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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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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人设、过度保护、娇惯心灵,“钢铁”是怎么没炼成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8月04日   09 版)

    视觉中国供图

    很多家长都在反思这些问题,可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陷入“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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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在考上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却成为前所未见的脆弱一代?为什么有的家长,付出全部心血为孩子铸就安全保护罩,却换来一个更加脆弱的孩子?

    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娇惯的心灵》,副标题是“‘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雷说:“《娇惯的心灵》讲的是美国故事,但书中很多内容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有些问题在中国甚至会不会更严重?也值得我们的社科学者通过实证的调研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在正文一开头就引用了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怕孩子会被绑架,二怕孩子进不了哈佛

    据说美国家长现在经历着双重的恐惧,一是怕孩子会被绑架,二是怕孩子进不了哈佛。这句话是女作家斯科纳兹说的,她因为让自己9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而被称为“全美最糟糕的母亲”。这句话很扎心,漂洋过海后,却能击中中国家长——一怕孩子不够安全,二怕孩子进不了清华北大——甚至考不上自己当年上过的大学。

    “这种焦虑,正是导致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原因。”田雷说,《娇惯的心灵》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当代大学生所错信的三大人生谬误,排第一的就是“脆弱人设”——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这也是全书致力批判的。

    “这个‘脆弱人设’的流行,成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据以教育下一代的信条,自然就会导致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上一代认为下一代是脆弱的,像蜡烛一样弱不禁风,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故而要把他们密不透风地保护起来。”

    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加重人们对危险的感觉。比如,某些恶性治安案件,原本只是极小概率的事,却能通过社交媒体让全民都有某种观察或者参与感。对家长而言,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安全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安全。

    我们从前的儿童读物,一个主要的题材就是“历险记”,孩子摆脱大人的看管,成长必然要历险,现在呢?宁波一位小学老师王悦微在自己母校百年校庆时发现,校园中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过的滑梯和铁杆都不见了。学校担心安全隐患,早已拆除了这类体育器械,同样消失的还有春游和秋游。宁波的冬天很少下雪,一下雪就会停课。身为老师,王悦微有时候特别想让孩子们来学校一起玩雪,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万一孩子路上摔倒或出什么事,做老师的可吃不消”。

    到了基础教育阶段,“考不上好大学”就成为家长最大的焦虑。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推理:“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他们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到中学后无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这种逻辑,中国人是不是似曾相识?于是,就开始了书中所说的“履历的军备竞赛”——“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除非已经有别的孩子参加了10项。”

    事实上,很多家长都在反思这些问题,可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陷入“囚徒困境”。

    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是罪魁祸首?

    按照社会学的划分,从1995年起出生的孩子,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世代”,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当这一代人开始念大学,变化出现了。

    一本2017年的著作《互联网世代》,作者简·特温格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讲到,基于美国青少年群体的调查数据,2005年至2012年间,有些趋势相当积极:生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

    但有的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甚至让人担忧:他们更少叛逆,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现在18岁的孩子,其举动像极了过去15岁的孩子”。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和人际冲突中需要成年人更多的介入。

    在《娇惯的心灵》作者看来,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是罪魁祸首。大数据使得信息的量身定制成为可能。青少年人自以为互联网是自由的,这“自由”却无往不在“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之中,逃不过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既然无法接触到那些可能刺痛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就会坚信自己一贯正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有28.89%的青少年遭遇过网络暴力辱骂,而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最主要场景是社交软件,为68.48%。

    青少年是网络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还成为一些网络暴力的实施者。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年12月发布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以青少年为涉嫌侵权主体(即案件被告)的网络侵害名誉权行为,集中出现于从事演艺工作的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案件中,此类案件共计125件,占全部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的11.63%。作为被告的青少年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少部分自述无业或自述不方便透露职业;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占比70%,其中年龄最小的为19岁。

    安全成为“主义”,“创伤”跟着感觉走

    在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安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学者们开始担心,对安全的关注未免走得太远。《娇惯的心灵》中提到一个词“安全主义”,即安全压倒一切,为了1%的安全考虑,可以牺牲99%的其他考量。

    田雷说:“安全当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对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孩童们,当然需要成年人的保护,但凡事不可过度。安全主义的最大麻烦可能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安全第一,就越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是‘危险’,于是我们就更相信安全主义……”

    而“安全主义”对孩子的影响已经到了心理层面。比如,“创伤”,之前是一个心理学领域内的专业概念,有着严格的学术定义,也需要富有训练的专业人士来判定;但现在,一个人是不是遭受“创伤”,成了一个跟着感觉走的过程,只要“我觉得”就可以了。

    “在多元社会中,原本人与人之间接触、摩擦、碰撞都在所难免,但现在就可能被脆弱的心灵感觉成‘微侵犯’。长此以往,恐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模式都要变化,因为有可能动辄得咎,所以必须安全第一,都会成为‘社恐’。”让田雷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现在很多法学院的刑法课已经没法讲“强奸罪”了,因为相关的阅读材料会触发个别同学的“创伤”回忆。

    据媒体报道,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雄曾做过一个针对90后学生群体的调查,发现他们对于物质和信息自由很满足,虚拟社会化程度很高,但人格心智的成熟度很有问题。“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升学为导向,真正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很少。很多大学生年龄上是成年人,心智上远未成年,自控能力和自理能力都与成年人的标准相差太远,遇到问题时无法作出清醒的处理,容易走极端”。

    2017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在武汉3所高校进行了一项名为“大学生挫折教育项目”的调研。数据显示,5.6%的受访大学生在面对重大挫折时有过攻击和轻生念头,调研组专家原本预计这个比例应该不会超过1%。

    田雷说:“过度保护的前提是‘脆弱人设’,认为受教育者都是玻璃心;但真正的教育却预设未成年人是‘反脆弱’的,他们必须经历摔打,才能成材。孩子们到底是一支蜡烛,风一吹就灭,还是一团火焰,风助火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8月04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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