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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村整整拍了10年，宁舟浩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子，2018年被划为山东省济南市新旧动能转化区先行区，2020年春节前已经完成了全村整体搬迁。在宁舟浩的计划里，用影像记录村民们在村里的最后生活之后，他会继续目送他们离开故土，成为毛家村历史上的第一代市民。
毛家村位于济南市郊黄河北岸，是一个不足500人的普通小村。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村民在不到800亩的土地上建起了100多个家具厂，这个完全向贫瘠土地讨生活的农业村逐渐变为全镇最富裕的工业村之一，“毛家村”也成了“毛家工业园”。
宁舟浩以毛家工业园为主题的一组纪实摄影作品，去年秋天在村里正式和村民们见了面。平时供村民娱乐，兼顾开会和晒场的文化广场，成了展览的主会场，篮球架、村社、配电室外墙、防火板材料，全都成了天然展板，照片和村里环境融为一体，毛家村被装置成一个大型的室外展场。
这场名为《毛家村时间》的展览，被宁舟浩定义为“为一个村庄举办的摄影展”，持续关注拍摄毛家村10年，这个村子早已融入他的内心，从8万多张照片里选出来的100多张，每一张都在讲述这个村子点点滴滴的变化：
喷漆作坊里为客户复制雕塑作品的女工，应邀观看村里第一台3D电视的长辈，身穿白色婚纱但还是按照传统披上红色盖头的新娘，利用午休时间在村西头小商店内简陋的网吧里玩网络游戏的工人，腊月里在尚未启用的厂房内排练舞龙的村民，穿过村子东侧麦地的迎亲车队，进城游玩后走在回村路上的情侣，参加婚宴的年轻人，打扮入时的外来妹，甚至村里最后的两头牛……
在毛家村拍摄的照片终于返回到了当初拍摄的地方，悬挂在村民最熟悉的电楼子（变压器室——记者注）、打谷场、小树林。摄影展开幕式上，村里还特意组织了锣鼓队，这是只有过年时才有的阵势。自己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展出的照片上，大家挤在一起指点着，辨认着，说笑着，这种熟悉而陌生的奇特感受，也许正是纪实摄影独有的魅力。
“我刚学摄影的时候，身边摄影人大多还是在拍花卉和风景之类的东西。比如拍长城，一定是气贯长虹的；拍工人，一定要钢花四溅的场景，高昂的、红光满面的，机位一定得低一点儿。”从上世纪90年代拍身边的同学开始，宁舟浩陆续拍过建筑工地里的农民工、养老院里的老人、京剧现状、单位日常，等等，“在拍摄过程中，很多人问我拍这些干什么？其实我也在问自己”。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是宁舟浩大学毕业后拍的第一个选题，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建筑工地做监理。民工，这个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产物，是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多地少的产物，也是宁舟浩的镜头急于捕捉的对象。在他的照片里，记录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艰辛：
老韩从瓦工干起，逐渐攒了些钱，干起了工程机械出租的生意，但因为对方欠债不还，致使老韩变卖家产，他当年的一点积蓄已经变成一把欠条；
石光明在采石场一次哑炮事故中受重伤，因为没签合同，采石场拒付任何救治费用，他哥哥不得已借了高利贷，恐怕这辈子都还不上了；
二十七八岁的小黄是河南人，跟着工地走了全国七八个城市做幕墙工程。每天下班后他喜欢去楼顶上看落日，他知道自己不属于城市，只属于城市的工地……
多年前，宁舟浩曾经年轻气盛地背着相机陪几个农民工去讨薪，至今他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子。“黄毛”真名叫刘佩彦，是他拍摄的第一位民工。之所以叫“黄毛”，是因为他染了一头黄头发，他和安徽老乡在济南做粉刷匠，6个人干了4个月，最后2800元只要回来1200元，不得不回了老家。为了感谢宁舟浩的帮助，他们专门请他在工地边上的一个小吃摊吃了一碗面，还特意加了一个荷包蛋。
2000年，这组农民工照片入选了一个国家级摄影展，还有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只有25岁的宁舟浩特别兴奋，可让他感到失落的是，照片火了，讨薪仍旧是身边的农民工兄弟们的日常。
这种无力感同样发生在拍《一个人的城市》的时候，更多人认识宁舟浩是从这个摄影专题开始的。这组照片拍摄于2000年到2004年，是国内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反映社会城市化养老问题的一组照片。拍摄这组照片最初源于一次偶遇。1999年的除夕夜，宁舟浩正在和家人吃年夜饭，突然对门老太太来敲门，原来是她家厨房的水龙头冻裂跑水了。过去一看，整个屋里都浸满了水，厨房里她炸的鱼、藕盒全部被水泡了。修完管道临走时他发现，屋子里竟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伴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白炽灯泡。
“试想一下，如果你老了你会最怕什么？我的答案是孤独。”在宁舟浩看来，养老问题是每一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大部分家庭变为“124”结构，也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家庭、四位老人的现实下，养老问题会更加严峻。
当时，宁舟浩去过省里一家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年公寓。“在这个拥有一流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的老年公寓里，我发现老人们最高兴的日子是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女会来续费，他们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可每当我问这些老人：你感到寂寞么？他们都会摇摇头说：习惯了，人年纪大了就是这个样。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时代，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导致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画面，这正是我们时代变革物化的表象。我也许没法理解它们，但是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宁舟浩说，“我们需要摄影师给我们自己的时代留影。”
在毛家村拍摄的10年里，宁舟浩真切地感受着这里的变化。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被朋友拉着去拍一块承包下来种果树的土地，他第一次走进毛家村。那时候毛家村的家庭作坊工厂发展得正红火，农业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小比例，一亩土地一年种植两季庄稼的毛收入，还不及村里工厂一个小工的月工资，家里拥有几家工厂、是否有房屋出租，才是衡量家庭财富的主要标志。
宁舟浩注意到，随着工业园的发展，毛家村的“烦心事”也来了。2011年年底，村子被人举报有消防隐患，且喷漆车间造成环境污染，镇上专门责成进行整改。村内的自留地和宅基地被村民见缝插针建了厂房，导致毛家村内道路狭窄，大型生产设备和材料运输都成了问题。“村里的板式家具生产本来就是低价值、低成本、低技术含量，恶性竞争之下互相压价，利润上不去，技术和规模都跟不上时代发展，加上环保政策的倒逼，时代留给他们答卷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些年，宁舟浩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为子女买婚房，能在城里买商品房，让孩子在城里上学的家庭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毛家村是目前中国无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村庄的一个缩影，也必须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因为老家在湖南农村，父亲从部队复员后才定居济南，农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贯穿了宁舟浩的成长经历，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异？一直是他急于解开的困扰。
从济南市区到毛家村，十几公里的路程，10年里宁舟浩开车走了无数趟。“对于毛家工业园这个选题来说，我想表现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观念的转变，包括人们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人际关系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习俗的崩塌。”在宁舟浩看来，从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但是在毛家村，很短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个过程，必然会发生非常剧烈的碰撞。硬盘里的照片越来越多，毛家村变迁带来的阵痛他也越来越感同身受。
搬离毛家村，也就失去了那些陪伴了20多年的家庭作坊，手里攥着一笔回迁款，村民们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挑战。有的改做家具安装，有的转行家具贸易，有的加盟废品回收，有的试水建材生意，还有的大手笔重新选址投资办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宁舟浩像以往一样，仍然差不多每周都要去趟毛家村，或去探望已经搬迁到各处周转房的村民，继续跟踪拍摄他们的生活日常。
宁舟浩清楚，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职高毕业，几乎不会干农活儿，之前他们自然地继承了家里的小工厂，开着最新款的豪车SUV，戴着高级手表跑生意，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洗牌，“他们怎样适应刚开始的城市生活？后10年的生活有可能比之前的10年更曲折，也不确定”。
毛家村城镇化进程的变化，是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典型缩影，也是按下快进键的时代变迁的微观样本。以毛家村为“展厅”的百余幅照片，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梦想和努力。《毛家工业园》也为宁舟浩赢得了众多国内摄影赛事的荣誉。
宁舟浩说自己就像两栖的青蛙，游走在摄影师和公务员两个身份之间。这些年的每个选题，最少的拍3年，多的拍了十几年，有时候拍得很绝望，但他始终相信，好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主题和个人的灵魂的同步托物言志，他会继续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时代，“心里的焦点清晰了，镜头的焦点才能清晰”。
前不久，毛家村“小经理”孙诗玉的“洗衣嫂”干洗店开业了，“据我所知这是村子拆迁以来，村里年轻人的第三个创业项目。”宁舟浩说，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创业路走得格外艰难，孙诗玉在自家拆迁补偿款中拿出40万元，去上海学习干洗技术，还参与了连锁加盟项目。每次这样的消息传来，他比当事人还开心。
村子拆除后，按计划只保留了作为摄影展主会场的村广场和村委会，在周围一片瓦砾的映衬下，宁舟浩的照片更像是被定格的记忆。一有空他还会习惯性地背着相机过去转一转，偶尔遇上几个站在废墟里发呆的村民，他就远远看着，“不敢上前打扰，一定是舍不得”。
而在毛家村的微信群里，村民们和这里的情感更是难以割舍：不管在哪里办婚礼，他们的婚车都要绕着村里风景最好的地方兜上一圈；有的年轻人开车带着孩子出去玩，不知怎么就转回了毛家村；有搬走的村民经常回村去收种在村边的豆角；还有人半夜发抖音，大家发现他正在村里的篮球场打篮球……
宁舟浩明白，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家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和一个时代说再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