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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人员，在这个端午节的状态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随时待命。在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防控中，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李洋所在的流调组由3个流调队轮流当班，“忙起来3天睡不了10个小时”。
在勾勒疫情传播链条时，流调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病例活动轨迹中排查、核实疑点。李洋最近将海淀区永定路70号院的一个公共厕所确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感染途径。对于“破案”过程，他直言没那么曲折，“流调第1天就提出了假设，之后4天都在排查其他可能、最终核实假设”。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
对李洋和同事来说，从“平时”到“战时”的转化是突然发生的。6月6日零时，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下调为三级。6月11日，北京首个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西城大爷”出现，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当天接到通知后，开始调查“西城大爷”在海淀区的密切接触者。这之后，海淀区也相继出现确诊患者。
流调人员需要调查患者发病前14天的活动史。“记忆出现模糊是常有的，尤其是年纪大的患者，要回忆14天内的活动轨迹很困难。”李洋记得，核实“西城大爷”在海淀区的几个活动点时，流调队员用了些辅助证据，比如支付记录。
李洋和同事开展流调工作时，需要排查所有可能，“和春节期间关注输入病例不同，这次北京疫情要关注批发市场和可能被污染的物品，重视环境样本”。
在对6月21日确诊的天隆超市二楼美食城女摊主进行流调时，该患者自己提出了疑点——永定路70号院。该地点曾4次出现在确诊病例活动场所的通报中，本就是李洋和同事关注的“可疑场所”。
“她回忆6月12号去过永定路70号院520号楼的公共厕所，因为当天超市停电停水，地下一层的厕所不方便使用，当时永定路70号院也没有出现病例；后来她在新闻中看到那里有确诊病例，在接受流调时就说出了这个怀疑。”李洋说，流调的第一天，他和同事就从这个疑点出发，作出了有关感染途径的初步假设。
为了排查其他可能性，李洋和同事还将“能想到的点都查了一遍”，从该患者的摊位查起，对操作间冰箱里的剩余食材、工作环境进行采样，还电话联系供货商了解店铺的货源源头——由北京房山和山东的厂商直接供货，不存在传染可能性。
前期环境样本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永定路70号院520号楼公共厕所的环境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李洋与同事再次向该患者核实活动轨迹后，最终锁定该公共厕所为其感染途径。
更细化的流调模板
“流调的工作很‘烧脑’，考虑要全面，有时候初步流调会遗漏一些细小的点，需要再补充两到三次流调。”从事流调工作近20年，李洋笑称这份工作既需要逻辑推理能力，又需要在平时积累相应的专业知识。2003年非典期间，他在疫情早期参与过现场流调工作。
十多年来，针对不同的传染病，李洋与同事使用过不同的流调模板，对于同一种传染病，也会根据情况更新流调模板。“现在使用的新冠肺炎患者流调模板，就和年初时不同，有10页左右，很多内容比之前的版本更细化”。内容细化，意味着流调人员要更耐心、更细心。“提问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慢慢启发，让患者回忆”。
患者的情绪有时会影响流调进度。李洋观察到，有的患者在得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情绪反而稳定下来，更加配合调查。“之前等结果时，会出现情绪波动，不太配合”。
“每个流调报告从接手到初步完成，要经历两到三天，而且是连续工作，但平时对普通传染病的流调，8小时基本就能搭好报告框架、丰富具体信息。”李洋说，这次需要调查的感染源很多，有的病例流调要跨区调查。
目前，李洋与同事仍随时待命，“医院一给我们报告病例，我们就去流调”。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