卖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先把土和成泥，再踩着转滚子把泥拉成坯子，别看是用土烧制而成，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能蹦起来；绱鞋的，不光针脚密，还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也轻巧……这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街边手艺，现在来看，都堪称“非遗”。
近代天津开埠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国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原来的老城区，这中间还有过渡区，《烟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于是，这些摆地摊的手艺人，也不可避免地与洋人、买办、革命者等各色人物产生关联。主人公来子的爹是卖拔火罐儿的，他自己卖过包子、鞋帽，深谙生意之门，也守住了做人之门。摆地摊的人堆里，也有英雄。
但《烟火》讲的还是普通人，所以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因祸得福”的巧合。不像武侠小说，看见悬崖一定记得往下跳，跳下去才有可能获得失传秘笈、得遇高人指点，最终称霸武林。在普通人的剧本中，遇见灾难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亡——《烟火》中即是如此，而且说死就死，毫无转机的可能。
当然，如果地摊能摆得够久，有朝一日成为著名“老字号”也未可知，而摆地摊的人，也可能成为传奇。那，就是另外一种叙事了。
《烟火》的故事结束于民国末期，但天津人的这种品格，一直在延续。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商品比较匮乏，年轻人结婚时，家具不好买。于是，在天津的街巷里，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做家具的文化，而且做出来的和买的比一点不差。
比如，用铁管做双人床的床头，怎么窝这个弯儿？不是烧红了一窝这么简单，这样这个铁管就瘪了。天津人就这么聪明，先在铁管里灌满沙子，然后再烧、再窝，这样既能窝出形状，铁管本身还不变形。再比如，自行车不好买，要凭购买证，当时叫凭“条儿”，天津的年轻人就用零件自己“攒”自行车。那时在天津劝业场门口一带，是个互相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场所，大家互通有无，有的零件实在凑不到，还能自己做。
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王松说自己写《烟火》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他也想带着读者，回到100多年前的天津，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吸一口这里的老百姓曾经的烟火气。
写完后，读者回没回去王松不知道，他自己反正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溜达一圈了，而像和小说中的几代人真真切切地生活了一百年。
有一次，一个住在天津老城的朋友陪王松在“锅店街”一代转，这是《烟火》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著名”街区。路边有个摆地摊的老人，跟他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对当年这一带的每条胡同和各种往事都如数家珍，用天津话说出来，就尤其生动。老人、老人的地摊、“锅店街”的牌坊，这三样看上去，都像文物。
在很多受到文艺青年追捧的自由行指南中，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去坐它的公交车、吃它的街边早餐，逛它的菜市场……如果一个城市还有成规模的地摊，那一定也在“必游”之列。当长得一模一样的商业综合体，逐渐复制到各个城市、又下沉到县城，四方商机涌来，地摊也许是保留城市特质的最后一面墙。
摆地摊的人，有着城市最真实的面孔，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卖的是啥，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都拼命活着。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