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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何家有5个成年的儿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旺石村，这样有5根柱子的大家庭看起来是最抗台风的。
可母亲去世后留下的30多万元欠款快压垮了这个家庭。
钱是一定要还的，哪怕每月还500元。老大何国荣怕失了信用，从网贷平台上先借出钱来。这些新掏出来的洞，留给自己日后慢慢填平，他习惯了“拿下个月的工钱补上个月的窟窿”。他把分期还款的时间已排到了后年1月。
他有一个专门的记账本，一份3万元借款的归还情况，写了2页纸。
按计划，他和四弟何国辉去年年底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了。可意外一次次到来：先是何国荣生了场病，后来，他和四弟又都在疫情中失业，还账账本的更新停在了今年1月。
1
母亲吴志艺在广东省中山市干家政20年了。5年前的秋天，吴志艺突然感冒，吃药后一个多星期也不见好，很快不能自主呼吸。
中山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叶红雨记得， 这是他从医20年见过的最大的肿瘤，直径差不多20公分，侵犯了胸膜、肺、心脏表面的心包和膈肌，几乎占据了胸腔。肺部有积液，放引流管，希望减轻对肺的压迫，尝试脱机，可反复几次都不行。
何家决定“搏一搏”。吴志艺在ICU里待了10多天。每天治疗费在6000元至1万元。
后来，吴志艺终于上了手术台。这场手术持续了十几个小时。这家人被医生告知手术挺成功，老大何国荣看见医生端着塞满被切除肿瘤的铁盘，一家人松了口气。
仅仅从ICU转到普通病房3天，吴志艺的呼吸再次变得困难。她的肺部又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只能回到ICU，再戴上呼吸机。
心胸外科护士长苏建薇记得，尽管何家不富裕，但一直为母亲找出路。吴志艺也才52岁，在拼尽全力救人的问题上，何家从没有过犹豫。
这家人也很淳朴，“对医护人员很信任”。苏建薇说，吴志艺的病情总有波动，但何国荣一直挺好沟通，遇到需要护理的时段，他也会主动询问，如何翻身、拍背。
她看到，这一家人穿得整洁干净，吃最简单的快餐，但会把丰盛些的饭食留给母亲。
她记得，科里也和他们沟通过钱的问题。对方表示，欠了钱可以慢慢还，但该怎么治还是要怎么治。
“费用的问题，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国荣坦言，一旦切断治疗，就等于直接给母亲判了死刑。
20多天后，他们被医院通知，母亲不治离世。
这次住院，母亲一共花了39万多元的医疗费。这笔费用还等着他们去结。老大何国荣手里只有3万元的存款，一家人又一起凑了3万多元。减去中山市的大病补助等，他们要交的费用还有30万元左右。
母亲只有老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她12月初去世，买的保险只管当年，生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了。由于涉及异地医保报销，按照广西的要求，家属要在月底前开出就医缴费的发票前往当地，才能报销花费的40%。
留给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的时间不多了。
少言寡语的何国荣那一个月里，“筹钱、筹钱、再筹钱，直到借无可借”。最终，他借来了14万多元，“找遍了所有关系”。
中山市人民医院的救助体系尚算完备，不过，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多的救助项目能分担这个家庭的压力。医疗费用管理科科长陈满章介绍，医院也是在这两年，才设立慈爱基金等救助项目。
他也记得，之前医保异地结算还没联网。因此，这个家庭尚不能享受在异地不用打印病历、发票、清单、诊断书，就可在医院缴纳全额费用的同时，直接减免医保报销费用的待遇。
筹钱的压力，都压在了何家人身上。何国荣结了医疗费，换乘高铁，再坐两趟公交车，单程的花费就要180元，急急忙忙赶回老家。15万多元的发票，最终分3次报完，合计报销7万多元。
拿到报销的钱后，何国荣想也没想，“肯定是要给医院的”。他每拿到一笔款项，就会再跑医院一次。他给医院交过三回钱，2万元、3万元、2万元。
最后的一笔报销款，只有1万多元。一位借过钱的亲戚遇到困难，何国荣只好先把这笔费用全还给了对方。“我们借的时候，他们也不富裕，但要来账号没几秒就打来钱了，那我们也得讲信用。”
护士长苏建薇给何国荣打过几回电话。她记得，这个男人从未回避过欠费的问题，打去的电话响几声后一定会被接听，他也会在电话里，诚恳地讲自己的筹款进度。
“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就会过来交一点。”苏建薇回忆，起初那几年，医院会定期起诉恶意欠费的病人，可涉及何国荣的家庭，这个科室明确地否决了。后来，医院也很少给他打去电话。
几次还款时，她亲眼见证了这个35岁男人的变化：第一次来医院，他还是满头黑发，后来，白头发从左鬓角到右鬓角绕头后一圈，他一下子“很沧桑”了。
2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何国荣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已回老家照顾祖父母的父亲，胸口总是难受，“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快他就收获了又一个沉重的噩耗：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已经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案了。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让父亲回家养着，“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些”。在家没几天，父亲就疼痛难忍，住进了县城医院，一个星期后离世。
这3次就诊，一共花了两万多元。这笔钱，又是借来的。
在这个对丧事颇为讲究的村子里，何家安葬父母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叫上村里的几个长辈，出门简单地吃了顿饭。
就连举行仪式之前，遗体暂存一晚的花费，他们也要咬咬牙——他们选择了带冷气的屋子，比普通的贵2000元。
父母就诊的大部分资料已经丢掉了。在仅剩的两张死亡通知单上，底部签署的名字都是何国荣。
他是家里的老大，努力维持着这个家的最后一点儿体面。他的朋友不多，父母去世的事，他没对外说。怕对方知道他们家里有困难，担心借钱慢慢疏远。
村里人也会当面问他，家里是不是还欠着款，他回答，“就快还清了”。
他告诉记者，“毕竟在农村，背着这么多欠款，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何家一共5个男孩，“5个劳动力确实挺多。如果都有本事，条件应该也算很好的。”何国荣声音低沉。
母亲生病时，何家最小的弟弟还没工作，过了几个月，正式工作后也还过几次款。妹妹那时候辞了工，专门回家看孩子，想尽办法凑出了2万元。四弟只有几千元的存款，后来又从丈母娘家借了一笔。
这些兄弟中，还钱最多的，还要数老大何国荣。
何家最会读书的孩子是老二。
何国荣记得，二弟从小的奖状，贴满了老房子的墙壁，盖了新房，又从屋里贴到客厅。他们帮忙收拾过这些奖状，“差不多要用纸箱来装”。
二弟的成绩一直很好，家人都觉得，以后准能有大出息。这个沉默寡言、总是埋头书本的男孩，考上了南宁的大学，因为英语突出，还报了外交专业。
他的学费父母出过，兄弟们出过，也向政府借过款。后来，他向家里要的钱越来越多，每个月的生活费从600元、800元，最后涨到了1500元，还从祖母那里“借”走了1万元。直到他带了一起“搞大项目”的同学回家游说家人，他们才确定，二弟陷入了传销。
后来家人拼凑出的事实是，差不多只上了一年大学，二弟就被人“带偏了道”，最后连大学毕业证也没拿到。
一家人费尽心思劝过他，不过没什么效果。这些年，二弟生活在深圳，母亲生病时也来探望过，可他拿不出钱，反而要走了4000元。
何国荣听人说，这些年，二弟进过工厂，也经常失业；几乎和所有朋友都借过钱，到后来连1元钱都借不到；因为没钱，他穿着破烂的衣服，从县城走回村里，徒步20多公里。
何国荣身边也有人被拉进过传销，不过，发现了猫腻就立马甩手不干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最会读书的二弟会陷得最彻底。
提到老二，一直在深圳打工的二叔也忍不住叹气。“他大学读书借的钱，到现在还欠着国家2000多元”。
二弟的眼睛高度近视，不戴眼镜看东西得靠手摸，他在打工的市场上受歧视。丢了读书的优势后，人内向，有些自卑，没技术，干不了体力活儿，“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3
那根原本最有希望的柱子倒了，之后是又一根。
在何家，老三的成绩仅次于老二。他读到了高中，性格开朗，人也勤快，会主动帮祖父理发。他后来也去深圳打工，做纺织类的工种。一次做工时，他被机器不小心切到手，自此落下了手指残疾。再遇上招工，他总卡在亮出双手的那一刻。
他剪不起20元一次的头发，就由着头发越来越长。人一回比一回瘦，穿着破烂，“看上去像是流浪汉”。
“他能怎么办？只能躲进网吧待着，看着看着也就玩上了。”二叔说。
在网吧，老三一窝就是半个月，吃泡面充饥，整个人“瘦成排骨”。偶尔找到短工，就干几个月，拿到一笔钱，再钻进网游的世界。他没存下过钱，轮到过年给小孩的压岁钱时，能拿出来的只有1元。
何国荣给三弟介绍过看厂的工作。没人在的时候，三弟把卷帘门拉下来，又跑去网吧打游戏。最严重的一次，老板回来找不见人，被关在门外。
后来，何国荣也不敢帮他找活了。
母亲躺在ICU时，何国荣曾叫三弟从深圳来中山探望。约好的时间，三弟不见人影。母亲整个住院期间，他仅来过一次。
母亲生病后，三弟找到份工作，分两次共给过4000元。后来他说自己又失业了，拿回了1000元。
这两个曾被家人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成了家中“最失败的人”——没正儿八经的工作，也没一丁点儿积蓄，常年打零工将就生活。至于找对象的事，“那是早就不考虑了。”二叔说。
他们很少和家人联系，没人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二叔也无奈，“家里这样，他们心里苦，但身边看不起他们的人很多，到最后他们也就不说了，憋在心里。”
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要打工，几年里，他们分散在三个地方，中山、深圳、老家县城。他们忙于做工，休息的时间很短，即使在同个城市，一年也见不了几面。
母亲在时，家里的一切由她张罗，“挺热闹的”。在深圳打工的三弟也会来中山，几兄弟短暂聚在四弟的出租屋里，一起吃饭，或住上几天。
父母接连去世后，背着一笔沉重的欠款，他们在各自打工的地方漂着。怕被人看不起，他们想回家又不敢回家。现在，这家人相聚的时间只有春节，人也始终不齐。
维系家庭的主角变成了老大何国荣。每个月，他会主动给弟弟妹妹打去几个电话。对沉迷网游的三弟，他也总是劝诫，“做人要绝对靠谱，别晃悠悠地过”。结果电话号码被三弟拉黑。
“只有他找你，你找他基本都找不到。”几乎每讲到三弟，何国荣都要叹气。
他感觉，家里这些年，“就像是本不牢固的房子，一处接着一处裂开缝”，还没等他填补上，又裂开了更大的部分。“这个事来了，那个事又来了。”因此，他格外害怕意外。
4
可意外总不错过这个家庭。
双亲接连去世后，何国荣心情不好，睡不着，吃不下饭，1米74的身高110多斤，皮肤发黑，总没精神，走路晃晃悠悠的。跑了趟医院，他被确诊为严重的肝病。
“真和天塌下来一样。”他说，那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走在外面，天是晴的，可自己感觉是就是黑的。”
他只能再次请假，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每月还要再去检查、开药，持续3年多。因为总是请假，他差点儿丢了工作。
恢复上班后，他的身体也经常撑不住。他做巴士司机，只能在跑长途的过程中到服务区休息40分钟左右。碰上乘客提意见，他就解释，天气实在太热了。
他做过最叛逆的事也在那段时间。因为压力大，他开过“斗气车”。他本来习惯礼让，但路上总有小车挤他，他就回挤过去，猛按上几声喇叭。
“每次都很后悔。”他说。从前自己不会这样。这个极少在家人面前表现出压力的男人，把它视作唯一的发泄渠道。
他的检查单从31岁摞到35岁，4年治病用掉了三四万元。后来，他的指标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不过，生病的事，他没好意思和亲戚朋友说。那些日子里，他仍在每个月照常还钱。
3年前，第二个女儿意外降临了。“前前后后又用掉了三四万元。”
生完大女儿后，为了带孩子，妻子有三四年没去上班。如今，这样的日子还得来一遍。
更多的责任压在他和四弟身上了。两人盘算着一起还钱。
“四弟每月赚3000元，我每月赚5000元。”他盘算着，“不出意外的话，2019年年底之前，差不多能把欠医院的8万元还清了”。
意外再一次不打招呼地降临。何国荣原本有着何家赚钱最多的工作。他很满意这份在中山市最大的大巴公司当司机的工作。
他开过货车、公交车，工作差不多都在3000元，不够开销。后来，经人介绍，他跑去开大巴，跑珠三角线，一干就是7年。
差不多每天，他要跑两个来回，一趟8小时。忙起来，连着上班20多天。
父母去世的几年里，中山也变了很多。高铁连通了珠三角，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路，兴起的网约车带走了大巴车的大部分生意。大巴线路关闭了一些。他的巴士从以前50个左右的座位塞满了乘客，还有人挤着上，到现在有时空车出发。
这场疫情也加速了大巴车的衰落。他的月工资变成了1720元，减去社保跟公积金，只剩1000元出头了。
何国荣习惯拍下车站的值班表。他看到原本一面墙那么大密密麻麻的表格，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空白，车辆数量减下来了。每条线两三趟车变成一趟，基本上“每条线都亏钱”。
5月底，他正式接到裁员通知。劳动合同是一批一批解除的。“今天找十几个人，明天又找十几个人”，不解除也可以，只给最低工资。
犹豫了两天，他决定“解除算了”，“在外面找找事做，总会有三四千吧”。
闲在家里的日子，他外出干过几回临时活儿。他开广告车，跟着绑了喇叭的小车，在中山市和周边乡镇一圈圈地绕，一天要跑差不多12小时。广告推销电瓶车——在人们习惯用电瓶车代步的中山，一项新规定出台了，电瓶车要换成国家统一标准的，违标的要被淘汰。
不过，他自己家的电瓶车还没换。“哪儿有钱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家人眼里，何国荣是典型的“好男人”，不打牌、不喝酒，不抽烟。为了还债，他节省再节省。他最奢侈的花销不过是在一年在网上买两件100元以内的衣服。
他的小女儿只有两岁，“肉嘟嘟的”。女儿喜欢的玩具，超过10元钱，他基本都不考虑，“出去10趟才买一回”。有时候，女儿急得哭了，他只能安抚她，下次再买。他努力做一个诚信的父亲，“个别时候一定要实现她的愿望。”
他嫌住的月租金700元的屋子太贵，在此之前，他租房子的价格一直在300元左右，有的在一楼，蚊子多，潮湿到发霉，下雨时还被水淹过；有的对门养狗，半夜总叫。
朋友间的聚餐，如果定在了“稍微高档一点儿的酒店”，他基本都不去。他自己做饭，一天花16元左右。 36G内存的手机，他用了三四年，到后来“卡得要死”。
何国荣几乎没出门旅行过，他就在车上看风景：连州空气好，深圳发展快。他离港澳近，但没去转过。他只带孩子去过一回杭州。
疫情之下，同在中山打工的四弟日子也不太好过。他做制衣，后来工厂不开，他没活做，索性回了老家。前几天，他才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工资下降了1000多元。
四弟夫妇有两个孩子。今年9月要上小学。回老家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幼儿园只要2000元一个学期，是中山的三分之一。
夫妻俩在8年前结了婚。“一嫁过来就是还债。”四弟媳说。多数时间里，这个家没人到访。两个孩子就在老房子周围自顾自地玩。四弟忙着做工，没时间带着儿女在县城转转。
最能赚钱的两个兄弟还在硬撑，他们有不能倒下的理由：家里还有好几个人等着吃饭，等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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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荣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连账也记得“一塌糊涂”。但他的账本上，每一笔欠账记录都很清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家的还款模式是，老大老四各还500元。
一位堂叔借给何国荣1万元。之后，堂叔的小孩早产，进了保温箱，眼睛也有问题，都要用钱治。何国荣直接转给他5000元。这笔钱还是网贷借来的，还上用了两个月。
每个月，他最盼望的日子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到账的工资基本都用来填坑了。“这几年都是这样过的。”
7月末，何国荣今年第一次回了老家。他已经失业两个月，闲下来的这些天，待在老房子里，他总觉得不习惯。
他现在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失业金，剩下的就是运营网上的店铺。他卖太阳能灯，赚十几元的差价，这是他近期最投入的事情。
只要手机一响，他就会迅速地拿起来。他花时间研究店铺推广的攻略，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没雄厚的本金，打不出量的优势，买不起好的推荐位置。为了保持“信用值”，他必须在3分钟内回复顾客的消息。
太阳能灯的价格不算低，下单的人不多。何国荣靠这个赚来的钱，仅能维持生活。
他也不时在网上翻招工的消息。不过，他仅有的技术就是开车。他仔细考虑过，如今这个行业司机多、线路少，自己“之后肯定不会做了”。
他没开出租车的打算，“现在赚不了多少钱”，也交不起门槛费。他同样买不起自己的车。
何国荣打听过，开集装箱挂车，一个月工资能有快1万元，可他还需要另外考证。他问过驾校，整个学下来要1万元，全程七八个月，不保证拿证，他放弃了，“等不起”。
身边一起打工的人里，也有人有“吃香的真技术”。拿制衣来说，有人专门跑领子，工资高出一倍，但四弟和弟媳只是干些压线打蜡的杂活儿，就是“跑边的”。“技术不是谁都能学，师傅基本只教自己的亲戚。”
他也听过有人在医院欠了一笔钱，为了逃缴费连夜逃走，就连出院手续也没办。不过，在还钱的事儿上，他从来没犹豫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借钱对象是身边的亲戚，生活都不富裕，最大的一笔借款是5万元，最快的10分钟到账。
这个失业的男人始终觉得，“现在的社会，诚信‘最重要’，那是能代表整个人的东西。”
他知道，被拖着欠款的滋味儿不好受。也有人问他借过钱，直到说好的还款期过了五六个月，那笔钱才到位，“感觉很不好”。
何国荣干脆把“绝对靠谱”写进自己的社交账号昵称。网贷平台上，他也用这个注册。
事实上，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前往中山，下了汽车就被骗了。那时候，他不到15岁，刚从初中辍学，汽车到站的地点，离母亲工作的地方还有差不多20公里。他握着一张写了母亲位置的纸，上了一辆揽客的摩托车。
对方要30元，结果带他在汽车站周围兜了一圈，又把他扔在了陌生的工业区。他四处找路，对方就跟着他不说话，无奈之下，他又多给了那人10元，请他拉自己回去。
不知不觉，他来中山20年了。他觉得自己努力过，不过，“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太好，实力不比别人强，也可能用的方法不对”，反正就是没赚到什么钱。
他还想着再拼一把。但他35岁了，体力下降，容易疲惫。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一个白底写着黑色大字的“近我者富”，自嘲也是自勉。
他理想的生活已变得很简单：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尽量把钱还上，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中山，堂堂正正、轻轻松松的。
原来“发展慢悠悠的老家”，这些年也加速向前了。老家村子热闹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停满了车，赶上两辆车子错车，得倒腾半天。只有他家的门口是空荡荡的。
他的祖父母也已80多岁。祖母患有支气管炎，去年住了两次院，每次都是半个多月；祖父的腿脚常年没力气，从屋里挪到客厅也得人扶，因为老年痴呆，每天不太清醒的时段眼睛会直直地瞪着天花板。
两个老人都有慢性病，有些药吃了20年，每人每月有120元的“老人金”补贴，但进口药最便宜的一盒也要80元。
如果能攒更多的钱，老大何国荣还想把老房子翻修一遍。他下单了自家店里的一个太阳能灯装到老家的屋檐上，这是这座房子里最近唯一添置的新用品。
如今，这座房子落伍了，每堵白墙上，都出现了黑色的缝隙，有的裂缝裂出对角线，赶上雨季，天花板漏雨，在屋里要拿盆子接水。
那几年比较好的光景里，一家人常年在外打工。春节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手机像素不够高，这个家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再往前几年，是这家人最幸福的时刻。父母打工回来，带回了全村第一个煤气灶，在村里第一批盖了新房子，何家的孩子都“感觉好日子伸伸手就可以够到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