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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王阳明是谁？”
这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提“致良知”的圣人吗？不就是那个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吗？不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让日本大将军也“一生惟拜”的传奇战神吗？
“我不是这个样子！”
分明听到王阳明一声断喝。
哪来天生的圣人？我只不过是个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来不朽的“第一”？我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愈挫弥坚、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来无敌的“战神”？我只不过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践履“心学”的师友和战友：为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们正在出品筹拍电视连续剧《天地人心·王阳明》，就是小心谨慎，不乱拍阳明先生马屁，如果把阳明先生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师友，相信阳明先生会开心快乐起来，真诚传习，娓娓道来！
听听王阳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无论来的是学者官员，还是汉苗贫民，王阳明都真诚相待。其中，围绕“立志做圣贤”展开的一次次传授、交流，常常令来者乐而忘返。
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
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包括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比如，个性极傲的学生王艮一直不屑此论，一次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刻意用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微微一笑，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王阳明虽然追求做圣贤，却反对自以为是，把“圣贤”挂在口头上居高临下教训人——被教训的“人家”也是圣人啊！若把人家当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愚夫笨妇，平等无欺。如果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会吓跑，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又有谁能信而学、学而做呢？
这位王艮后来对老师心服口服。对于这位充满怀疑精神、不求得真理不罢休的学生，爱才惜才的王阳明感慨地对学生们说：“当年我在抓住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时，内心连一丝波动也没有，今天却因为这个人而感动了。”
还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军，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是的，对于王阳明来说，做圣贤的目的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发现内化于心的本有良知的过程，通过读书学习致得自己的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哪怕是诚外无物地拔草，也都是圣人或君子。
身为状元之子，王阳明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与时人不同的是，他读书学习却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因此还被父亲揍过一顿。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曾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并不认同，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此话传到父亲王华那里，问：“你懂什么叫圣贤？”
小王阳明答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
王华说：“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话，你怎么就当真了！千年才出一位的圣人，你怎么能比？”
小王阳明反驳道：“怎么就不能比？大家都是人。”
状元父亲哑然沉思，从此不再笑话儿子。
如何才能实现“读书学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
这也不是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来回的路上（就是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虽然王阳明“玩”得各方面都小有所成，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立志读书成圣之路有所偏差，也曾产生过思想波动，继续在书内书外拜师访友。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
在写给弟弟王守文的《示弟立志说》中，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也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大多数人因为被圣人光环吓唬住，不敢去做，很多人都和成为圣人失之交臂，而王阳明却立志要做圣贤，慎终如始，知行合一，无怨无悔。
比如王阳明迫于父亲压力，也迫于前路迷茫，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依王阳明之才本该高中状元，可能因为年少恃才有些高调惹来非议吧，终与状元擦肩而过。不过，他自己倒是毫不在乎：“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比如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也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湛若水指出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一是沉迷于游侠，二是沉迷于骑马射箭，三是沉迷于辞章之学，四是沉迷于道家神仙学说，五是沉迷于佛学。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若“沉迷”是一种中道而行的专注就有价值，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在王阳明看来，掌握了圣人之学的秘诀，只要立志去求，便能达成目的。“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教条示龙场诸生》第一条讲的便是立志。在《启问道通书》中，他也主张：“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他的《忆别》诗中也有：“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王阳明曾不厌其烦地向其亲朋好友宣讲立志说。在《寄张世文》信中写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在《与克彰太叔》信中，他对既是其族叔祖又是他弟子的王克彰说：“学本于立志。”还特别叮嘱：这是他最近新体悟出来的为学之道，一定要坚守。
王阳明的弟子中不少深受影响，终有成就。比如王阳明劝诫追随他求学3年的学生郭庆，把君子做学问比作农民种庄稼。春天择选优质种子，好比学习之初就要树立好志向；夏天，农民细心灌溉、及时除草，守护种子茁壮成长，所以在学习中要不断反省、修正自我，直至确定正确的志向；农民经历风吹日晒辛劳一年，终于等到庄稼成熟，如同我们秉持自己真正的志向，持之以恒勤奋学习，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立下正确志向，不用犹豫疑惑，为之努力即可。
郭庆回到家乡后努力自学，恪守自己原则志向，成了山东清平县知县。由于他作风廉洁、勤政爱民，深受百姓拥戴。
王阳明曾说：“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换成今天的话，立志首先是确立理想和目标，更是要确定信仰和信念。
王阳明在回答一位礼部尚书请教学问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固然值得点赞，但学更贵于道。尚书恍然大悟，自叹立志学道太晚，王阳明笑着说：“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王阳明举了从前卫武公90多岁还向全国诫谕的例子，尚书年纪只有武公一半，功业却可以成倍，一切都来得及。
无独有偶，王阳明《从吾道人记》一文中，记载比他大得多的68岁著名学者董萝石前来拜师，几次被王阳明婉拒，这老先生矢志不渝，隔了一段时间又带着老伴一丝一缕织成的丝帛，诚恳求教：“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随后干脆强拜为师，王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
朝闻道，夕死可矣！立志不在年龄，圣贤宁有种乎？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说得更透彻：“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学习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但也有创造性转化。比如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王阳明并不认同，阐述了他的亲民思想。
他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王阳明始终以民为本。
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找王阳明为他们评理。王阳明并没问是非曲直，而是给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阳明的学生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先生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弟子更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阳明用余姚的先贤圣人舜的故事，正话反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自省。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为官、为学、致良知是“一体化”的。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晚年王阳明的“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
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百姓兴修水利做实事的政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国犹家，体现了王阳明的家国情怀。
王阳明13岁就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亲身调查边关防务，“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许就是今天的研学游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当时北方边关告急，朝廷下诏求言，王阳明复命后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极富爱国情怀。
治国先爱国。
王阳明从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这样的思想，对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满崇敬之情，留下很多爱国诗篇。比如，“苏武坚持西汉节，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贯日三台见，心血凝冰六月寒。卖国欺君李士实，九泉相见有何颜。”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从小与伏波将军结缘。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的爱国英豪，以善于用兵著称，曾经率领大军征讨交趾（相当于现在两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广西横县的郁江乌蛮滩北岸有座马援将军庙，与京师远隔千里，当时身在京师的王阳明竟然在梦中拜谒过这座庙，醒来后他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治国为亲民。
1516年，刚刚艰难取得平盗寇大捷的南赣巡抚王阳明，班师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阳明喜中有忧，《还赣》诗中一句“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尽快返回家园、安居乐业，把这看成自己为官的第一责任和要务。
1517年，当地三月不雨，正是农事繁忙之季，王阳明忧心如焚。他一面勤政为民，一面虔诚祈雨，果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阳明抑制不住与民同乐的心情，欣然写下《回军上杭》诗一首，反映平乱初期当地百姓境况，以及自己由忧转喜的心情。
后人多把王阳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阳明在当时就给“天人感应”赋予了新内涵，即“以民为天”，具体说就是通过除弊兴利，动员百姓一起抵御自然灾害，根据当时风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灾民讲明实情，沟通官民关系，协力同心，落实抗灾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兴师动众，借祈雨之名行扰民沽名之实。《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专门提到，逢这样大灾，为官者要带头“减膳撤乐”，访贫问苦，积极赈灾，“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顺应传统礼仪，坚决反对造谣迷信。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1520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基层管理创新。
王阳明绝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级任职，历任龙场驿丞、庐陵县知县、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
抓好基层管理创新，就是抓好国家治理的末端创新，王阳明基层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爱亲民，体恤百姓，强化教化德治。
王阳明半生为官，有机会在其为官吏的地区推行孝道、敦厚风俗。他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做了许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乱、安置流民、教养百姓等。其中，兴办针对少儿开设的社学（明代基层教育机构），蒙以养正，影响深远。
1518年10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
王阳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劝告百姓寻医问药不迷信、婚丧嫁娶不铺张，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招：增设县治，重建行政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王阳明初到南赣就发布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事实上加强了基层政权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第三招：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治。
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政共治的特点。
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一些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巧取豪夺，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
江西发生水患时，一些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作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轸念地方，痛恤民隐”。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军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爱国辨忠奸。
27岁那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疏，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其中的“权奸”，直指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后因此遭祸入狱。
王阳明在为官从政后，就用良知践履真正的忠诚。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民族平等团结。
王阳明谪居多为少数民族的贵州龙场之际，近乎绝望，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向他问好、送粮食，帮他搭建房子，房子虽然简陋却令人温暖。王阳明写下《何陋轩记》，认为“伪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数民族的土著人，有着“外朴内美”“安而乐之”的品质，只要给他们文化教育，一定从物质到精神都可旧貌换新颜。有时，王阳明还和龙场各民族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醉方休。
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践行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王阳明无限的爱和思念。
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
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重视粮食。
王阳明每到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耕种稼穑。在其应绍兴府官员所请而作《新建预备仓记》一文中，开宗明义：“仓廪以储国用，而民之不给，亦于是乎取。”从治国治民角度立意，点明了仓廪于国、于民的紧密关系。
即便在龙场当一个小小驿臣，王阳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见大义，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那样田园耕耘劳作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阳明始终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因此，有孝亲之心，即是有孝亲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孝亲的行动，才有孝亲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是有忠君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忠诚的行动，才有忠诚之理。
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实为“心即理”的延展。知行合一，事上磨炼。首先是具备调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后就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事，敢于迎难而上。
王阳明越是实事求是、迎难而上，越是敢于担当，越是迎刃而解困难。这就是阳明心学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行合一”智慧。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免税。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认真接待信访、弄清事情原委后，王阳明先安抚乡民情绪，坦诚表态：既然朝廷派我来庐陵县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不对之处，我一定为大家做主。
大家很快安静下来。然后，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
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晓之以理，又不动声色表明态度，最后以人情和大义动之，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处理解决好。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第二个例子是抗疫。
初领县政不久，即逢“灾疫大行”。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尤令王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活活饿死，而非染疫病死。
从留存的《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中，可以看出“气弱多疾”、顽症缠身的王阳明，彻夜无眠，忧愁惶恐，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携手同心，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破迷信。王阳明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当“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王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准备好相应的防治中草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保持饮食的合理搭配，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
四是政府履职尽责，支持扶助来托底。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贫困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保障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政府。《公移》还记载了王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留下生存自救活路。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王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非常恼火，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最终还是勇敢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并为因病不能总是出现在第一线深表歉意。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王阳明的一生，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与同时代、在家乡隔壁宁海出游的徐霞客，有异曲同工的共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500年来，无数王阳明的学友粉丝们，都在结合着自己的当下，认真学习践行着、传承发展着阳明思想。
1518年，王阳明先后发布《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文书，督促南赣各地兴办社学。
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学教育的内容应围绕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展开。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少年儿童学习兴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志趣，学习礼仪来端正仪表，劝勉读书来启迪心智。
修建书院，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布道，在龙场悟道后，更加把觉民行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书院。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明是导致明代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讲学作为传播圣学、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切入点。在王阳明的不懈努力下，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社会学术氛围日渐活跃，这也是王阳明文化自信的一种担当。
针对王阳明这样的知行观及其教育主张，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之一。他把这句话翻了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知行合一。
而知行合一其实早于王阳明就有人提过，只不过王阳明集先贤智慧和儒释道之大成创造了心学。心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奠基理论：“心即理”。
心即理，意思是万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遇到事情“不动心”，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保持一颗岿然不动的心，只有放得下，才能担得起。
比如平宁王之乱的时候，王阳明坐镇指挥，同时还在上课授《大学》、讲心学。一边津津有味地现场教学，讲遇事“不动心”之理，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战争，允许学生们插话提问——没过一会儿，就有人进来传送前线战报，得令后再飞奔而出。
此间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前方战报来了，说情况紧急，前敌总指挥伍文定的胡子都被烧着了，前方军心已乱。
这时候，王阳明放下教鞭，走到旁边拿令牌传命下去：“谁再说伍文定胡子被烧一事，斩立决！”然后返回，神态自若地继续上课。
学生们实在紧张得不行，问战局会怎样发展下去？王阳明摇摇头说，刚刚听人说前方有点不顺利，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怀，我们继续上课。
讲了一会儿，又有前方战报：“报，宁王朱宸濠已经被活捉了，大乱平定！”
现场掀起一阵按捺不住的欢呼声、庆贺声。但是王阳明只是点点头，等着大家渐渐安静下来，依旧接着上课。
学生们实在忍不住又问了：前方战局定了吗？王阳明说，传报宁王朱宸濠大败，而且已经被抓获，想来这个消息不假。这时，王阳明眉头一皱难过地说，就是听说死伤惨重啊！
说完后，王阳明又接着抑扬顿挫地讲课，而且表现为“理前语如故”“理前语如常”，现场学习、旁观者和知情者，无不叹服，这就是今天说的现场切身体验沉浸式案例教学吧！
当然，许多人没有关注和不愿提及的还有一个重要事实：王阳明在镇定自若地边指挥边讲课时，他的家眷已集中在一起，圈上了干柴，一旦出意外，将点上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这如如不动中，还有着视死如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天动地悲壮情怀！
心外无物，是一种更大境界的价值存在。获得这种价值存在之后，人生就有了一个价值支撑。后人中有以为这是“唯心”学说，对于从不离事谈理、离物谈心、离行谈知的王阳明，是值得商榷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能担当，彻头彻尾贯穿一生，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临逝前那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博大胸襟！
第四堂课：世间磨难，皆是砥砺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是一种境界。”
王阳明说这番话，或许最有资格。他的一生至少经历了常人难遇的五种磨难。
一是身体的磨难。
挣扎了14个月才出生的王阳明，从小就身体不好，5岁才开口说话，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劳累，特别是饱受各种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
王阳明小时候读书用功。白天上课，晚上苦攻经典，劳累过度。参加第3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却在上任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口吐鲜血。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下决心通过竹子探究真理。他与自家后院的竹子“格”上了，对着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动。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自己却病倒了。
从此，他对朱熹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好，王阳明从小就把调理身心、强健体魄当作重要的事情，学习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阳明在赣州为官期间，高效处理军政事务、成功办学和讲学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调整恢复身体的健康，劳动锻炼、呼吸静坐、登山健走、练笔舞剑，无一不用。
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德智体美劳，对王阳明来说是追求统一的，虽然生命短暂，却完成了一代圣贤立德、立功、立言的职责使命。
二是鞭刑牢狱的磨难。
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谋害忠良，特别对于那些上疏和进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并利用锦衣卫进行暗杀。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王阳明却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请求释放朝廷重臣。
刘瑾把王阳明给抓了起来，在午门当着众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进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阳明，在监狱里读易经、写文章、练呼吸，与那些同样被冤枉的狱友讨论学问，有的还结成生死交，并在出狱后为王阳明平乱治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贫困落魄的磨难。
1508年，刚刚出狱的37岁的王阳明躲过一路追杀，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站长。他和自己的随从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下来，后又搬到一个山洞里住。
在阴暗潮湿、飘有毒气的山洞里开始新生活，王阳明心态平和、安然处之。由于水土不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王阳明和他的随从全都病倒了！王阳明硬撑着开始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这些随从人员。
近乎绝境的生存环境，没吓倒王阳明，他乐观地弹起随身带的琴，给大家唱家乡的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粮食快吃完了，王阳明又开始学习当地人，用刀耕火种方式，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种粮食。做饭没有柴火，他亲率随从上山砍伐，而且只砍那涧边妨碍行走的枯死的荆棘树枝，“持斧起环顾，长松百余尺。徘徊不忍挥，俯略涧边棘”，附带采一些野果充作口粮。
在其《采薪二首》中看出，王阳明当时这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惜材举动，遭到众人嗤笑。“同行笑我馁，尔斧安用厉？”王阳明不以为然，反而从中悟出深意：“快意岂不能，物材各有适。可以相天子，众稚讵足识！”由采薪推及到用人治国，抒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贬谪未敢忘民众的万世情怀。
当地人感激王阳明的友好和教导，帮助建了几间土坯房子，王阳明感激地写下《何陋轩记》，还把自己住的房子改为龙冈书院，给当地人讲诚意、静心、修身、齐家的修身之道。王阳明留下的不少诗歌散文，都反映了抗争人生艰险的浩然之气（如《杂诗三首》等），以及表达人世间患难见真情的人性美。
王阳明此间从未停止过人生思考：怎样才能活下去更有意义呢？我到底还能不能成圣贤？圣人如果也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怎么做呢？
与孤苦寂寞相伴，王阳明“随心格物”，直到有一天夜里，突然长啸一声，手舞足蹈，把众人给吓到了。
他开始意识到：心无外物，心无万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即是人人皆可成圣贤的“致良知”。
王阳明开始在龙冈书院讲学，把自己对圣人之道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领悟，分享给他的随从和当地的居民听。
有一些人还慕名远道而来看望他，听他讲学。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到田野里去散步，在溪边赏月，在夜晚喝酒，一起探讨圣人的精神世界。后来，贵州一位教育官员，也来到龙场向王阳明探讨心学。由于被王阳明的理论所折服，又邀请他到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
四是公务战事的磨难。
王阳明的一生，几乎一半都在繁忙紧张的公务战事中度过。
比如庐陵县由于过去民众诉讼上访成风，各种案件堆积如山，连正常公务都受到拖累。王阳明去当知县后，一边不知疲倦地处理化解，一边深入下乡考察民情，了解当地的民俗，向全县人民发布公告，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当年夏天发生旱灾，秋粮歉收，瘟疫横行，匪患频发，王阳明开始全心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工作当中，针对瘟疫和盗贼分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一一加以解决。
王阳明做了7个多月的知县，由于关注民生疾苦，解决了实际问题，扭转了不良的风气，让当地民风焕然一新。
比如屡屡临危受命、剿匪叛乱，王阳明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1516年，南赣匪患横行，朝廷派兵围剿，但是却越剿越多，45岁的王阳明临危受命来到了福建汀漳，到了以后即从四个方面，周到细致地亲自部署工作方案，并一一督办落实：
一、调查实情，实事求是体察民情，辨析那些被迫入匪的百姓；同时做好战斗准备，训练民兵，筹措军费。
二、运用多年研习的《孙子兵法》发动进攻，在战争当中学会战争，加强军队的自身建设。
三、以民为本，战中最大程度减少伤亡，战后稳定群众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
四、建立县制，在加强基层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新修书院和学校推行教化，推行仁礼之风。
王阳明随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江西、福建、广东边界的隐患给解除了，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开始变得安宁。
五是毁誉侮辱的磨难。
王阳明倡导天下儒生都要学做志气高远、处变不惊的君子。他在朝为官时曾遭人诽谤，身边官僚为撇清关系疏离了他。面对如此困境，阳明先生毅然说：“君子不求人信己，自信而已。”他还给同样受诽谤的朋友写信劝慰：不管有没有人理解你，都不能动摇自信，对来自外界的毁誉，非但不应扰乱内心，还应借此作为磨砺自己的机会。
在《答友人》中，王阳明举了“疑人窃履”的故事为例：“从前有人到朋友家做客，仆人偷了朋友一双鞋。回家后，他让仆人去买鞋，仆人就把偷来的鞋当作买的给了他。他很高兴穿到脚上，恰好朋友来访，一见他的鞋，暴跳如雷，‘我早就怀疑是你偷的，想不到真是！’于是二人绝交。若干日后，仆人承认了自己是偷窃者，真相大白。朋友慌忙跑来谢罪，‘我竟然怀疑你，真是大罪。’又不解地问：‘你当时为何不解释？’这人回答：‘我没偷你的鞋，这是自信。你误会我也并未伤我分毫，如今你来向我道歉，我也未得分毫。反而是你，先是发怒，现在又是愧疚，心真是忙乱得很啊。’”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王阳明以身作则，宠辱不惊。
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乱后，皇帝朱厚照御驾来南方。一群小人以妖言蛊惑朱厚照，想方设法算计王阳明，并乘机洗劫战后的百姓。当时很多人劝王阳明，赶紧想办法去找皇上求助。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而已。我现在相信自己还没有时间，哪里还有心思去让别人相信我？”
那位对王阳明时有好感的皇上，经不住谗言，加上昏庸糊涂，最终令王阳明这位功勋卓越的功臣，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还被奸臣一次次设计陷害。王阳明手下一位最得力的大将弟子，在立功后被投进监狱，几年后放出没几天竟活活冤死。
王阳明虽然饱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守一颗良知之心，总是心系战后百姓安居乐业，想方设法不计个人得失地与奸臣周旋，都是为了避免使百姓生灵涂炭。今天回首细看，当年王阳明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没有被再次投进牢狱，也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支持、保护。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岂能让别人相信你？
只要为天下百姓受苦受难，还有什么值得后悔？
王阳明对替他提心吊胆的亲友弟子们说，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只要良知光明，外界的怀疑、侮辱终有真相大白之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心也！
第五堂课：“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好静玄空”是王阳明“心学”被后人误解的一处。王阳明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他解答学生陆澄“静时还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时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事上磨练，就是要立足岗位，投身一线，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
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府司法官员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他很沮丧地说：“我公务繁忙，真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啊。”
王阳明笑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他就从这官员审理案件展开：不能因对方应答语无伦次就升起一个“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语就升起一个“喜心”；不能因他行贿送礼就宽恕庇护；也不能因自己事务太繁杂，而随随便便潦草结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别有用心、罗织罪名而上当，遂了这些坏人的心意！
王阳明立志成圣，一生都在“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比如，王阳明第一份工作是给将军王越修墓，把少年时期学习的《孙子兵法》，独树一帜运用到工程管理上，亲自组织民工训练“八卦阵”，不仅大大提高了工效，也在这件看似“小”事情上，磨练了“大”心性。
后来接到第二份工作是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是一个虽比不上朝廷要职、却拥有司法实权的职位，云南地区的司法案件、刑事审判都需要王阳明经手。
按照当时的官场“潜规则”，新上任的刑部各司主事都要去当地监狱视察，理所当然吃拿卡要捞一把。王阳明第一次巡狱，没提前跟下属打招呼，轻车简从，结果正赶上狱卒们大吃大喝，满桌吃不完的大块猪肉。狱卒们都慌了神，而王阳明细看囚犯吃的喂猪糟糠伙食，吃了一惊，居然连青菜萝卜都没有，囚犯们手中的破瓷碗里盛着的分明就是喂猪的糟糠泔水，而监狱里的养猪场只专供狱卒。王阳明继续深入调查，发现了更多不只这一家监狱存在的腐败等问题。
王阳明经过认真沟通研究，除炒掉那几个狱卒，还对监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不准养猪、加强巡狱，到打卡值班（每天上班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追究问责等，不仅仅正风肃纪改变了云南司法面貌，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推动改革。
王阳明随后被提拔，还是一名司法审判官，夜以继日开庭审案、披阅案卷，不仅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而且努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草菅人命的顽疾：比如偷瓜贼会被草率判成死刑犯，权钱交易又可让死刑犯大摇大摆被放走，等等。
尽管王阳明一身正气、呕心沥血、改革有为，却很难彻底改变明朝监狱的黑暗，更难改变当时朝廷的腐败，但客观上造福了百姓，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孔子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须要武备。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圣贤，文韬武略，做事遇到困难与问题时总在自问：如果是圣贤会如何处理？
随着一件件“事”上练就真本领，王阳明更加深切体证到满口都是圣贤话语，却不去实践，不是真正的“知”。同样，熟读经典、文章精彩，若不通实务、不能经世致用，也不是真正的“知”。人只有在磨练中才能成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熟，这就是在事上磨练的含义。也就是要培养活智慧，而不做死学问。
王阳明曾说过，他之前强调要在“事”上练，后面发现这还不够，于是提出“必有事”的概念。什么叫“必有事”？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练心，有事无事，此心要遵循良知的指引，“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
“事”上练，练的不仅是如何把事做好，更是端正发心。心不正，意不诚，事情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孔子不屑的“乡愿”——见君子媚以仁义，见小人甘愿同流合污。
一位弟子试图学着“事”上练，却感觉苦不堪言，向老师抱怨说：“老师，（做）功夫太难了！”
王阳明先生幽默一笑：“常快活，便是功夫。”
只有心里时刻充满光明的欢喜，才会有这样的“常快活”吧！
正如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技巧？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
他还举例说，其实面对气势汹汹的叛军，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王阳明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连说四次，那人才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这就需要“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八字真言妙用。
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官署格竹、江北诀囚、弹劾刘瑾、被陷遭贬，依然对真理追求不变，直到龙场悟道才开始走向光明。此后，赣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乱，在一件件具体“事”上练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人可以通过修身磨砺而成就一颗通透光明无私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梁启超先生尊他为“千古大师”。
这才是做事“常快活”的真正力量和源泉，也是王阳明《为善最乐文》一文表达的诗意人生升华。
这就可以理解王阳明许多不离苦难现实的乐观主义文章了！
比如，在王阳明被贬龙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王阳明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事”上练就真本领，“事”上磨出光明花。
第六堂课：品德修为“致良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这是“致良知”诞生后王阳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
王阳明活了57岁，龙场悟道那年他37岁；提出“致良知”是在49岁，至死不渝。
王阳明曾写过多首良知诗，比如“尔身个个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是“盗贼也有良知”。
据说王阳明在庐陵担任知县时，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说：“要杀要剐随便，别废话！”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太热了，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撇撇嘴不以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
大盗愣在那里，尴尬摆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随着王阳明的循循善诱，大盗低头叹服认罪。
连大盗也有可觉醒的良知，何况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圣贤之道。
“致”即“正心”，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过程，去掉不良杂念“人欲”“不假外求”“求诸内心”。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人的主体自觉，是与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紧密相连，是以良知标准评判和衡量个人与社会善恶的是非标准。
1527年，在王阳明受命出征广西平乱行前，作《别诸生》一诗，“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致良知”三字无病，是孔孟圣学的“一点骨血”，是心学的要核。而“良知”不离日用，无时无处不在，只有按“良知”行事才有光明前途。
“致良知”是心学核心，也是做人智慧。作为心学最高概括的“四句教”，可以说是通俗的诠释：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
王阳明把“致良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他说：“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潜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
正像王阳明另一首良知诗中的一句所说：“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
心学至为高明，直通大彻大悟；心学也至为平实，不过就是八个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那些自以为聪明高明的人，全都掉进了坑里一生爬不出来。
对于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心学，到底师传儒释道哪一家？王阳明用“三开间一所房子”形象解答：三家实一家，后世儒家不知道三间房子都是儒家的，却把左边一间划分给佛家，把右边一间划分给道家，自家甘愿占据中间一间厅堂，这是把自家的东西送人了。
圣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儒家、佛家、道家的学问，都可归于心学一家学问，而心学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知行合一”。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为学做人”教育学规中，王阳明把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四条路径，鲜明总结了出来：
一是立志，坚持不懈，专注精一，目标圣贤。
二是勤学，勤确谦抑，不骄不躁，为人诚恳，表里如一。
三是改过，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错误。
四是责善，劝善真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四条中，“改过”一条尤其难能可贵。王阳明是从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断改过致良知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三不朽”的圣人，而细读王阳明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给弟子们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还拿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误，劝诫弟子汲取教训，谦抑自叹“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气不及人”等，这是极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们忽略的。
王阳明在《寄诸弟》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晚年，他语重心长给正在长大成人的养子正宪书写了一个扇面文章《书正宪扇》，也是要求其严于自律、去“傲”改过。王阳明把“改过”与“立志”“勤学”“责善”，当作优良家风不可分割的几个部分。传承人品好、重道德、做学问的祖父和父亲，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的成才教育思想。在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中，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在科举考试中有所成就，而是欣赏和鼓励孩子向上向善的那份上进精神，体现了他希望后辈全面发展的思想。
至善无尽，知行无尽，王阳明提出的这四条路径，都是自己蹚过生死路体证出来的。他的心学也是安心放心、养精气神的身心之学，保证了“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从孝悌亲情到尊师重教、交友重情、平等待人，王阳明的品德修为体现在“为学做人，为官做事”的点点滴滴。
比如，有人因王阳明新婚之夜跑到道士那里求道一夜未归，怀疑他的爱情观。而纵观一生，王阳明是一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人，在狱中他直抒胸臆写了一首《屋罅月》，倾诉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最后四句情深意切、荡气回肠：“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王阳明的一生，坚持践履“万物一体”的社会、人生理想，寄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庙堂”与“山林”意识并存，“书剑”与“道法”同在，“仁者乐山”与“智者乐水”兼备，“静坐调息”与“箭无虚发”不二，留下大量诗歌、散文和书画作品。这些无疑都陶冶了王阳明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
对王阳明来说，治国亲民的最高境界是“仁境”，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则是王阳明一生所向往的“颜回乐境”，心灵进入万物同化的浩渺世界中。
中秋月白如昼，王阳明令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直追尧舜圣贤。渐渐地师生自得狂欢（今天可能就是“嗨”翻了吧），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王阳明见大家兴致很高，悄然退一旁即兴作诗，《月夜》一首连一首，“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诗如泉涌。
这样的场景虽然不多，也足以显示了王阳明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真诚有意思的人。37岁龙场悟道后，更把仁爱之情化于和谐处理各种关系中。
比如，确定了自己能够调节控制情绪的爆发，他同随从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坐一旁远离他们。事实上，只有在控制自己之后，他才能去照顾别人。只有通过照顾别人，他才能更多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平常是随从伺候他，而现在他不仅自己动手干粗活，而且还自愿承担了照顾随从的工作。
真正悟道后，如王阳明在一条船上告诫弟子的，良知如光明，光明无处不在，在烛光中，在空中划的圆圈中，在船外的湖水中。
而王阳明最后的遗言，也是在一条缓缓前行的船上：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渡船，于是具有了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意义。王阳明先是以“万物一体”为道德逻辑的出发点，从而推论出良知自在人的心中，如同光明始终都在人的心中，此岸即彼岸，船可用亦可舍。
在王阳明晚年的《大学问》中，更是把品德修为“致良知”当作工夫学问，“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而这份诚意、正心，推己及人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超越了过去的一些儒家学说。某种意义上，其教养建构的历史文化活动，不仅要维护人的自然生命和生态和谐，同时也要提升人的文化生命和大同社会。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尽管只留下一篇当时与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等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的，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充满暴戾之气的21世纪，王阳明心学相当于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往前走的这一批人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所有人急需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
王阳明认为，尧、舜、禹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证其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王阳明追求圣贤、追求光明的一生，同样也是一个生动的注解，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切入点。
虽然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传奇，但他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苦有乐、有彷徨有挫折的普通人，他从小立志，以“人人皆可成圣贤”的人生追求；以济困救世、明德亲民的家国情怀；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的宽阔胸襟，事上磨炼敢担当，知行合一“致良知”，成就了一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业。他的成长成才，对于新时代青少年有很多教育启迪意义。
（注：此文不是学术论文。尊重经典原义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一些古文进行了通俗白话转化，不妥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