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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0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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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不只是“鬼节”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9月01日   10 版)

    中元节放河灯。视觉中国供图

    中元节,即民间俗称的“鬼节”,因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又称七月半、七月望。中元节的节名来源于道教,佛教称为盂兰盆节。尽管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中元节的最初来源,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

    自古以来有“秋尝”,佛教带来“盂兰盆节”

    文化考古学者宋兆麟在《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中认为,关于中元节的起源传说,比较可信的是源于一个祭祖的节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道二教的渗入,最终形成中元、盂兰盆的节日形式。而祭祖,又和“秋尝”密不可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祖是儒家政治理念中的重要传统。农历孟秋七月,作物成熟,我国自古就有在此时举行祭祖仪式的传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古者岁四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古人春夏秋冬四时均要奉祭先祖,七月奉上新收获的瓜果蔬菜和黍稷等谷物粮食,谓之“秋尝”,又称“荐新”“尝新”,即秋天让祖先尝新之意。以“秋尝”祭祖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和宗法伦理,成为儒家“孝道”的核心内容。

    “秋尝”仪式时,四邻乡亲还会聚在一起,品尝丰收的成果,迎接收获的秋天,这一节俗具有收族敬宗、凝聚亲情的作用。不过当时,“秋尝”祭祖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在七月十五,后来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介入,才固定在此日。

    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时,仍坚持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不受礼教约束的无君无父原始教义,与注重血亲人伦关系的儒家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极大影响了佛教的传播。后来,佛教入乡随俗,以盂兰盆会的形式与传统“秋尝”习俗相结合,形成富有中国伦理文化特色的佛教孝亲节——盂兰盆节。

    “盂兰盆”一词来源于汉传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为“解倒悬”之意,即将人的灵魂从困厄中解救出来。《盂兰盆经》讲的是佛祖弟子目连想救母亲出恶鬼道苦海,佛祖告诉目连,你母亲罪孽深重,仅靠你一人之力无法救赎,你需在七月十五敬设盂兰盆,用百果饮食供养十方僧众,依靠他们的合力才能救出母亲。依照佛祖的指示,目连救母成功,后推己及人,向佛祖建议,一切僧俗弟子欲行孝道者,都可以在七月十五供奉盂兰盆,救赎现世以至七世父母,由此形成七月十五盂兰盆节。

    根据学者张弓先生等人的研究,早在两晋之际,盂兰盆节就流行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寺院中。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载,“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非,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告诫子孙可以借助盂兰盆节报答父母恩情,表达孝心。

    南朝梁武帝曾于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后“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据成书于这一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时人“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采镂缯,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过盂兰盆节还是中元节,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问题

    不久,道教也将七月十五纳入自身理论体系,为之注入“中元”意义。在道教的信仰世界中,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是天、地、水“三元”,形成道教信仰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分别主管赐福、赦罪、解厄事宜,其诞辰分别为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是为“三元日”。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水官解厄。道家经典《玄都大献经》中甚至有地官于七月十五日点灯燃香,采集花果,供养道士讲经说道救赎恶鬼的故事,与《盂兰盆经》十分相似。张弓先生考证,《玄都大献经》应是受到《盂兰盆经》影响。

    据《修行记》,“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夜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已经故去的祖先会在中元日回人间,看望子孙后代,其他孤魂野鬼也会出来捣乱。中元节被称为“鬼节”,正是由此而来。人们为免遭不测,要在中元节祭祀祖先,燃烧纸钱,既表达孝心,也给孤魂野鬼些许安慰,换取人间生活安宁。道教地官赦罪信仰,遂演变为中元节祭祖孝亲的节俗,展开了与佛教的信仰争夺。

    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都极力向七月十五的节日渗透,但佛教影响力更大,盂兰盆节一直压过中元节一头。李唐以道教为国教,中元节与盂兰盆节不相上下。唐朝官员可以在中元节休假一到三天,玄宗曾下令官员在中元节赴道观诵经修斋。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王建“看著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李商隐“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就是当时中元节庆的写照。

    但在当时的民间信仰中,盂兰盆节仍超过皇室支持的中元节。据日本遣唐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

    而以“灭佛”著称的唐武宗为抬高道教地位,“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尽搬到兴唐观,祭天尊”,下令将各寺院的盆供物品都搬到道观兴唐观中“十五日天子驾幸观里,召百姓令看”,武宗不仅亲自驾临道观,还强制百姓捧场。百姓骂道“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武宗“怪百姓不来,诸寺被夺供养物,恓凄甚也”。

    从北宋开始中元节取代盂兰盆节,从皇宫走向街巷

    到了北宋,因皇室对道教的尊崇,加上“盂兰盆”名字由梵语音译,较为拗口晦涩,而“中元”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时节特色,中元节遂取代盂兰盆节,成为七月十五日的节日名称,“六宫最重中元节,院院烧香读道经”。

    北宋城市商业繁荣,中元节从皇宫寺观走向民间街巷,祭祀对象从高僧神仙重新回归为自家祖先,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据北宋末年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中元节前几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人们在集市上购买纸糊的鞋帽衣服和纸钱等。

    “秋尝”的仪式也恢复了。在中元节前一天,人们准备好楝叶、麻谷窠儿、鸡冠花等,“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在中元节当天早上,人们把穄米饭、转明菜、花花油饼、馂豏、沙豏等素食放在供桌,取请祖先“秋尝”和告成之意。各家“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用竹子做成盂兰盆的形状,在里面焚烧纸衣纸钱告祭。朝廷也举行公祭大会,祭祀前线阵亡的将士。

    晚上,祭祀仪式基本结束,人们成群结队到勾栏瓦肆逛夜市,在舞台前观看“目连救母”杂剧,“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市井之中美食云集,热闹得如七夕节一般。据南宋《梦梁录》,官府还要在河边放万盏莲花河灯,“以享江海鬼神”。

    中元节时,虽已入秋,但在某些秋老虎发威的年份,天气还比较炎热,南宋杨万里就曾感叹“今朝道是中元节,天气过于初伏时”,以致“小圃追凉还得热”。为避溽暑,他只有“焚香清坐读唐诗”。

    赏湖山、放河灯,明清的节日气氛更加世俗

    明清时期,中元节习俗基本上不超过宋人范围,但节日气氛更加世俗,百姓娱乐游玩兴趣更浓。明万历年间,文人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中多次记述他于中元节到西湖赏湖山风月之事,有时还夜宿湖中,观“夜月佳甚”。

    明末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摹杭州人中元节夜游西湖盛况,全文厚人薄鬼,开篇即言“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是夜,张岱与友人“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充满情趣的世俗情怀跃然纸上。

    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绿树阴浓,青禾畅茂,蝉鸣鸟语,兴助人游”。放河灯更是盛况空前,“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都中小儿亦于是夕执长柄荷叶,燃烛于内,青光荧荧,如磷火燃。又以青蒿缚香烬数百,燃为星星灯。镂瓜皮,掏莲蓬,俱可为灯,各具一质。结伴呼群,遨游于天街经坛灯月之下,名门灯会,更尽乃归”。清人甚至有“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之说。

    中元节令人怀念的不止先祖,还有半路分手、远赴黄泉的亡妻。纳兰性德在中元夜半,想起亡故不久的爱妻卢氏,伤怀不已,“手写香台金字经,惟愿结来生”,亲手抄写佛经,祈求佛祖能让他与卢氏来生再结连理,再续前缘。然而佛经抄了一遍又一遍,爱妻也不能起死回生。纳兰“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万千愁绪无人可诉,只有到池塘边为爱妻点亮一盏小小荷灯,“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9月01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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