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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0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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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党员“特权”

孔公绪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7月01日   T4 版)

    2月27日,辽宁丹东,东港市公安局监管大队民警在党旗下宣誓,决心战胜疫情。人民视觉供图

    编者按

    我为什么入党?对于每一名已经入党和想要入党的人,这个问题,都是无可回避的灵魂叩问。“七一”前夕,我们通过共青团中央各新媒体平台,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留言。因为版面有限,在此选发和摘编有代表性的网友来稿。当然,每一个回答都是真挚的,每一个入党故事都值得被铭记。不忘入党初心,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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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春节颇不宁静,除夕看春晚时,我就做好了随时返岗的准备;大年初二,我已在岗位上梳理防疫相关资料;大年初四凌晨,人生第一次穿上防护服,冲到工作一线,用镜头记录抗击疫情的影像资料;3月初,防疫压力最大的时候,又在最前线对每一架航班进行防疫筛查……

    看着自己与同事胸前的党徽,我再一次想起多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追求:传承“特权”。你没听错,我要说的是属于党员的“特权”。

    我对党员“特权”的了解,来源于我的外公。

    在幼年时,我就通过给外公读报纸来识字。有一次读到“党内特权思想”的时候,我问外公什么叫“特权”,得到回答后懵懂地问他,是不是给离休干部发报纸是“特权”?外公没有生气,告诉我,他参加八路军也是靠了“特权”。

    1942年,中原大地在“水旱蝗汤”的祸害下,处处哀声。外公的父母因贫病相继过世,面对同族村长,还未成年就成为孤儿的外公作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去县里跟着国民党当兵吃粮,还是加入八路军,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谁能替穷人做主,我就跟谁走!”

    “你要去当八路?他们没钱没粮,缺枪少药,去了可能送命,你想好了吗?”

    “这样的队伍还这么困难,我更要跟着去!”

    “县里当兵啥也不看,当八路嘛,你虽然个子高,但是还不够岁数。也罢!我还算有点特权,就去给你说说!”

    凭借村长的“特权”,当晚外公就被队伍接走,成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

    据说,送走外公没几天,村长父子就因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被日军杀害了。

    我外公跟着队伍虽然艰苦,却也因为年纪小受到照顾,一路战斗一路成长,学了文化读了书,从中原大地到华北平原,也成为一名党员。

    外公还告诉我,每次战斗危急时,只有党员有“特权”留守最危险地方,只有党员才有资格第一波向最危险的阵地冲锋,只有党员才能优先去牺牲。这些才是党员的真正“特权”。他为不能享受这些“特权”而拼命学习、拼命成长,直到成为一名党员,并在朝鲜战场用三分之一个肺的代价“享受”了这样的“特权”。

    之后,他又用这种“特权”主动转业,支援地方建设,主动让出分房名额,主动退居二线……这就是我外公这个共产党员的“特权”。

    我又是如何争取到党员的“特权”呢?

    高中时期,我作为优秀学生团员,有幸成为组织发展对象。但是,入党名额有限,我想到了外公的“特权”,主动请组织优先考虑其他同学。大学入学,辅导员和我谈心时,问我是否入党,他还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给我设置了考验:大学四年,他作为支部书记不主动提名发展我入党,让我自己摸索应该怎样入党。

    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志趣思想各异。我尝试过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向党支部作思想汇报;尝试过与对党的政策路线有误解的同学辩论;尝试过找三观一致、志趣相投的小伙伴一起写文章……但这些,都没能让我被年级与团支部推选为组织发展对象。

    新学期学校院系寝室调整,我们年级的男女生宿舍要从学校最南边山脚下的两栋楼顶,搬到最北面山坡上的三楼和四楼。虽然学校协调了卡车来完成校内运输,但是上下楼搬运还要靠自己。开始搬迁前,我找到辅导员,想知道党员还有什么“特权”?“你试着帮所有需要帮助的同学把行李都搬了,就知道了。”

    那一刻,我仿佛开悟一般,凭着拿过省级大学生运动会游泳前3名的实力,我不知疲倦地上下楼搬运行李。265件蛇皮袋和箱子,是细心的辅导员为我记下的数字,几乎本年级每一间寝室都留下了我的汗水。

    那一学期,我被年级以最高票数推选为党员发展对象。平时从没哭过的我,含着泪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我真正认识到,党员的“特权”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眼睛最雪亮,只要你肯弯腰俯身去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他们就一定支持你。

    毕业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单位,结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还因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结识了互敬互爱的妻子,有了活泼可爱的孩子。北京奥运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历次重大国家活动中,我有幸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从武汉开始,许多城市成为中高风险地区,一个个小区进行了封闭管理,医疗资源和防疫物资一度告急。人们焦虑地了解所有能接触到的信息,关心自己能做些什么。

    “党员不是捐款交纳特殊党费就够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特权’!”

    单位需要员工深入一线拍摄纪录,我和其他报名同事说:“我是党员,我应该先上!”

    在一线的发热排查室,同事担心有感染风险,问我能否就在外面拍摄。我问他:“里面的同事是不是党员?”“没错,最危险的岗位都是党员先上。”“我也是党员,我更应该进去记录下这些身影,告诉大家党员都在一线。”

    在家轮休时,我了解到春节假期期间,小区疫情防控门岗缺乏人手,社区支部在组织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我和妻子两名党员随即报名,成为当月出勤次数最多的两名党员志愿者。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北京突降大雪,我俩一起戴上袖箍,行使“特权”,代替了原本轮值的几位退休党员志愿者。

    出入登记的街坊问,为啥今天是你们俩?你们穿情侣棉服的都不去过节吗?

    “在这儿过节,是我们党员的‘特权’,是共产党员的浪漫!”这是我俩的回答。

    随后,我又志愿支援其他单位的防疫工作,一直奋战到疫情压力缓解。我常常穿着全身防护服,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深夜小憩以后,迎着凌晨三四点的微风继续开干。

    我也看到把“共产党员”写在防护服上,坚守筛查岗位10余个小时的“铁人”同事;还亲眼见证了党员突击队创造的奇迹:仅用72个小时就完成所负责区域入境检疫设施改造,为首都国门建立起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坚固堡垒……

    在这个并不安宁的年份,能以这样的“特权”践行初心使命,绝对值得我铭记一生。我想,在孩子长大后,自己也会满怀自豪地为他讲述我眼中的党员“特权”。

孔公绪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7月01日 T4 版

我的党员“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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