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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胡蕃冲击或低估胡人活力，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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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历史问题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的前沿问题，体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域外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往来互动。从广阔无垠的草原到茫茫无际的戈壁，从峻岭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胡汉碰撞演绎的历史与胡汉融合的文化遗痕清晰可见。一个世纪以来，中古胡汉演进图册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补充，唤起人们从历史记忆中醒来。
泱泱大国的唐朝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扫除了萎靡不振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我们崇敬那个时代，崇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而研究胡汉互动、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关心自己血脉的来历，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追求。
唐代留给我们的不是到处能够“申遗”的遗址，更多的是无形却融入于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如果说国都长安社会环境容易产生“光芒万丈”的诗人，或是浓缩很多“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个盛产传奇的时代，洛阳、太原、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谱写了各自城市的传奇。
“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李世民《咏风》）“宛马随秦草，胡人问汉花。”（郑《入塞曲》）“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崔颢《辽西作》）“背经来汉地，袒膊过冬天。”（周贺《赠胡僧》）“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幽州胡马客歌》）唐代这类描写胡汉族群与艺术的诗歌俯拾皆是，而钱起《校猎曲》“数骑胡人猎兽归”、鲍防《杂感》“胡人岁献葡萄酒”以及“胡歌夷声”“胡啼蕃语”“胡琴羌笛”“胡云汉月”等诗句或词语中出现的“胡”这个字眼，过去被认为对周边种族有贬低歧视，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中性词，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对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隋唐王朝作为多民族汇聚的移民国家，深深镌刻下了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
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多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又被统一意识形态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例如《旧唐书·滕王元婴传》载，神龙初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的儿子李茂宗“状貌类胡而丰硕”，很有可能他是胡汉结合的后代。又例如，寿安公主是唐玄宗和胡人女子曹野那姬生下的混血姑娘，被记录进《新唐书·公主传》，这类例子唐代应该是有很多的。但我们并不是宣扬“和谐”、不谈“冲突”，族群之间的矛盾不会消融无踪。
魏晋以后，遍布中国北方的外来移民聚落和北方民族中活跃的胡人，促成了以胡汉“天子”“可汗”合衔为代表、超越民族界限的国家管理系统，隋唐两代能发展到具有“世界性”元素的盛世，不是依靠胡汉血缘的混合，而是仰仗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决于血统，而是决定于心系何方。
曾有资深学者当面向我指出：现在一些研究者在书中大量使用史料以佐证胡人文化，乍一看，显得相当博学有深意，却并不具有与其博学相当的思辨深度，这种研究成果所表现的仅仅是胡人历史线索的再现，缺失理论上的洞见，虽时有创新，却难以走出历史文献学的庸见，使得研究成果缺少一种脉络思考的深度，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次转身而已。
这番话对我震动巨大，使我认识到：高估胡蕃冲击或低估胡人活力，都不可取。胡人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不是汉地原住民的形象，“胡汉”两字并不曾被作为任何某一个朝代的专属名称，胡人进入中原仍是以中华正朔为标志。但我们用文物再现和用文字释读，就是通过截取一个非主流横剖面，力争探索胡汉繁杂、华戎混生的交融社会，给予人们一个不同的视角认识真实的中古历史。
透过史料的记载真正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恐怕只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描写。如果我们将自己置入历史语境中，唯有以一个唐代的文化遗民、古典的学者文人身份，才能坦然地进入中华共同体的历史场景中。
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群。“胡人”意识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隐藏着域内域外互动交流的潮流。海内外研究中古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文化的学者都指出过，隋唐经过对周边区域的多方经营，不仅有遥控册封蕃部的羁縻体制，还有胡汉共管“都护府”的军政体制，或者采用“和亲”这种方式安抚归顺的其他族群，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保障了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
目前学界兴起用“全球史”的视野看待历史进程中的事与人，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的藩篱，开放包容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我们的主张。我赞成对过去历史进行宏大的叙事，但同时也执着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
史学创新不是刷新，它是人的灵魂深处呼出的新气息，是一种清新峻拔的精神脉络。对历史的烛照，为的是探寻现实，族群间和民族间互助互利才是王道，告诉人们和平安定的盛世社会是有迹可循的。期望读者看完我们研究中古胡汉交会的成果，就像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风，感受到一种阔大不羁的混合气息。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葛承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