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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将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当前，国际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尚未迎来抗疫“拐点”的出现。毋庸置疑，如此猛烈的冲击，势必对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与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与美欧关系的心理认知基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不仅考验各国的制度韧性和决策能力，也凸显出国家应急管理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其中，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展现的能力与美欧诸国令人失望的表现构成鲜明对比，而这种悬殊表现在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大体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无形中加深了部分国家的戒备心理，它们甚至不自觉地将这种对比提升至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层面。其中的心理发生机制是：当国家或个体自信心明显不足时，自尊心将强于以往，戒备心也就变得更重。这种认知心理基础的微妙变化，带给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作为“催化剂”的疫情，可能改变中美战略博弈的基调。从2018年贸易摩擦甚至更早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国外便有学者叫嚣着“中美两国要在经济和技术上（选择性）脱钩”的言论，主张美国要对在电信和高科技等领域的中美交流进行严格管控与制约。由于疫情的催化剂作用，中美关系显然变得更为紧张。与此同时，由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的事实，促使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国际政治体制进一步萎缩。此前，包括美国大多数人在内的人们通常认为，中美之间合作共赢才是主流方向，对抗和竞争是次要形式。但是，随着美国在疫情期间运用“冷战式思维”对付中国，包括将抗疫不力的原因“甩锅”中国、无理指责世卫组织偏袒中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在互联网、商业层面的部分脱钩正在成为现实，如若任由该现象进一步恶化下去，很可能致使中美之间的主基调发生改变。
作为中美摩擦加剧的第三方力量，欧洲诸国（主体是欧盟国家）会不会因此跟进而“选边站”，还是基本上保持原地不动，抑或是大力推行多边主义政策与路线，这需要进一步观察。目前来看，研判欧洲诸国在中美竞争中的立场问题，需要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些国家较有可能团结和协调不希望受制于中美竞争的国家，走“第三条道路”。欧洲诸国特别是法、德两国更加紧密合作，并重点组织中美之间的其他力量，形成第三方势力，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这个圈子是紧密还是松散，现在看来是倾向于后者，毕竟欧盟内部封锁边境、相互截留医疗物资等各自为政之事屡有发生，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联盟（圈子）的脆弱性。
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团结和合作，需要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我国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目共睹，工业和科技应急能力为世人瞩目，这增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信心。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和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知道，中国企业当前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仍面临较多困难，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尚缺乏廉价的替代方案，因而十分欢迎中国企业。这也提醒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对话与协调力度，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情迫使部分国家的能力遭受来自民众的“信任危机”。一方面，由于疫情蔓延速度较快，确诊病例在许多国家逐日猛增；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严峻，各国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因而导致更深层面的“信任危机”。部分国家的所作所为，譬如英国早期抛出的“群体免疫论”、特朗普的“喝消毒液杀死病毒论”，无一不让民众对国家能力及其领导力失去信心。不仅如此，在抗疫中的受挫，可能促使这些国家陷入自我封闭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泥潭，进而削弱国际合作抗疫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剧反全球化的潮流，即增加对贸易、技术的限制，引发新一轮的动荡。
防疫的紧迫性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病毒这个敌人，甚至比武装敌人还狡猾、还可怕。每次大型战争都是一次重塑社会秩序的机会。在危机之下，社会变革往往有能力冲破阻力，生根发芽，最终成为社会新常态。今后，我们仍需以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疫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机理。
任恒（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