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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从眼前的任何一个元素来看，浙江湖州“腕力王”都是一家“古董”健身房：器械上掉了漆生了锈，板凳的皮垫经过20年的磨损，黄色海绵显露出来。没有空调，潮湿闷热的梅雨季，一台绿色的落地扇卖力地“摇头”——那是老板娘当年的嫁妆。
来健身的几乎都是50后、60后的男人。78岁的汤根元是这群人里年龄最大的，能卧推240斤重量，胸肌会抖动。这里练法简单，西裤皮带、牛仔裤、皮鞋是常见的运动装备。“就是铁，你们年轻人叫‘撸铁’‘硬核’。”53岁的周中华习惯穿紧身衣，因为肌肉发达，他很难买到适合大臂维度的上衣。
除了锻炼，他们更多时候围着一张方桌抽烟、喝茶、吹牛侃大山，一耗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个不锈钢小碗里装着几百个烟屁股。
他们大多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后来，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了个体户，现在家产上亿；也有的经历被骗、破产、离异。
“不追求肌肉，不喜欢练腿，不追求维度。”张立勋是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员，兼任店里的教练、保洁员、保安、出纳，他总结着会员们的锻炼目标，“健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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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健身房隐藏在湖州市莲花庄游泳馆二楼，门脸儿是一张靠墙的方桌和6把椅子，正对着楼梯口，墙上贴的一张巨幅海报算是唯一的装饰。
方桌是20年前张立勋自己做的——在一个淘汰的麻将桌面下焊接了架子。桌面已辨别不出颜色，上面散落着十来部手机、电动车和轿车的钥匙、几万元的手表、茶渍黢黑的茶缸。6把椅子形态各异，有的扶手掉了一半，有的“腿脚”不稳容易倒，还有一把“软座”，但是极容易吸烟灰，隔一小段时间张立勋便用抹布擦一把。
这促狭的6平方米也是健身房的吸烟区、茶水间和休息室。男人们在这里擦汗休息，吐着烟圈用湖州方言聊天，嗓门儿大得一楼都能听见。“到这里是练嘴皮子的，练烟的。”有人调侃。
李健是最近在方桌前分享喜事的会员。他今年48岁，做了近20年的酒生意，10年前开始健身，现在一个星期到健身房四五次。
“昨天晚上7点10分，我女儿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李健向路过方桌的人递烟，“2019年这一年是我的人生巅峰，我买了一套房，买了一辆车，女儿考上研究生，从小到大的三件大事全部完成。”李健说。
“一辆近100万元的奔驰S350，一栋别墅。”旁边的男人补充道。
疫情压缩了市场对酒的需求，李健坦言“没有压力是假的，做生意主要看自己心态怎么调整”。他敏锐地观察着市场里的风吹草动，比如近年来啤酒销量持续下滑，他认为这和外来务工人口减少有明显的相关性。“碗装泡面的销量也在下滑。”这是支撑他观点的论据之一。
“外面的聊天和这里不一样，外面主要是生意，是客户。”除了必要的应酬，李健每天都会来健身房。
这个方桌也承载着很多悲伤。58岁的老金是健身房的老主顾，第一次踏入“腕力王”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2009年1月，老金的爱人因癌症去世，女儿同年参加高考。
女儿到了婚嫁的年龄，他比女儿还着急。老金现在有时间就给女儿做一桌子大餐，也会发到朋友圈秀下厨艺。健身房的朋友知道，“他给女儿做的菜很多，但两个人话很少。”
父女俩有时会争吵，但大部分时候他先道歉，“女儿性格内向，听不得重话”。他也想过，如果生病去世的是自己，女儿现在可能会幸福一些。
爱人去世后的三四年，老金停掉了健身。现在他是健身房最勤奋的会员之一，每天下班后简单吃份快餐便来锻炼。男人们对他了解最多的是——死了老婆。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关心他——聚餐一定要叫上他，每天多问一句，吃饭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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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健身的男人们不吃营养餐，不信蛋白粉，不算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摄入比。他们坚信，肌肉只能是“练出来的”，没有捷径。张立勋每天用“蒸蛋器”在店里蒸鸡蛋，提供给健身饿了的人。每只熟鸡蛋1.5元。
“一起吃饭”仍是男人们最重要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张立勋在200多人的会员群里发群通知，写清吃饭的时间和地点，餐费实行AA制。“最少能有四五桌，人多的时候十来桌”。
这家健身房被大家公认为这群人的“黏合剂”。
男人们大多有着相同的经历：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在深夜排着长队参加招工考试，然后进入化肥厂、丝绸厂或是食品厂等地方工作——那些都曾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眼红的单位。
他们也做过时代里最潮的青年。穿“裤腿宽一尺一”的喇叭裤、学“快三”舞步、到杭州、福建等地淘二手衣服、花1毛5分钱在录影厅看一集电视剧。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大约有21元的月薪。
“那时下班回家后换上西装就出门了，大多是为了吸引年轻女性的注意。”55岁的季伟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的开始停薪留职，有的被迫厂内待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下岗职工问题成为了日益凸显的经济现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曾在《中国城镇失业与社会保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就业岗位正在经历着一个创造性摧毁的过程，摧毁与创造并存，但创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摧毁的速度。”
2001年，38岁的张立勋离开了工作20年的化肥厂。单位以每年800元的工资“买断”他的工龄，拿着1.6万元，他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现实。转年，张立勋的爱人也下岗了。
那时的张立勋不懂什么叫“中年危机”。他只知道，前一年8万元的购房款里还有借款，女儿中考与重点高中只差3分，每年1.08万元的“买分钱”还没着落。
“工作很难找”，开健身房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张立勋曾是这座小城第一批“健美队”的成员，因为迷恋电影里李小龙、史泰龙的形象开始健身。健身地点最初在湖州市总工会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雨天常漏雨，晴天时，铁片砸到地上扬起一片灰。健身知识来源于一本名为《健与美》的杂志。上个世纪90年代，他拿过省里、市里的腕力王大赛冠军，健身房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和张立勋一起经历下岗潮的男人们，有的开起了大货车，从湖州去往2000公里外的地方；有的干起了个体，开餐馆、商店；也有的开始四处打零工、做销售、当保安。
没想到，这个健身房一开就是20年。张立勋预想的是，健身房从中午12点开始营业。但附近水产店老板作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7点起床，9点左右去杭州进货，凌晨1-6点将货物卖给小商贩。他们习惯在早晨7点左右来锻炼。
张立勋将店里的钥匙配了几把，方便他们自由出入健身房。
“为了生活在拼老命。”健身房里每天的“早班”会员之一程宏说，“像我们这种年纪谈理想不现实了，就希望退休工资高一点，生活舒服一点，多活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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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的年卡费用是700元，20年间只涨了100元。健身房里还是“老掉牙”的设备，这里没有跑步机、椭圆仪、动感单车那些“新鲜”玩意儿。部分器材是当年张立勋自己做的，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划船机。
“出门左拐就是操场，塑胶跑道，在那跑步不好吗？”张立勋会建议会员到楼下进行有氧运动。但事实上，会员的有氧运动并不够量，与发达的胸肌和肱二头肌不匹配的是隆起的肚子。他们不逃避这“身材缺陷”，赤裸着上身锻炼时，会拍着肚子调侃道“不该长肉的地方长了肉”，扬言要坚持跳绳1个月。
“腕力王”里也没有“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等时髦的练法，墙上贴的“初练程序表”是张立勋做的，200个字写清3天的训练计划，“哑铃”“杠铃”“推”“举”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旁边还有一张“来宾须知”，落款日期是2002年8月18日。
有的会员自己也开了健身房，但几乎没有做长久的。来健身的男人们习惯称“腕力王”之外的健身房为“高端会所”，那些地方装修高档，有空调、淋浴房、崭新的健身设备，还可以请私人教练。
这里的大多数人有过去高端健身房锻炼的经历，但没多久又回到了这里。
“商业化”是男人们最反感的地方。“从进健身房开始就被推课啊产品啊，很烦的”“私教很瘦，我都想教他练一练”。他们“看透了那些健身房的商业模式”——靠私人教练卖课，一节三四百元，卖年卡，总价3000元到5000元，让人觉得划算。
张立勋不得不承认的是，新开的健身房硬件条件好，他流失了大部分年轻会员。“腕力王”没有空调和淋浴室，这在冬夏是短板。但他也不看好那些健身房，“健身的人就那么多，现在开了那么多家，光房租就要几十万元，大部分都是赔钱”。事实也验证了他说的，新的健身房开了不久倒闭，倒闭后再有一家新的重启。
但来“腕力王”健身的人并不只图它“便宜”。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开车来健身，每天停车费5元，耗掉“软中华”香烟半包，以一年健身200天来算，要花掉7000元。
中年男人们更喜欢这里的方便和自由。这里不讲究装备，西裤皮带、格子衬衫、2元一副的粗线劳保手套随处可见，有的从早市上买完菜到这里，直接脱了上衣，穿着平角内裤练上几组。中场或锻炼结束后，男人们在这里吸烟，不用担心家人的反对和约束。
“你去别的健身房，穿着皮鞋，就有点违和感吧？”49岁的王旭阳说，“虽然我们是中年人，也不那么讲究，但是人要合群。”在他看来，那些高档健身房多的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或是“小年轻在那里谈情说爱”。
“很拘束，不自由，至少你光膀子锻炼不合适。”季伟形容在高档健身房里健身的感受。他在一家驾校做教练，来“腕力王”健身5年，是出勤率最高的会员之一。“比如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不开心，到这里来发泄一下，锻炼完就忘了。”
张立勋在健身房放了一个冰箱。不过冰箱没通电，蓝牙小音箱、印着“某某银行”的一次性纸杯、花露水都被他放在里面。他每天从楼下老年健身活动室打开水，装在6个塑料暖壶里，对会员们进行无限量供应。墙上的瓷砖上粘着几排挂钩，男人们的毛巾、衣服、头盔通常挂在那里。
“张教练还是比较实在的，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很了不起。”小方桌前，男人们吸着烟达成“共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还是活在自己的年代里，他看不到这种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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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梅文章一度是在时代前面领跑的人。他曾在一家矿产公司做钳工，上个世纪80年代主动下海做丝绸生意。
他坦言，那时做生意容易，他靠“信息差”将丝绸做一次转手就能挣到几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他最多一天赚过30万元。“不膨胀是不可能的”，他戴200克的金项链，手上的戒指像扳指一样大，“大哥大”第一个月的话费近6000元。
重创是在1993年到来的。一次丝绸出口的生意，对方欠下500多万元的货款销声匿迹，梅文章辛苦积累的家底抖落一空。40多岁的他决定重新开始。“钱少的时候你求稳有什么用？一点用没有。”
现今，他的丝绸公司还在运转，但是效益已大不如从前。互联网让信息更透明，赚“信息差”早已失效。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时间差”，有资本进行垫付，让卖家和买家不得不从他手中进行中转。
他为儿子买下几家面包房，盘算着成本与生意，这是他帮孩子们做的投资。自己的生意他已经不在意了，“顺其自然让它发展消亡”。
有“网红捐款就捐了1亿元，靠互联网创业的人赚了更多钱。”梅文章说，过了50岁，他对自己的能力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坦言，自己已经赶不上这个属于儿子和儿媳妇的时代了，但没有失落感，“我只和我这代人比”。
78岁的汤根元还在追赶时代。70岁那年他承包了300亩茶山，签了30年合同，他现在每天骑1小时电瓶车上山查看。健身房里，汤根元通常赤裸着上身，露出发达的胸肌和粗壮的手臂，西裤的皮带上挂着大串钥匙。他是这里最年长的人，也是其他男人们的目标——“到了那个岁数，比老汤练得好就行”。
但更多人都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
1994年，周中华下岗开起了客运班车，从湖州市区开往镇上。几年后，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客运班车的效益大不如前。他转而去开出租车，一直到2013年。打车软件盛行，加之共享单车、电动车的出现，让这座“一脚油门滑过一条街”的小城对出租车的需求更低，出租车的“黄金时代”似乎结束了。
随后，周中华转型到驾校当教练。他回忆，10年前是驾校教练最风光的时候，每月工资一两万元，学员“送的香烟抽不完”。眼下，驾校多了，他们的收入大不如从前。2016年，周中华选择去开洒水车，工作不那么辛苦，收入也相对体面。
张立勋是少有的20年没有变动过职业的人，他觉得“小富即安”。前几年，他为刚工作的女儿买了车，他付了房款的百分之六十，房本是女儿的名字。“一辈子攒的钱都给了女儿。”他觉得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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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退休那年，汤根元被骗去了600多万元，对方以四分利息的名义向他借钱，最后一分未还。“就是太贪图眼前利益。”汤根元总结道，他不无迷信地给自己宽心，“那笔钱原本就不在自己的命里。”
“这都是靠‘时运’的。”一旁的中年男人表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的朋友曾在丝绸厂工作，每月工资100元，朋友的哥哥在石油公司，一个月30元。后来，弟弟下岗了，去做电工，哥哥年薪上百万元。中年男人再次强调，“这就是时运。”
梅文章不这么认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讲不出什么大理论，都靠自己的思考，人家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
47岁的孙明东是这里的“年轻人”，也是少见的“异乡人”。他通常会在中午12点半前到达“腕力王”，下午2点前离开。他和妻子、儿子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三个人是店里全部员工。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一睁眼，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孙明东说自己“运气很差”，经历过两次下岗。第一次在1993年，单位给他每月140元买断他两年的工龄。紧接着，20岁的孙明东进入另一家企业的车队，4年后，车队解散，他拿到1万元补贴。后来做生意，赔了十几万元。他给别人开货车，从老家长春运鸡蛋到上海，每月赚2600元。
2009年，36岁的孙明东辞了货车司机的工作来湖州开烧烤摊，他想着挣到2万元就回家。不到两个月，2万元的目标达成。还清了欠债，他带着爱人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又回到了湖州。
最初几年，他们没有店面，在医院外面架着一个摊子。孙明东印象最深的一次，夏季暴雨，两位客人在遮雨布下吃着烧烤，他和爱人站在大雨中等，“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我这人挺能吃苦的，生活也挺开心的。像昨天晚上，肩上的毛巾湿了三条都不止，真的很累，那个‘享受’是真说不出来。”他从来没想过“退休”的事，他前年在湖州买了一套房子，首付40万元，每月要还4000元房贷。每到月底，他习惯把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的存款“清零”，烧烤店的净收入被他存入定期账户，他形容“就像把桶里的水倒进水缸，一桶一桶地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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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桌旁的谈话并不总是和气的。气氛尴尬时，张立勋就变成了“话题转换器”。会员们喜欢开他的玩笑，他大多时候沉默，偶尔回怼几句，但很少发火。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张立勋说，只要玩笑不太过分，他大多能接受。
张立勋习惯每天中午12点准时开门，饭盒里带着爱人做的晚饭。他每天至少有10个小时待在健身房。赶上下雨天，来健身的人少，他会下楼到老年活动中心去打会儿台球。他的社会关系也几乎围绕着健身房。
来健身的人有老板、公务员、教练、医生、退休教师等，建立起了“有人情味”的熟人社会，大家觉得在这里很平等。
在这里，“开口求人”偶尔会得到回应。季伟在驾校做教练，每年有学员人数的任务，张立勋把他的招生广告牌钉在了健身房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偶尔出现办月卡或次卡的高中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是季伟的潜在用户。有人为女儿银行的存款业务犯愁。在这里招呼一声，会员里“不是最有钱的人”二话没说，转了95万元到对方卡上，借条都没要。
但也有身家几千万元的大老板，几万块都不借，“大老板”有自己的理由，“做生意多了，受骗多了，更难相信人了。”还有人把健身房会员们的联系方式给了另一家健身房，他一直称自己是“腕力王”最铁的会员。
孙明东坦言，过了40岁，自己开始“规划”自己的朋友，而“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年轻时候端起酒杯都是朋友，现在就需要明白，哪些人是需要你耗时间的，哪些人是值得深交的。”
2014年，孙明东租下了店面，他的烧烤摊升级为烧烤店。他发现，客人不是等来的，必须去扩大自己的交友圈。他按自己的兴趣，加入了一个都是年轻人的户外圈子。偶尔和大家一起去爬山、野营。
“比如说你开个烧烤店，人家去吃烧烤，你开个珠宝店，人家去买珠宝，你开个花圈店的，人家去买个花圈吗？这不现实，”孙明东说，经营不同的生意，就要接触不一样的圈子。“人家圈子接受你就可以。”
孙明东现在有自己的一套“交友法则”——不搭理在自己面前说好听话的人。
“最亮的是人心，最黑的也是人心。”这是70岁的梅文章总结的人生经验之一。他说自己真正的朋友也就三四个，大多是50岁之后认识的，“价值观相似，没有利益和生意往来”。
54岁的杨红卫经历过公司破产，几千万元家产归零。2000年，他经营的粽子生意打到了上海市场，平均每天销售5万个，净利润1万元。那时湖州的房子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他没买房置地，而是为公司做了跨越式的发展目标，跑步进入速冻食品市场。几年后，公司宣告破产。他形容自己“曾一无所有地离开了湖州，又一无所有地回来”。他本想借钱东山再起，但曾经帮助过的亲戚没有一人借钱给他。
“理解，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做起来。”杨红卫说，现在还会和这些亲戚有联系，但再不会有金钱往来了。
2010年，杨红卫跑去新疆从事建筑业，一待就是5年。事业不温不火，回到健身房，有人问，“还准备再东山再起吗？”他答道，老了，现在看儿子辈了。
但一次聚餐中，酒过三巡，他不无激动地提起了当年的风光往事。他也第一次提到，如果有合适的厂房，他还想再试试，他说自己一直在观察和分析国内粽子的市场，对自己的工艺很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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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的中年男人们自称已“步入老年”，子女参加工作后，他们随时准备着升级为“祖父”辈。
他们认识张立勋时大多三四十岁，那时看着练健美的张立勋“穿着背心，露着好看的肌肉”过马路倒垃圾，都心生羡慕。“年轻男人谁不想有一身肌肉？”老金说。
周中华和张立勋都是上世纪80年代湖州最早参加“健美队”的一批。周中华那时喜欢去澡堂子，因为能“秀肌肉，凹造型”。像大部分人一样，成家之后忙于生计，暂停了健身的习惯，年过50岁后又回到了这里。除了健身，周中华还喜欢喝酒。他自嘲喝得“满地找牙”，一次摔掉了门牙，几次喝丢了假牙。
现今，来锻炼的大多数中年人称“锻炼是为了健康”“不再追求维度和肌肉块头”。也有人坦言，年纪大了，肌肉生长慢，卧推重量也从200斤下调到140斤。此外，中年男人们不再喜欢练腿。有过健身经历的人明白，腿上拥有大肌肉群，增加腿部训练有助于增加整体肌肉质量，也能燃烧更多卡路里。
“平均一个月练一次腿。”周中华说，前几天的一次负重深蹲练习，让他几天都缓不过来，“太累”。他们也给吸烟找了一个借口——年纪大了，练一会儿就得歇半个小时。
“我觉得大家从健身里找到一种年轻态，甚至还想和年轻人比一比，不死心。”王旭阳说，“一是在视觉上，至少不大腹便便；二是当你在生活圈里跟同龄人比，体现出了优势；第三就是包括对异性的吸引力。”
78岁的老汤是身材管理上的模范。会员们发现，但凡有人指出他身材哪里不好，老汤一定会加强锻炼。
但更多人将这里作为暂时歇脚放松的地方。孙明东说了一句大家有点忌讳的话，他就想练好身体，照顾好老婆儿子，最好将来死到老婆后面。“我老婆太善良，怕她被人欺负。”
“操心没个尽头的。”老金说，即便儿女工作成家，可还有孙辈要操心，总想着多帮衬一些。“两脚伸直两眼一闭，操心结束。”
“很多人可能一天来‘报到’两次。”张立勋说，“大家就是在这里说说笑笑，顺便锻炼一下。”
现今，湖州的房价已经从多年前的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涨到1万元出头，“腕力王”场地的租金也增加了近10倍。2016年，在会员们的要求下，张立勋第一次上调健身卡的价格，从20年前开业时的年费600元涨到700元。扣除成本，张立勋几乎没有盈余。他甚至不知道，“腕力王”能不能撑到明年。
有的会员给他讲风水学，让他改改健身房门脸儿的位置，“正对着楼道财神爷都跑掉了”。有的提议，把室内都粉刷一下，提高一下软硬件设施。张立勋不为所动，“咱又不是要做大老板，也不靠健身房赚大钱。”
还有会员热心地给市长写公开信，希望体育局能减免他的部分房租，留住这家“百姓健身房”。
最终，一句“广开商路”的建议得到了男人们的认可——将店名更换成“腕力王健身茶馆”。“茶馆”似乎才是这家健身馆的灵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