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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家里赏着景，品着茶，就能把钱挣了。孙德红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孙德红一家9口住在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这里是重庆知名景点，游客比较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家就搞起了农家乐，但因为没什么特色，经常是全家人一年忙到头，年底钱包也没鼓起来。
转变发生在2018年，缙云山启动综合整治，拆除违建，引导农家乐提档升级。孙德红一家也把农家乐拆了，投入400多万元，改造成只有13个房间的清欢渡民宿。第二年，民宿就给她带来100多万元利润。如今，民宿的单价是农家乐好几倍，一到节假日还经常满房。
房间少了，收入却翻番。人称“渡娘”的孙德红说，生态环境变好了，客人自然就愿意来休闲度假，自己的日子也过得更美了。
农家乐改民宿年入百万
位于嘉陵江畔的缙云山就像重庆的“绿肺”，“拱卫”着中心城区。位于缙云山脉深处的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是被誉为“植物物种基因库”。
但因为紧邻城区、多头管理等影响，缙云山保护区内村民一度“靠山吃山”，无序、粗放发展的农家乐，私搭乱建、违规经营的建筑蚕食着保护区林地。
曾经，孙德红也是景区内众多农家乐经营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她看到其他人做农家乐发了家，也跟着做了起来，但许多客人只是吃顿饭就走。
怎么办？孙德红前些年想的是扩大规模。她带领全家把农家乐扩建了好多倍，改成有50多个房间的大农庄。但干了几年后发现，还是挣不到多少钱，“每间房收100多元，还包吃包住，全家人一年忙到头也就（挣）一二十万元”。
更麻烦的是，无序扩建的农家乐威胁着缙云山独特的生态系统。有一些村民违规超建房屋出售，还有一些外来业主违规建设跑马场、酒店等经营性项目，给“山城绿肺”带来沉重负担。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建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当地随即启动缙云山综合整治行动，拆除违建，鼓励农家乐业主实施生态搬迁，引导提升环境品质。
目前，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关停不符合经营条件的农家乐150余家，部分有条件的农家乐按照规范提档升级。此外，203户520名居民也搬出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1.6万平方米，实现“人退景现”。
这一年，孙德红把自家的农家乐拆了，投入400多万元，改造出只有13个房间的清欢渡民宿，经常一到节假日就客满。第二年，成为缙云山“网红”的清欢渡民宿为她家带来100多万元的利润。
渔民上岸 保护“母亲河”
重庆不只有山，水资源也非常丰富。这里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地，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事关长远发展和生态全局。
但工业经济的发展也让许多“母亲河”失去了颜色。对于这一点，53岁的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金桥村村民李代国有最直接的体验。
李代国一家生活在高安镇的龙溪河畔，这是长江的一级支流，从爷爷辈开始，他家就靠打鱼为生，他还记得小时候龙溪河有很多种鱼。但后来，当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保，2016年，龙溪河水质综合评价为劣V类，“母亲河”一度沦为“臭水沟”，打鱼的收益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大约10年前，他带着两个儿子在河里打鱼，河水浑黄还泛着泡沫，散发腥臭难闻的气味，当时十几岁的儿子告诉李代国：这样没出路的。
“不改变是不行的。”高安镇上美术教师胡玉玲也这样想。她经常在龙溪河边写生，有一次，路过的居民质疑她和她的画：龙溪河都快被污染成“臭水沟”了，为什么你们还要用画笔美化？
这声质疑让胡玉玲转变了创作理念，从此她大胆描绘环境污染主题，也唤起了相关部门对水环境的重视与治理。
看到龙溪河变成“臭水沟”，老百姓不只有质疑，还有愤怒。2017年，垫江县生态环境局局长何江在本地网络论坛上看到居民留言：好好的龙溪河变成这样，环保局长在干什么？他敢去游泳吗？
那是何江出任环保局长的第一年。作为本地人，他明白这个工作不好干。龙溪河全长229.8公里，流经梁平、垫江、长寿三个区县，在垫江就涉及11个乡镇、街道，作为环保局长，他手上既没有什么经费，也没有多少人员。
思来想去，何江觉得还得靠制度。2018年，重庆市在龙溪河流域率先试点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约束机制，以乡镇、街道为主体，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努力、谁受益”的原则，分类实施激励补偿。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两年内，各乡镇中获得奖励最多的有三四百万元，罚款最多的有700多万元。
“对乡镇来说这不是笔小数目，所以基层的干部们都很重视。”何江说，在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下，2019年龙溪河水质提升为III类。
现在，李代国从打鱼人变为“护鱼人”。因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常年禁捕，捕捞渔民退捕转产，李代国一家也响应政策，拆除了住家船和生产船。告别风吹日晒的渔民生活，他转行当起了拿工资的龙溪河生态保护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见习记者 李若一 李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