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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到第169支龙舟队时，云南龙舟项目推广人郑文琦遇到了“最特别的队伍”。40多位成员全是“姐姐”，年龄跨度从48岁到66岁，她们中不会游泳、甚至怕水的人“一抓一把”，可在生命的巨浪面前，她们扑腾过，且成功浮出水面。
她们都曾罹患乳腺癌。
暗涌从胸口一处小小的硬块开始酝酿，“诊断是否有误？”“良性还是恶性？”“保乳还是全切？”……每个答案都加速推了一把心里的过山车，有人俯冲太快，遇到了更大的水花——手术、化疗、放疗，治疗周期被脱发、恶心、呕吐等痛苦撑满；长期服用内分泌治疗药物，带来关节疼痛、失眠加重；心理压力让人喘不过气，自卑、抑郁一度来扰。
像晕船的人瘫在大洋中心的扁舟上，等不到岸，这几乎是所有乳腺癌幸存者最初的状态。
63岁的加拿大华裔女性熊北蓉经历过这种绝望，由于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她向周遭隐瞒病情11年，但在龙舟赛场上找回的自信让她不仅改变自己，也启发更多人“如果手中有桨，何不乘风破浪？”
2017年，在昆明举行的国际龙舟联合会第十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上，熊北蓉帮助加拿大队取得两金两银。中青报·中青网等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积极的社会反馈鼓励熊北蓉站出来分享自己的龙舟抗癌经历，并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中国的乳腺癌幸存者通过龙舟运动完成身心康复。
今年6月，郑文琦执教的这支鲲鹏龙舟队在昆明正式下水，而去年由熊北蓉帮助在北京、上海组建的两支队伍也在疫情期间坚持室内训练，熊北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疫情影响下，国际乳腺癌龙舟划手委员会在全球的200多支队伍目前多已停训，中国的姐妹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以后共同庆祝两个生日
“第169支队伍首次下水训练正好是6月19日。”郑文琦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去年11月，昆明癌症康复协会打算组建乳腺癌幸存者龙舟队，找到他时，“我没犹豫就答应了。”他记得，10多年前曾在杂志上看到，龙舟有助于乳腺癌术后康复，国外已有成熟的队伍在做相关训练。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龙舟队从成立到下水隔了两个季节。
“我手抬不起来咋个划？”“不会游泳咋个办？”第一次水上训练前，张国艳感受到姐姐们的忐忑，作为郑文琦的助理教练，24岁的小姑娘成了姐姐的倾诉对象，她逐一安慰，“你们只要放开、高兴，其他不用担心。”
载有22人的龙舟在昆明安宁市玉龙湾的碧波上前行，大家划得卖力，有人因上肢使不出劲儿，一发力，整个人都快离开座位；船桨偶尔会“打架”，不经意激起水花，埋怨声四起，“衣服被打湿了”“裤子也湿了”……慌乱中，整条龙舟像喝醉的蜈蚣。“划船不能怕水，身上是干的等于没划嘎。”郑文琦笑着用昆明话调节气氛，笑声逐渐代替抱怨。张国艳记得，第一次见姐姐们“一个个都闷着头不说话”，水上训练一次后“声音都很大”。
“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安放这样的项目再合适不过。”郑文琦免费提供训练场地、器材和教练，甚至还计划为姐姐们打造赛事平台，用龙舟队队长李云玲的话说，“铺平了所有路”。可一开始，消息发到群里，无人响应，即便门槛低到只有“康复3年及以上的患者均可报名。”对龙舟项目不了解、不会游泳等皆为顾虑。
“做工作”是李云玲在40岁后“最擅长”的事。在银行任高管的她家庭和事业顺遂，可在39岁遭遇了人生最大疑惑，“为什么我得了乳腺癌？”手术后，她感觉“天塌地陷”，一位病友安慰她说：“你的情况在乳腺癌里就是小感冒。”这位病友在一个月内双乳切除，尚有余力给他人希望，“她的出现就像溺水者遇到救生圈，我也要当别人的救生圈。”此后，李云玲习惯于把自己的故事当作绳索抛给需要帮助的女性，若被回怼“站着说话不腰疼”，她会把对方带到卫生间，掀开自己的衣服，用事实告知：“你正在经历的，我经历过。”
但“现身说法”的影响能持续多久？李云玲先后考了心理疏导师、营养师，为体验运动康复对乳腺癌幸存者的重要性，今年53岁的她加入了龙舟队。在她5000多名微信好友中，3000多人是病友，“我身后有很多人看着我。”这就意味着，龙舟队要摒弃传统选才的要求，“不要设置条条框框去拒绝愿意走出来的人。”
队伍陆续迎来42名队员。没了门槛，把关都在细节里。为照顾队员身体状况，平时龙舟选手1个小时的热身被精简至10多分钟；起初队员动作僵硬，教练不予纠正，“熟悉龙舟就是任务”；技术慢慢才加进来，“桨下水的动作就像砍鸡骨头一样，软绵绵下刀切不断，要很干脆才能砍断”“要学会用丹田气喊口令，学会了买裤子都方便。”郑文琦略带幽默的教学让队员卸下包袱，节奏越来越好，到第4次下水时，划了8000米都浑然不觉。
渐渐地，每周三的训练成为队员最盼望的事，尽管地点离昆明市区约30公里，大家也会背着自己炖的银耳羹、蒸玉米和各种零食从四面八方赶来。第4次训练时，赵育锐带了亲手做的米糕，性格腼腆的她没有透露当天是自己58岁的生日，事后，有姐妹提议，所有队员以后共度两个生日，“龙舟队下水的6月19日和各自动手术的重生日。”
可以下岗但不能退队
一次训练前，昆明下起大雨，为照顾队员的身体情况，郑文琦临时调整出一节游泳课，“专门选了人不多、水不冷的室内游泳池。”这次训练，赵育锐罕见地迟到了。
“小张教练，游泳衣该怎么买？”张国艳收到赵育锐的微信，这个年纪可以当自己家长的姐姐坦承自己“不好意思”。自从8年前做完切除手术后，赵育锐就把游泳、桑拿从生活选项中剔除，能展现身材的游泳衣早已陌生。为了训练，她再三挑选，最终选定一件宽肩带、有杯垫的黑色游泳衣，“希望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赵育锐几乎“磨蹭”到最后时刻才出现，张国艳大喊一声：“你们身材真好啊”，赵育锐“羞于见人的念头瞬间消失”。
队里不乏姐妹在术后仍保持游泳习惯，她们通常会往游泳衣里填充一条丝巾，在保险公司做高管的蒲琼英还戴着丝巾去东南亚完成了潜水。蒲琼英在3年前被确诊，化疗期间，她主动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剃光头的照片，但想让勇气进入现实并不容易。一次带客户去泡温泉，她在肩上搭了条毛巾遮住动手术的一侧，装作若无其事地在池边泡脚，客户主动告诉她：“没关系，下来一起吧，我们都知道，这很正常。”
别人的接纳让蒲琼英放开了自己。像不少乳腺癌幸存女性一样，蒲琼英也参加了旗袍走秀，她感到自信，只是每当自我介绍后，她隐约觉得“别人眼里有同情”。这和参加龙舟队训练的感受不大一样，“在龙舟队，每个人要盯着技术动作，观察配合，注意力很集中，能感觉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不是独自前行。”
游泳课后团队集合，赵育锐又迟到了。她本能地尽量拖延，想等大家都洗完再进浴室，结果她被眼前的画面“震”到了，“澡堂里十几个人，全是我的队友，我自从生病后第一次在第二人面前裸露自己，也第一次享受了搓背的待遇。”赵育锐主动提出和关系好的队友互相擦背，她享受这久违的自由，忘了时间约束，但她清楚意识到“原来我一直都没真正地接纳自己”。
当年做切除手术时，赵育锐告诉别人“只是小手术”。可到了化疗阶段，她才“体会到癌症是什么意思”，“药水打下去，我就不是我了”。一次化疗，累积的体面全部崩塌，吃不了东西、吐到无力抬头，“整个人已经垮了，穿着睡衣就能在马路上走，根本无暇他顾”。她暗暗计算，一次化疗得难受5天，6次化疗就难受30天，“我至少还要活30年，现在难过一天以后我多活一年”。
那段日子是“挺”过来的，后面的日子得慢慢熬。这个被医生建议“生活节奏放慢”的女人，平时总是风风火火闲不住，她干过统计、人事、财务，但当身体状况亮起红灯时，赵育锐就像急速旋转的陀螺被抓停，只能在家“无所事事”，从这间屋子“转”去那间，板凳挨个儿坐一遍。她想要朋友来访，但大家都在上班；她偶尔社交，但记性差到她不好意思第3遍问别人姓什么，生活里的无力感像半夜口渴，水杯近在咫尺，但伸手如翻山。
被孤独压得喘不过气的赵育锐去老年大学学习摄影、参加环滇，玩伴逐渐多了起来，但在新的朋友圈中，她本能回避病友群体，“不想别人老提生病的事情”。直到龙舟队招募出现，“没想到接触一次就完全喜欢上了。”尤其那次游泳课打开了赵育锐的心结，她在外自费报了游泳班，“我喜欢龙舟队，不想成为木桶里的短板，我在抗癌路上单打独斗了8年多，现在要和病友们同舟共济，我可以下岗，但不能退队。”
更多“姐姐”期待乘风破浪
对于赵育锐两次迟到的原因，李云玲理解且感动，因为和乳腺癌对抗的14年间，她也曾经历过“走出来”的时刻。
年轻时，李云玲有一头“可以做广告”的大波浪长发，搭配牛仔服或飘逸长裙，在朋友眼中“洋得很”。化疗前，她主动把长发剪短，只是药物凶猛，她还是只能天天蹲在地上捡头发，边捡边哭，“头发几乎是我的象征”。
李云玲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曾在中缅边境工作，爸妈说她在简易产房里哭，声音洪亮得吓跑了外面闻到血腥味守了多时的狼，因为声音好听就取名“云玲”，似乎从这一刻，坚强就被刻在了身上。术后3个月，李云玲戴了顶假发、穿着绿色裹身裙大方出席车展。此后，她的每次出现都昂首挺胸，她在病房做志愿者，常常为病友讲课，以亲身经历做心理疏导，甚至在游泳池里，她也是鼓励队友放开紧扒池边的手、指导她们游向池中的人。
“要求完美，说一不二，认为地球缺了我就不转，外面风风火火，家里一把好手……其实，这都是乳腺癌姐妹的共同点。”李云玲表示，包括自己在内，很多姐妹都被称呼过“铁人”“拼命三娘”。
59岁的李琼珍笑称自己中学时代就是“生汉子”，但2008年她被确诊为三阴乳腺癌后，生活才真正对她的坚韧亮出尖牙，“三阴在乳腺癌里很重，复发率很高，预计活不过3年。”但她一直明确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小感冒”，乐观就是特效药。术后一礼拜，她只能点头摇头，等能开口说话了，她便耷拉着患侧的手在病床上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身形富态的她亲和力十足，逗得其他病友哈哈大笑。
她是医院的“常客”，但始终保持乐观。走进医院，一句刺耳的“还活着呢？”在熟悉李琼珍情况的人和她之间成了一种特殊的“打招呼”，因为每次照面背后，都有她挣来的奇迹。她要克服的东西很多，比如看见李云玲办公室里的粉色垃圾桶，她就会想到化疗时的粉色针水，尽管过了十几年，但瞥一眼胃里就开始翻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是目前最大的困扰，肿胀的左手比右手大一圈，买衣服左边手袖尺寸经常要改。她带着和服装并不搭配的塑料大孔电子表，扣到最后一孔可以勉强固定在手腕，“特别肿的时候，感觉手臂像被撑到快爆了的气球，手臂能比手背高出一截。”李琼珍注意自己的变化，把锅从灶台端到水池不用两只手就会翻，原来50公斤大米可以扛上楼，现在买包菜都要休息半晌。
听说划龙舟可以缓解肢体水肿，李琼珍成了龙舟队第一个报名者，“是熊北蓉的故事鼓励了我，通过划龙舟，她不仅消除了水肿，还拿了世界冠军，她可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运动生理学家唐·麦肯锡建议女性可以通过划龙舟来进行乳腺癌的康复治疗，不仅有助恢复体能，也可降低患者患上淋巴水肿的风险。”熊北蓉表示，麦肯锡在1996年亲自建立起一支由乳腺癌幸存者组成的参赛队，所有这些参赛人员病后恢复良好。
“既然国外有相关研究数据，我们也应该配合肿瘤医院进行数据收集。”接手龙舟队时，郑文琦就琢磨，要在每次训练前后测量队员的手腕周径、手掌周径、上臂周径等数据，便于以后对比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组建一支中国的龙舟队参加世界乳腺癌幸存者龙舟锦标赛是熊北蓉的梦想。等了3年，少数中国乳腺癌幸存者开始乘风破浪，但困难都很具体。
在熊北蓉的帮助下，北京希望方舟龙舟队和上海龙姊妹龙舟队先后在2019年成立，成为lBCPC在中国推广“唤醒龙姊妹”乳腺癌龙舟运动的重要项目。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队伍由爱心企业捐赠的龙舟一直停泊在玉渊潭，至今也未开放。在队长王秀珠带领下，队员坚持在家训练，按照熊北蓉的室内训练计划，坚持每天坐在沙发垫上练习龙舟起式动作，盼着下水训练的一天。
上海的队员相对幸运，据队长周娣娜介绍，本周末已经在上海培生龙舟俱乐部举行了第8次训练。但队伍刚成立时，找一家愿意接收队伍的场地十分艰难，“毕竟我们身体情况特殊，对方也有顾虑。”经过一番艰难探索，她认为，如果想让更多“姐姐”加入乘风破浪的队伍，除了自己走出来，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帮助，“每次坐上龙舟能感觉水和舟是一体的，大家跟着鼓点一起划，才能顺利前行。”让土生土长的龙舟项目惠及更多中国乳腺癌幸存者，要“荡起双桨”的绝不只是姐姐们。
本报北京8月1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