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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89年11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偶然在华盛顿近郊发现了丝状病毒。更糟糕的是，他的同事、资深科学家耶林发现，这是几种丝状病毒中最令人胆寒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在纪实作品《血疫》中，有一个可怕的比喻来描述它的威力：人命的黑板擦。谁要是成为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九成概率会变成由皮囊兜着的一滩血肉。
本书作者极为翔实地记录了人们从发现埃博拉病毒到层层上报的过程，从中可以窥到一个等级严格、组织精密的机构，如何应对这次意外事件。
耶林做了两次血清学实验，确定没搞错，才上报体系。幸运的是，这一体系中的每一名领导都是生物安全领域的专家，清楚埃博拉病毒的威力。
更值得庆幸的是，即便此前出现过许多次“狼来了”的假警报，他们依然没放松警惕。
这一情况最终呈到主管少将那里，少将不厌其烦地确认情况属实——假如要采取行动，他必须确保一丁点儿差错都不能出。
值得注意的是，亲自操作实验的科学家耶林在面对少将时，表述得比他的个人判断更为保守：化验并不能证明这种病毒“就是”埃博拉，只能证明二者关系密切。作为下属，他不想把话说得太满。万一上司发现情况没那么严重，那就是他的过失了。
当时人们对于埃博拉病毒的了解还非常有限，等环环相扣的严密证据链建立起来，恐怕什么都晚了。
至此，事件已经呈到最高决策者的案头：华盛顿的近郊出现高度疑似埃博拉病毒的病毒，陆军（而非疾控中心）及时发现了它。
作为大领导，少将不必亲自进入最高等级的生物实验室，或站到显微镜前，他需要相信下属的判断。
少将决定由陆军除掉这颗生物炸弹。这时，规章制度这一看不见的藩篱就显形了。
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开启科层制研究，在其后的100年里，这种高度理性化、权责明确的组织架构，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常见。庞杂的社会领域划分给一个个边界清晰的科层制组织，也成为所谓“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现实生活复杂多变，以遵守成文规则见长的科层制组织，面对规则之外的状况时，不免显得吃力。
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已有多年，他曾提出，科层制组织的任务是处理例行事务，面对意外事件，它的运转惯性还是将其作为普通事件处理。于是，当意外事件发生时，一个接一个合乎常规的决定，很可能最终酿成大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都是惨痛的教训。
回到这一事件中，要处理埃博拉疫情，少将面临好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陆军有权在国内采取军事行动吗？它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授权。
再者，这样做会不会被联邦疾控中心认为是在争权？传染病一向是疾控中心的领地，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但问题是当时疾控中心没有处理埃博拉病毒的经验，他们空有权力，没有能力。
还有，这次行动的钱从哪儿来？陆军得到的每笔经费都有其名目，这种计划外的行动不在其列。
久居“体制内”的人们，都懂得遵循这些规矩，年届六旬的少将也不例外。但在这起可能危害无数人生命的意外事件面前，这些规矩似乎就是碍手碍脚的绊子。
少将深知埃博拉病毒的厉害，但又不想卷入到无谓的权力之争。短暂的犹豫过后，他拍了板：立刻行动起来，他来想办法找个名目弄点经费。他交给律师的任务是，“解释这么做为什么合法”。
少将不会不明白，如果去做这种份外之事，做好了不见得有功，做错却绝对有过。但是这名少将从终极目标“保障人们的安全”出发，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常规，作出了扛雷的决定。
看得再仔细一些，也不难发现，这一决策链条中的每一环都极为脆弱。
如果实习研究员自认为资历过浅而不敢报告，或是他的上级不信任这名新人的判断，如果上报链条中的任何一名领导不了解埃博拉的严重性或认为这又是一次假警报，如果少将不愿意做这种份外之事而把皮球踢给联邦疾控中心……这起事件有上百种方式走向另一个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最危险的因素也曾出现过——侥幸心理。直接操作实验的两名科学家曾无意中嗅过装有埃博拉病毒的三角瓶。后来知道瓶中是埃博拉病毒，两人都吓得魂不守舍——这一病毒很可能会通过空气传播。
他们认为自己大概没有感染，在向上级报告的过程中，也隐瞒了这一点——因为不想在“监狱”（陆军的隔离病房）里待一个月。
作者提到，5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杀死一个人。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不幸感染，他们的家人、同事恐怕都难以幸免。好在这两名科学家没有感染。显微镜下，这次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与扎伊尔埃博拉根本看不出差别，唯一的区别是，它不感染人类。但人们不知道，它是否稍一变异就装备成杀人武器。
陆军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大麻烦。华盛顿人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一劫。而在杀人的病毒面前，人类社会那些关于权责关系的算计，就如同小孩子的游戏。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